曾有理论家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研究当代文学的，但以整个古老民族的文化传统来探寻当代文学的足印，似乎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是一种勃勃的“野心”。企图在五十年当代文学的踪迹中，寻找到一个民族留下的浓烈气味，它的生活与灵魂的背影，它绵绵不绝的生存智慧与苦难，这太不容易了，作者需要冒险精神和坚韧的力量。这一切，李运抟先生做到了。他的新著《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化旅程》，成功地完成了一次文化的探险，使我们在当代文学中领略到文化久远的奥秘，在文化中体悟当代文学的魅力。这种双向的寻找，实际上是一次打捞中华民族积淀的记忆，是一次互相的投注与认识，是一次久违了的“寻亲”，认祖归宗。
一般人只是认为，当代文学的五十年风雨是受制于政治气象，其实，这是一种表象的结论，李运抟在对当代文学的多年研究中，终于发现了这文学中文化的状态和特征，文学流派，重大文学现象乃至文体，无一不浸透了文化的体液。由此，李运抟的研究由文化观念、文化环境和文化视野为切入口，进入到光怪陆离的当代文学中。长期积累的大量阅读和思考，需要丰富的活词典似的旁征博引，的确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但是，慢慢地，我们的阅读就进入了历史，历史的线索使我们自然而然地看到了文化环境的时段性，大一统、文革、改革开放后充满变革和碰撞的文化时代。也就是说：文化的倾覆、反倾覆，本末倒置、正襟危坐、爆炸、变形，等等文化的脉搏，都在触手之间。
李运抟对文化的思考是极其严肃和犀利的，充满了批判的锋芒。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因而种种的观点都一针见血，发人深省。比如他对“颂歌文学”的文化意识进行的剖析，他认为这种历史悠久的阴魂之所以不散，主要是知识分子的依附意识、封建文化的奴性心理作祟。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文化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对八十年代兴起的寻根文学，李运抟在这部专著中也有独到的认识，他把寻根文学分为三种文化态度，即文化批判派，文化改良派，文化保守派，这种分类是颇新鲜的，但是在分析了三派的优劣之后，他认为如今的寻根作家，也无法望其鲁迅之项背。这种原因是因为寻根作家还缺乏对传统文化弊病的批判力度，有的人还寻到了小农经济文化中去，并由衷地赞美它，李运抟对此是极清醒地否定的。而对诗歌五十年历程，李运抟为我们划出了一条清晰的线路，这就是：专制——颂歌——愚民——觉醒——迷惘。这是开先河的研究成果，观点独到，结论新颖。特别是他对文化散文的研究，更让人耳目一新。李运抟是研究当代小说的高手，可是在此部专著中对散文却发表了许多与众不同的见解，他研究了余秋雨、柏杨、李敖、巴金等，他认为好的“大散文”“应该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以此来揭示历史的顽症、社会的弊病和批判现实的丑陋。”摆脱“甜腻、浅薄、封闭、虚空并打破一统思维的桎梏”。而他对报告文学的文化意义的认识也非常高旷、深阔。照他看来，近二十年来，报告文学成为了文化启蒙的一种有力媒介，它表现在一是对传统文化糟粕激烈的批判意识，二是破除当代中国人的现代迷信意识，三是弘扬科学与民主意识。这“三位一体”使得新时期报告文学异军突起，走上了巅峰。这是很中肯、到位的评价。
李运抟对当代小说平民形象文化解析，则也花了相当的工夫。中国文化，也就是民族心灵的种种梦想与骚动，都纳入他的视野，平等、知足、忍耐、从众、尊严、隐私、乡情、权力欲、私情等等这些看起来普通而实则深绵、博大的字眼，成了他解开当代小说文化密码的钥匙。让我吃惊和叹服的是：这些文章，完全可以当作文辞优美，结构完整的文化散文来读。关于平等的梦幻，关于忍耐的美丑，关于从众的代价，关于尊严的呼唤，关于对私情、愚民和扭曲的权力的洞悉与剖析，往往在学者式的睿智里透出哲人般的冷隽和诗人的激情。虽是学究式的文章，却无半点学究气。可以想见，为梳理当代小说中的众多平民形象所显示出来的具有共性的传统文化特征，李运抟所付出的努力、花费的心血肯定惊人，在文体上，行文方式上也可以说是独辟蹊径。
总之，这本书作为一次文化之旅的探险，是美妙的，它通篇所透出的学术气氛是前瞻性的，开拓性的，是文艺理论家们少有人涉足的区域，也显示出了李运抟先生学术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对于一般读者而言，慢慢读进去也饶有趣味，作一次中国传统文化的沐浴，会使我们认清自己，也更容易理解当代文学的精微，读完此书，会有豁然开朗的感觉。我以为，此书是一本有很高学术价值，又同时具有阅读魅力的美文，是李运抟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
