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剑平
白寿彝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教育家，《史记》研究是其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域。20世纪60年代，围绕《史记》研究，他先后发表和刊印了《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司马迁与班固》、《司马迁两题》和《中国史学史教本初稿》第二编第一章；20世纪80年代后，白先生发表和出版了《司马迁》、《司马迁与班固》、《〈史记〉新论》和《说“成一家之言”》；在临终前几年，他亲自审定了由陈其泰先生撰写的《中国史学史教本》秦汉部分。此外，白先生在其他论文和著作中多次提到司马迁和《史记》的诸多方面的成就。
《史记》研究是白先生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他在这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对建国以来司马迁及《史记》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白先生“以其独特的见解，启迪着人们的思维，对新时期《史记》研究方向的确定，起到了实际的指导作用”①。以下就白先生《史记》研究的特点和成就，作一简略探讨，以使人对其治学风格略窥一二。一、注重对《史记》进行“贯通”性的研究白先生研究《史记》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是注重“贯通”，他对《史记》产生的背景和司马迁所采用的编撰方法，从纵、横两个方面给予全面的贯通性的考察。
1．对《史记》产生的历史背景进行“贯通”性的研究
前人研究《史记》多就事论事，中国封建时代杰出的史学家刘知几、章学诚如此，中国近代的王国维、顾颉刚、余嘉锡更使用新考证法对有关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考证；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山人物梁启超输入西方近代新学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联系国际国内经济事例对《货殖列传》作了新的评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注重对历史发展的前因后果的探讨，翦伯赞20世纪40年代在《论司马迁的历史学》一文中、侯外庐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中，都注意对司马迁及其《史记》作宏观的考察，探讨了《史记》产生的社会原因和学术渊源，但他们对《史记》这样一部杰出的著作产生原因的分析，仍局限于司马迁及《史记》诞生前后。白先生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优良传统，对《史记》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
白先生对《史记》诞生原因认识的显著特点，是将其上溯至西周共和以来。他认为中国自西周末年至秦汉以来几百年历史的变化，引起了史学思想和历史研究的变化，“《史记》的作者一方面接受了当时经济、政治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又继承了过去几百年来史学思想和历史研究成就的传统”②。他论述了西周末年以前的宗教历史观，西周之际到春秋时代宗教历史观的变化，以及战国时代变法思想和秦汉以来历史观的发展变化；概述了西周末年以来历史编撰的发展和演变情况，从殷周时代的甲骨文、金文、《书经》、《诗经》谈起，又以《韩非子》、《吕氏春秋》、《墨子》等书引证的材料，探讨了春秋时代编年体的产生和发展概貌，最后概述了战国和秦汉时代历史编撰的新发展。如此宏观地探讨《史记》产生的条件，这在中国史学史上尚属首次，表现出白先生治史宏大的规模和宽阔的胸怀。
白先生对秦汉以来的社会及学术对司马迁的影响，从另一个层面上也给予了贯通性的全面考察。他指出：司马迁著《史记》的直接原因是为了实现其父的遗愿，而秦汉的社会条件对司马迁史学思想的形成亦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具体而言，司马迁遇上了前人未曾有过的秦汉以来的物质和社会条件，这成就了司马迁的历史学识；秦末农民大起义对西汉社会思想和司马迁思想亦有影响，汉武帝时代稳定的社会背后又有尖锐的社会矛盾，最终形成了司马迁的“异端思想”；司马迁的家庭和个人的不幸，“加深了他对封建专制统治的认识，加深了他对封建社会道德、法律和吏治的某些认识，从而对他的异端思想的成长有重大的影响”③。此外，“壮阔的游踪，为他打开了眼界，增长了阅历，使他有机会听到过去的故事，比较广泛地接触下层群众，有助于了解各地经济生活、风土特征和地理形势”④。
