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玖
1999年，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齐。这部著作12卷，22册，1400万字，是到目前为止部头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这年，恰是白先生90华诞。白先生为这部著作花费了整整20个春秋。在20世纪末，这样一部详尽的中国通史的出版，的确是中国史学界的大喜事。国家主席江泽民特地向白先生发了贺信，对白先生在耄耋之年取得如此成就，表示敬意，并号召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加强对历史的学习。多卷本《中国通史》在白先生的学术生涯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研究大通史的编纂及其史学思想，对深刻领会白寿彝先生的学术思想，认识白先生的学术贡献，都是非常必要的。
一、大通史——一生治学的最高追求
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白先生辛勤耕耘，勇于开拓，在许多学科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这些学科有中国伊斯兰教史、回族史、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国交通史、中西交通史、中国史学史、中国通史以及中国历史文献学、中国民俗学和史学理论等。晚年，主要集中在中国通史、回族史、中国史学史三个方面。白先生1987年曾对自己的学术工作总结道：“现在我的学术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个是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一个是主编回族人物志，……还有另一方面的工作，就是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工作。”并说“像这样的情况，都是当初所想不到的”①。实际上，这种治学局面的出现，是他一生治学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其中，中国通史在里面占据核心的地位。
白先生研究回族史起步很早。1935年，他才26岁，就创办《伊斯兰》半月刊，并在此刊第4期上发表《中国回教史料之辑录》，论述回族史研究的重要性及收集史料应采取的步骤，开始了他研究回族史和中国伊斯兰教史的学术生涯。解放前，他发表的回族史和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方面的论文和著作主要有《回教的文化运动》（1937）、《中国回教小史》（1942）、《元代回教人和回教》（1942）、《中国伊斯兰史纲要》（1946），编有《咸同滇变见闻录》（1942）、《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1948）等。白先生的这些论著都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表的。当时，国民党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根本不承认回回是一个民族，只承认是回教徒，若说回回是一个民族，会招来各种各样的迫害，其研究成果亦难以发表，在这种情况下，白先生研究回族历史，不得不使用“回教”的提法。第一次把回回称为民族是1941年延安出版的《回回民族问题》一书。解放后，白先生也使用了新的提法。但白先生在基本观点上，与《回回民族问题》是一致的，并且在材料的占有方面，更加丰富，更有说服力。关于回回民族的来源问题，回回民族的形成问题，回族与伊斯兰教的关系问题，都是前人未曾解决的问题，白先生在其论著中，均给予富有说服力的回答。他在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的许多研究成果，都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解放以后，白先生在回族史方面发表了更多的研究成果，如《回回民族的新生》（1951）、《回民起义》（1957）、《关于回族史的几个问题》（1957）、《回回民族的形成和初步发展》（1957）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指导编写《回族简史》。随着他史学思想的成熟，他还提出用综合性的体裁编写多卷本的《回族史》，认为《回族史》应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要把我们回族史有关的基本材料加以论述，同时对于回族史的研究过程加以论述，把已有的回族研究所经历的行程以及达到的水平，提出的问题，提出来”。第二部分“把回族的历史发展的整个面貌按照历史顺序写下来，其中包含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当然也包含宗教等等方面”。第三部分“可以写回族的各种制度。回族的团体，回族在经济、政治方面的各种有特点的、有民族性的一些东西，可以摆在这儿”。第四部分“写传记。把历代的人物传记都写上，写正面的，也要写反面的”②。他主编完成的四册《回族人物志》，就是元、明、清、近代四个时期的回族人物传记，实际是他设想的多卷本《回族史》的第四部分。
白先生的中国通史研究与他的回族史研究，可以说是并驾齐驱、相互促进的。从时间上看，白先生的回族史研究，起步更早一些。由民族史而中国通史，使得他对中国通史的研究视野更加开阔。
