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在大学里讲授中国史学史的还有蒙文通、朱谦之等。蒙氏在四川大学讲中国史学史，他是一位经学史家，师承经学家廖平、刘师培等，他的史学史研究，以明变为宗，在史学转变处，着墨较多。他还认为史学与哲学关系密切：“哲学发达之际，则史著日精，哲学亡而史亦废。”○17他的史学史成就，在20世纪40年代受到顾颉刚的高度评价，说“前四川省立图书馆馆长现任华西大学教授蒙文通是治史学史最有成就的一位，虽然他不长于外文，但是他能批判接受西洋史学史权威的方法”○18。朱谦之20世纪30年代在中山大学讲授过中国史学史，曾发表《中国史学之阶段的发展》，综合黑格尔、孔德、伯伦汉的理论，将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分为故事式的历史、教训的历史、发展的历史、○19。他注意中西史学的对比和贯通，注意把史学史研究同当代史学的发展结合起来。
自20世纪20年代提出建设中国史学史学科的问题后，史学史研究就成为历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在整个30年代，并没有出版中国史学史的专门著作，史学史的内容，大都蕴含在史学理论著作中，如史学概论、史学通论等。史学史在这些书中的地位是附属性的，是为论述史学理论服务的。到40年代，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变化。40年代初，先后出版了魏应麒、王玉璋、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魏应麒在抗日战争前旅居日本，1937年春应上海商务印书馆之约，承撰《中国史学史》。抗战爆发后回国，先后在南京国立编译馆、福建省政府教育厅及厦门大学任职，他的《中国史学史》是在辗转播迁、流离奔徙的环境下，经过3年的努力才完成的。在该书自序中，魏氏提到了梁启超、何炳松，说：“中国史学史，前无作者，梁启超、何柏丞二先生皆有志为之。梁先生因多病不果，寻即下世；何先生以公务倥偬，亦未克躬自为此。”并说自己早有撰中国史学史之志，却“无缘专获登二先生之门有所请益；故今书中所述，皆余一人之己见”○20。王玉璋1936年秋曾在北京任教，住北海北京图书馆附近，常去馆中“批阅群书，恣意浏览”，在慨叹“我国历史著述之宏富”的同时，逐渐产生撰著“中国史学史”之念，并积稿20余万字。抗战爆发，文稿遗失。在大后方，他结识了金毓黻、蒙文通等，得到他们的指点，“俟后即以二先进之指示参以个人前此之所得，努力以致之”。“余为此篇，远宗梁先生之大义，而略为去取，以救研述之方便。借静庵先生搜罗之宏富，而取精用宏裁以自我史观之大义，而成一新系列”○21。从学术继承上看，魏应麒、王玉璋和金毓黻3人都重点提到了梁启超关于“史学史的做法”中的观点，并在撰写过程中，自觉地参考它，所受梁氏理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3位作者，应麒与金毓黻、王玉璋似乎没有联系。而金氏与王氏则是有联系的。王氏在写作时参看了金氏的讲义稿，个别地方袭用了金氏的材料乃至原文。
在魏、王、金三氏的《中国史学史》出版以后，傅振伦的《中国史学概要》、蒋祖怡的《史学纂要》、方壮猷的《中国史学概要》、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周谷城的《中国史学之进化》等又先后出版。这些著作，虽然篇幅不大，但也各有特色，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史学史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方壮猷和周谷城都注意区分“历史”和“历史学”。如周谷城说：“历史为人类过去之活动，属于生活之范围；史学为研究此种活动之结果，属于知识之范围。”○22这种对历史和历史学的自觉区分，表明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的观点已被学者运用于史学史的研究中，是史学史基础理论进一步提高的表现。
二
新中国成立后，整个社会和学术文化都处在一个转型时期。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沉寂期。1961年，以教育部召开的文科教材会议为契机，全国掀起了史学史基本问题的大讨论，史学史的学科建设迅速开展起来。北京、上海、广州、济南、武汉、西安等地召开了多次学术座谈会；学术刊物、报纸等也都热忱宣传和刊登讨论会的盛况和问题争鸣，有力地推动了史学史的普及，激发了史学界对史学史研究的兴趣。根据教育部的决定，中国史学史教材由白寿彝和吴泽负责编写。白寿彝负责古代部分，吴泽负责近代部分；西方史学史则由复旦大学的耿淡如负责，这样在全国就逐步形成了几个相对集中的史学史研究群体。
白寿彝在北京师范大学成立史学史研究室，编撰《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为编写《中国史学史》教材作准备。这一阶段，白寿彝发表论文较多，如《谈史学遗产》、《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寓论断于序事》等，都是影响比较大的文章。白寿彝曾在20世纪40年代初在云南大学开过中国史学史课程，并发表过对金毓黻著的《中国史学史》的书评，在肯定其成就的同时，对该著具有浓重的书目解题气味也提出批评，但白寿彝自己也没有找到编纂史学史的更好方法，并为此而困惑○23。白寿彝早年在燕京大学从黄子通读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国哲学史。新中国成立后，他接受唯物史观，努力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史学问题，与侯外庐学术交往密切，学术上相互切磋，曾为侯氏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撰写了“刘知几的进步的史学思想”、“元代马端临进步的历史思想”等章节。他对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的重视，为中国史学史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改革开放以后，在这一领域成就比较突出的学者如陶懋炳、施丁、邹贤俊、瞿林东等，就是他这一时期的进修学者或研究生。他写出了《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从远古时代写到唐朝中期的刘知几，这是他在这一时期的系统性成果。吴泽也招收了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如袁英光、桂遵义等，他们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中国近代史学史方面。吴泽早在新中国成立前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方面有一定的影响，著有《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与吕振羽、翦伯赞等有密切的学术交往○24。南开大学的杨翼骧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发表的《我国史学的起源与奴隶社会的史学》、《裴松之与〈三国志注〉》、《刘知几与〈史通〉》等都是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他也招收了史学史方面的进修学者○25。杨翼骧毕业于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大学期间姚从吾为其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其史学史方面的论文写作也亲受姚氏指导○26。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史学史研究方面比较活跃的还有刘节、齐思和、师宁等。正当中国史学史学科开展得如火如荼、不断取得成果的时候，“文革”爆发了。和其他学科一样，这门学科被打入了冷宫，史学史专家大都挨批受整，以致长达10年没有研究成果。
改革开放以后，史学史的学科建设重新走向正轨。“文革”前，史学史在高校历史系的教学科目中属于选修课，20世纪80年代中期修订教学大纲，该学科被列为必修课。1990年代，它与“史学理论”合并，成为一级学科“历史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即“史学理论与史学史”。20多年来，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所发表的论文和专著超过了整个20世纪前80年的总和，教研队伍进一步扩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培养，发展很快，专门从事史学史研究和教学工作的学者基本上读过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招收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或进修学者主要集中在素有史学史研究传统的几所高校和研究单位。它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兰州大学、杭州大学（现与浙江大学合并，成为浙江大学的一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白寿彝、吴泽、杨翼骧、张孟伦、仓修良、尹达等是最早招收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的导师。其中，白寿彝在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基本理论方面创获最多，在学术组织方面所起的作用最大，堪称20世纪后期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一面旗帜”○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