除以上客观原因外，主观方面，司马迁纵观古今学术，熟悉政治人物和政治情况，掌握了丰富的历史资料，这种渊博的学识是他著成《史记》的重要条件。白先生对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家”也作了历史性的考察，从而确立了司马迁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崇高地位。他对该问题进行了20余年的思考，明确指出：“创纪传体可以说是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一端，似尚未能尽其意。‘成一家之言’是在史学领域第一次提出了‘家’的概念，”“在史学领域里提出‘家’的概念，并在实践上实现了‘成一家之言’，这在司马迁是超越前人的成就，在史学的发展上，标志着我国史学已经规模具备地成长起来了”⑤。这就在中国史学发展的长河中对司马迁的崇高地位予以充分的肯定，白先生这一认识是建立在对“家”的概念作了历史的贯通性研究的基础之上得出的，为此他详细考察了从孔子之后，历经《荀子·非十二子》、《庄子·天下篇》到《淮南子·要略》中国学术发展的历程，最后断言：“称学派为‘家’，始于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家’的这个名称，是在‘家’的实际存在，经过几百年之后才出现的。‘家’有它实际的内容，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司马迁自称‘成一家之言’，是在史学领域里第一次提出‘家’字，这是一个开创新局面的史学家自觉的表现。”⑥
对司马迁撰著《史记》历史背景的全面深入研究，使我们对司马迁及其《史记》在中国史学史上杰出的地位，得以放在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予以认识，这对司马迁及《史记》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深化，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白先生以历史主义的态度，纵横贯通的方法，给司马迁和《史记》以准确的历史定位，既摆脱了当时一些学者将司马迁一味拔高的偏向，也未陷入一些人片面地从司马迁的所谓“地主阶级出身”出发，抽象地予以否定的偏差，这是白先生对司马迁及《史记》研究的重大贡献。对司马迁及《史记》产生的历史背景的全方位研究，也为先秦史学史和学术史的研究理清了线索，作了奠基性的工作。
2．对《史记》编撰上的特点予以全方位的探讨
白先生《史记》研究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就，关键在于他以一种宏阔的“通识”去分析和认识司马迁及《史记》，这在他对《史记》编撰特点的探讨方面亦有明确的反映。
白先生注意用“贯通”的眼光分析《史记》编撰上的特点。他对《史记》年代记述上的份量加以考察，认为体现出司马迁著史“以汉史为重”的特点，司马迁继承了自《雅》、《颂》、《左传》、《国语》以来，中国史学的“详今略古”传统，并加以发扬。白先生对《史记》“五体”的认识，突破了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是司马迁的创造的肤浅认识。他探究了本纪、世家、列传、表、书在先秦文献中的反映，明确指出：“五种体裁都是过去曾经有过的，但有意识地使它们互相配合并在一部书里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是《史记》的创举。”⑦白先生注意到司马迁对“五体”的继承，更看出司马迁的创造，他经过分析后认为：“从历史著作的体裁来看，司马迁把过去所有的体裁综合在一起，作了一个全面的安排，既提纲挈领，有本纪、有表、有书；又包罗了很丰富的材料，有世家、有列传。从历史内容上来看，安排得比较好，对读者来说，也可以做到各取所需。司马迁综合过去史体创立的纪传体裁，是他在历史体裁上‘成一家之言’的地方。就这一方面来说，是前无古人，而又为后世长期继承的。这种体裁一直到后来清朝修明史，辛亥革命以后有人写《清史稿》，都还在沿用。”⑧白先生对“五体”的认识并未到此止步，进一步指出了《史记》体裁运用方面的特点：“运用体裁，不拘成格而富有变化，”“《史记》虽采用了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种体裁，但五个部分所表达的形式，并不是各成一套的简单的、呆板的形式。”⑨这既反映出《史记》体裁运用的实际情况，也体现出白先生经过马列主义的学习，在早年先秦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已经掌握了辩证的分析问题的方法。
白先生的“贯通”是建立在具体的全面分析的基础上的。这在他1964年发表的《司马迁两题》一文中得以充分体现，该文探讨了司马迁论《春秋》及司马迁与《诗》、《书》之学的关系。当时上大夫壶遂恭维司马迁，把《史记》跟《春秋》相比，白先生根据司马迁本人的认识，即“予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⑩，明确指出：“在《春秋》笔法这一点上，司马迁并不继承《春秋》的，其‘述故事’，是要保留史实真相，”“司马迁推崇《春秋》有详细年、时、月、日的记载，……推崇《春秋》具备历史书的条件，即能‘综其始终’、‘观诸要’、‘见盛衰大指’。”○11这既正确地说明了《史记》对《春秋》的继承关系，又反映出司马迁对孔子治史原则有选择地加以吸收的科学态度。关于《史记》与《尚书》的关系，白先生经过分析后亦指出，司马迁与《尚书》，兼采各家之说，不以一家为限，这是司马迁跟当时经生的不同之处；《史记》不以典、谟、训、诰为限，而编入了苏秦、张仪的游说，韩非的《说难》、李斯的上书，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的辞赋，扁鹊、仓公的医方脉书，这比《尚书》原来的体例范围就大为恢廓了。关于《史记》与《诗经》的关系，白先生也提出了司马迁熔《诗》入史，“《史记》跟《诗》的关系，恐怕尤在于吸取《诗》的‘风谏’精神，而不在于采取少数资料。《史记》不取《春秋》的褒贬，而取诗人的‘风谏’，这是他风格之高的地方”○12。