白先生研治中国通史，可以追溯到1936年《中国交通史》的撰写。《中国交通史》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中的一种，是近世以来第一部交通史专著，出版以后，得到较高的评价。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曾说到它，认为它是王云五、傅纬平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中的“精善的”一种。这本书虽然不是中国通史类的著作，但对白先生治通史却有相当大的影响。几十年后，作者这样回忆道：“从我个人治学的进程上看，本书的写作，有它积极的意义。我对于通史的兴趣，对于划分历史时期的兴趣，对于寻找时代特点的兴趣，都是从写这本书开始的。”③《中国交通史》是一部交通通史，作者首先遇到的是断限问题，其次是分期问题。在断限方面，作者从夏写到最近（1936年），内分五期即先秦、秦汉、隋唐宋、元明清、通商以后，并分别指出各期的特点，目的是把“这样长的历史写出个头绪来”。通过这本书的撰写，白先生既获得了治史的趣味，又在治史方法上进行了探讨和实践。紧接着白先生1938年开始进入教育界，先后在桂林成达师范学校、云南大学文史系、中央大学史学系任教。解放后，调入北京师范大学。在50多年的讲台生涯中，中国历史始终是他担任的重要课程之一，如1940年在云南大学，他讲授中国上古史；1942年，在重庆中央大学开设春秋战国史；1948年，在南京中央大学讲授中国通史，始用缪凤林的《中国史略》为教材，后改用自己编写的讲稿。在北京师范大学，从1950年到1966年间，他几乎讲遍中国各个时期的断代史。50年代，他带领历史系中国史教研室，努力改进历史教学，为外系开设中国通史。在这个领域长期的耕耘，使得白先生在中国通史方面有着深厚的积累。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把大量精力用在中国通史撰述上，决不是偶然的，是由几十年的教学和研究作基础的。
白先生研究中国史学史始于20世纪40年代。20世纪40年代初，他在云南大学讲学，在文史系主任楚图南的建议下，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早在1928年，他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是《整理国故介绍欧化的必要和应取的方向》，呼吁整理国故的学者们从事系统的工作，组成各种专史，以创造新文化，并主张中西并用，取其所长。也就是说，这时他已有了创造新文化，必须善于总结传统文化，正确对待文化遗产的思想。现在看来，这篇文章对他一生的治学特别是以后走上研究史学史的道路，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20世纪40年代初，他之所以鼓起勇气，敢于承担这门新课，从这里可以得到一些解释。中国史学史学科，是梁启超在1926—1927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提出的。20世纪30年代，只有很少数人在大学里开设这门课程，没有专书，更没有教学大纲，学者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讲授，彼此之间的交流很少。对史学史的讲授，大都是一部史书一部史书地介绍，史部目录解题式的气味甚浓，“史”的特点不突出。白先生在讲这门课的时候，也没有摆脱这个局限。他一边学一边讲，第一次讲到唐，第二次讲到清，对一些重要的史书，重点研读，详细讲述。他对这种史部目录学式的讲法并不满意，认为就像许多珍珠，缺少将它们贯穿起来的线，但讲授该课毕竟促使他将中国史籍系统地摸索了一下，并下功夫读了一些名著，为此后的史学史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1943年，他读到朱谦之在1934年发表的《中国史学之阶段性的发展》，很感兴趣。朱氏将中国史学的发展分成三个大的时期，即故事式的历史时期、教训式的历史时期、发展式的历史时期。每个时期又分为几个阶段。白先生在讲授中，吸收了其中的观点，试图找到贯彻中国史学发展的线，但依然没有成功。白先生40年代的讲义已无从看到，今天我们看到的只是1946年5月在昆明五华书院发表的学术演讲——《中国历史体裁的演变》。白先生将中国史书体裁的演变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哀公十四年孔子作《春秋》到汉建安五年《汉书》成书时止，相当于公元前481—公元200年，约680年。此期史书体裁的主潮是编年、纪传二体之确切的建立。第二时期是从曹魏建安五年《汉纪》成书到唐贞元十九年《通典》奏上，约相当于公元200—803年，约603年。此期的特点是断代史的著述普遍地发达。第三时期从杜佑奏进《通典》起，到明末止，约相当于公元803—1644年，共840年。这是通史时期。第四时期从明末到近世，约300年，是专史时期。这样的分期，是从史书体裁本身在演变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特点来划分的，突破了简单地以朝代作划分标志的格局，是作者试图系统地揭示中国史学发展的脉络和规律的反映。20世纪40年代，有关中国史学史的专书已出版了几部，如魏应麒的《中国史学史》、王玉璋的《中国史学史概论》、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特别是金著《中国史学史》，以“叙事详尽”、功力扎实而著称。白先生在佩服金氏的博闻强识和驾驭材料能力强的同时，对金氏重在解题，把精力过多地用在书目考据上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表明白先生对史学史的做法，有着更高的要求。解放后，白先生矻矻以求，向新的高度进发。而唯物史观则成为他攀登史学史研究新高峰的重要阶梯。