见识·激情·机趣
——读樊星《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
研究文学的文字，不必一副老腔老板，诲人不倦的迂儒风度，文理晦涩，语辞艰险，哪能给读者及学人以研究之妙，切磋之趣？今读樊星《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的专著，洋洋二十三万言，竟能一口气读完，实乃不多。今日读樊星，读到的是满纸机趣与激情。
一本专著，以地域文化来给当代作家找位置，自是一项浩大辛苦的工程，从南到北，从古至今。翻寻文化的老底，辨识民粹的殊异，回照作家的笔韵，没有纵横捭阖的的学问根基，休想撒云收虹，激流纵舟。以地域文化来横扫文坛百家，梳理新时期（并观照现代）文学的发展和作品脉络的著作，当是樊星第一家独辟蹊径的研究。
我曾在多年前说过：“对故土文化的观照是一种高尚境界的激动。”纵观世界之大家，莫不与故土的文化有关。大江健三郎正是因为发现了“峡谷村庄”的文化结构，才有《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福克纳钟情他的南方小镇，始有《喧哗与骚动》；而马尔克斯，深深体会到拉丁美洲的孤独，才使魔幻现实主义呈现世纪的辉煌……读樊星，读出他提纲挈领，颖悟文心的研究方法。诚如他所说：“地域文化是一股塑造民性、塑造文学的伟力。”于是“不止于‘究天人之际’”，如此地坚信与虔敬，便将浩浩南北文化、黄土红土黑土，崇鸟崇龙崇天皆铺展于纸上。读之使人觉得他对北方文化的敬仰，对南方文化的赞颂。
敬仰者，他对北方文化剥笋细研后感叹其深厚、博大、遥不可及的折服：张炜、张志承、史铁生等人之作“维系了文坛的平衡，展示了北方精魂”。齐鲁的悲怆及道德的强化力量；秦晋的悲凉熬磨出的忠厚与忍从；东北粗犷、率性和泛灵的信仰；西北高原壮美的血性与血气；中原大地的朴实与狡黠，组成了文坛雄浑的黄河之歌，理想之号。樊星预言：“人类永远离不了崇高的理想，离不了刚烈的心情，因此北方文化的精神是不可衰亡的。”
而赞颂者，因为樊星即为楚人，对南方文化和由此滋养的作品，难于掩饰他的喜好之情，率真、温暖、身临其境的评论，挟带着感情的恣意与呼啸。并且从南方作家们的字里行间中品出了一股特别沁心的“南方文化意味”，樊星以惊跃击节之语总结道：“由探讨南方文学的文化意味到进一步确认文学的不朽，真是一次令人愉悦的精神旅行。”何以从南方的文学总结出文学的不朽？樊星在专著里对楚国（两湖）作家尤其偏爱，他惊叹于楚风小说如韩少功、王振武、刘恪、陈应松一干人所展示的浪漫神奇、惊采绝艳。也对吴越作家如王安忆、苏童、叶兆言、范小青、陆文夫等人细腻委婉的文风和作品透出的冲淡、逍遥的生活态度相当赞赏。而对巴蜀鬼才们如流沙河、邓贤、魏明伦以及川江湍奔似的诗人群落之轻疾精敏的文风举手加额。
北方有北方的皇城、古肆，南方有南方的商埠、闾巷。城市有最顽旧的古风，也领最现代的时尚；是思想的激越之地，也是人性的肆虐之所。作家亦如民工之潮，百鸟投林皆聚集于都市，掘金展翎，亦歌亦噪。文坛风景，城市得十之八九。樊星于是在这部专著里，花大量笔墨评点研索了南北城市文学的主要代表京、海、津、汉、苏。并提出“中国城市文学”一说，有别于过去的“中国乡土文学”。樊星此举既是研究的不与俗共，筚路蓝缕，也是心有所得，情有独钟，性之使然。
说性之使然，樊星此专著的大部分章节完全可以当作散文、随笔来读。怡情怡性的民风民俗及方言，无一不有清趣雅韵。古（历史）今（作品）糅成一体，旁征博引，搜奇探骊，满纸见识，既有书卷气息熏蒸，也有传奇风格漫萦。如“齐鲁文化之谜”、“东北的虔诚：泛灵的信仰”、“说不清的河南人”、“俏皮话：川味幽默的结晶”、“北方的气象”、“南方的风景”、“北京之魂”、“汉腔”等等，节节篇篇。可以让人把玩而不烦腻枯燥，生机盎然。
说性之使然，还有樊星注入其间的感情。学究式的理论，大多以公允和理性让人肃然起敬，畏而远之，然樊星的行文却诗性勃勃，一腔烫语。前有所引，今再引几例。如他对齐鲁作家莫言、张炜的作品分析后说：“他们的千呼万唤，浓墨重彩总免不了给人以某种近似于善良到了天真的地步的感觉。”此忧虑伤激之情溢于言表。如对西北张贤亮、张志承、周涛的美文鉴赏之余呼唤文坛“以呐喊去取代呻吟，以壮歌去冲击呓语，以血性去反抗惰性，以豪情去迎接新世纪的朝霞”，真是酣畅淋漓。对绚烂楚文学的复活“不仅天然具有无与伦比的活力，而且与当代人崇尚自由、人性解放的时代精神一脉相通……楚风楚魂的复兴，就是这样加入到当代文化主潮的流程中的啊！”“在未来的二十一世纪文化史上，楚风的复兴将注定显示出至深至广的文化意义。”这等议论，如水鸣峡，率然出之，本身就是楚风的申张，骚辞的余韵。
樊星这本专著中，我以为探险之深在齐鲁、楚风、吴越（苏味）三章，令我偏爱。此三章恰好正中儒（齐鲁）、释（吴越）、道（楚风）三家之精髓，不知樊星是有意无意否？中华文化之魂，附当代文学之体，所显示出的灼灼光芒，被樊星一番苦心孤诣，扫翳聚焦的劳作后，更令人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