3．对《史记》的人物描写、史论的形式予以贯通性的探讨。
对《史记》的人物描写，白先生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在此基础上，结合《资治通鉴》等史学名著，白先生提出“历史文学”是中国史学史应该研究和开拓的一个重要领域的卓识。他独具慧眼，指出《史记》描写人物有重大意义，在文学上为传记文学开辟了天地，从史学角度看，最终还不在于《史记》善于刻画人物形象，而更在于透过人物的言语、活动和遭遇去揭露当时的政治情况，去说明、判断历史问题。白先生高度重视《史记》的史论，发表专文探讨《史记》的“寓论断于序事之中”。在《司马迁与班固》及《〈史记〉新论》等一系列论著中探讨和提及这一问题，在顾炎武认识的基础上，白先生指出《史记》的史论，包括篇后的论赞、篇内的论议、篇前的序和贯穿全篇的叙和夹议。白先生既考察了司马迁史论的来源，又指出其在史论发展史上的地位，他认为：“《史记》在史论上有继承《左传》、《国语》之处，但无论在使用的范围上、深刻的程度上和形式的多样上，都比后者大大的发展了。”○13具体地说，司马迁序事之中寓论断形式多样，不一定放在篇末，而往往是在篇中；其表现形式亦十分丰富，不只是借一个人的话来评论，而有时是借着好几个人来评论，不一定用正面的话，也用侧面或反面的话，不是光用别人的话，更重要的是联系典型的事例。白先生以上的认识正是建立在对《史记》70篇列传全面具体研读的基础之上的，显示了白先生深厚的文学素养。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他更认识到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的最基本形式，不是文学家高明的表现手法，而是历史的叙述形式，他指出：“司马迁在《史记》一书里，曾广泛使用了以历史叙述表达历史论断这一基本形式。他善于通过代表性的历史人物去说明、论断历史问题”○14，《史记》“对于春秋末年以后的历史叙述，尤其是对于秦汉的历史叙述，这样的表达形式是很显著的”○15。白先生将司马迁的历史叙述表现手法归结为两种类型：两两对照和细节描写。接着详细考察了两种表现手法在《史记》众多篇幅中的具体情况及其深刻的寓意。白先生对司马迁的史论表达方式的考察并未就此止步，他进一步指出，这两种区分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互相融合的，如司马迁对于细节的描写，有时也用两两对照的办法。
从白先生对司马迁的人物描写、史论形式和《史记》的分析和认识，可以明显地看出，白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已具有史学是社会的反映的自觉意识，这既体现出他已把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渗透于史学研究之中，又表现出他已开始尝试将中国史学史这门学科由历史要籍介绍推向更高的水平。
二、注重对司马迁和《史记》思想性的探讨
白先生早年研究中国哲学史，注重思想分析，加之侯外庐、任继愈等史学家、哲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就对司马迁和《史记》的思想性给予探讨，受他们的影响，在接受马列主义理论后，白先生的史学史研究特别注重思想性，这在司马迁和《史记》研究中表现尤为突出。围绕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白先生对司马迁及《史记》的思想性予以全面深入的探讨。
关于“究天人之际”，白先生认为这主要指的是司马迁的世界观，其中也包括他的历史观。司马迁对待天人关系持有明确的态度，《史记》从历史上“究天人之际”，是跟当时正宗儒学所宣扬的、方士们所粉饰的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学说的官学相对立的，是以无神论跟有神论相对立的。具体表现为：司马迁是一个有科学知识素养的人，他肯定了阴阳学说中合乎科学知识的部分而否定了它神秘的部分；司马迁论述了神秘学说的起源；《封禅书》通过历史的叙述，揭露了历来鬼神之事的诬妄，揭露了武帝安于方士们相继不断的欺诈；司马迁通过对人事的分析，说明天道不可信；《史记》重视人事在历史上的作用，注意“人谋”，强调“时”、“势”，即历史条件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巨大影响。同时白先生也看到司马迁在“天人关系”上的局限性，即《史记》并没有摆脱神秘思想的影响，它相信气数、相信祖先的善恶对后代的遭遇所起的作用。但从总体来看，这种局限性对司马迁历史观影响不大，在研究具体历史问题上不起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