由上述的白先生的治学经历可知，白先生在回族史、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方面具有长期的学术积累。他在晚年把精力用在这三个方面，实在是他的学术发展所使然。
白先生晚年不止一次地说，他自己是到了70岁时才坐下来真正作学问。事实上，在70岁以前，他早已在多方面卓然成家了。但他这样说并不仅仅是谦虚，而是对自己的学术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一方面反映了他的学问欲极强，壮心不已；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的学术工作又进入一个新的境地。
透过白先生的学术历程，不难看出，他70岁以后的著述表现出总结性、成熟性和继续创新性三个特点。这些特征是相对其此前的学术而言的。所谓总结性，就是说这时期的著述，与前期的研究有紧密的联系，是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前期的研究因为工作的关系不免分散，面铺得太宽，还不成系统，而此时则逐步集中，走向系统化。白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中国通史·导论卷》、《史学概论》以及所著《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应该说是作者在通史、史学理论、史学史等方面带有理论总结性的成果。所谓成熟性，就是过去对这些问题的认识，由于时代的局限或认识方面的原因，存在一些不全面、不完善的地方，此时通过继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自由安宁的学术环境下，对问题的认识趋于全面、深刻了，观点基本稳定，并得到史学界大多数人的赞同。所谓继续创新性，是说这时期的学术成果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许多新的拓展，并在更高的层次上又开辟了新的领域。如在回族史方面，提出撰写多卷本通史，并部分地付诸实施；在史学史方面提出史学史的分支学科建设问题、加强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等等。
白先生在学术上进入新境界的更为突出的表现是他所从事的三个主要领域的高度统一和融合。回族史、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三者相互联系，共建规模。白先生早年在回族史、民族史方面造诣突出，由治民族史到研究中国通史，使他的视野既开阔又细致。他较早地觉察出我国通史教学中存在着无意的大汉族主义观点，1950年，他在《对于大学历史课程和历史教学的一些实感》中写道：“我们的中国通史，一直在内容上只是汉族史；以前是这样，现在也还是这样，我们的同道朋友，尽管平素反对大民族主义，但一等到讲五胡十六国，讲宋辽金元间的关系，讲元明和明清间的关系，你只要留心，你就会发笑，这个两千多年的老宝贝（大民族主义）便偷偷地爬到他嘴巴上了。”他提出：“在历史系课程里，必须重视国内少数民族的研究，必须提倡国内少数民族史的讲授。少数民族史的研究和讲授，逐渐地进步了，中国通史的内容也就可以逐渐地充实了。”④在《中国通史纲要》和多卷本《中国通史》中，白先生都明确地提出，中国通史研究和论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民族的历史。在多卷本《中国通史》导论卷中，他亲自撰写了其中的核心章节——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认为“汉族是主体民族”，在中华民族的长期历史中，汉族发挥着主导作用，但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也都有他们特殊的贡献。“从历史发展的全貌来看，全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才是主流”。白寿彝先生主编的通史著作，无论是小通史，还是大通史，在解决历史的主体和历史主体活动的舞台等方面，都显示出恢宏的气势。他对于民族矛盾、民族融合的论述，对于中国民族关系发展总趋势的认识以及民族融合的发展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关系的观点，都反映了他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和高屋建瓴的学术器识。所有这些，与他重视少数民族史研究都是分不开的。白先生在研究中国史学史方面的成就及对该学科的贡献，使他成为“史学史战线上的一面旗帜”。中国史学史是一门不断建设的学科，自然有它固有的研究对象。但白先生研究史学史，并不仅仅局限于学术专史之内，他是要通过史学史的研究，发掘我国史学中优秀的东西，承继在历史观点、史料学思想、历史编纂思想、历史文学思想等方面的优良传统，为建设新史学服务。多卷本《中国通史》的体裁，是白先生充分继承优秀史学遗产的基础上，在新时期的大胆创造。没有对史学史的研究，没有对中国史学的充分把握，一是不可能作出这种创造，二是即使有这种想法，也没有足够的底蕴进行实践。史学史研究是白先生学术中的一大宗，但在白先生的学术体系中，与中国通史相比，它居于从属地位。它是白先生的治史之“器”的重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