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凤霞
白寿彝先生对中国通史理论和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理论的重大贡献为学术界所瞩目。他在民族研究方面的理论建树亦有广泛的影响，学术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①。本文试就其有关论述进行梳理和分析，从民族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民族史学和中国史学史三个方面对其研究成果进行阐述，进一步揭示白寿彝先生的学术特点与理论风格，以及他在学术史上的地位。
一、关于民族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研究
尊重历史，面对现实，白寿彝先生特别重视民族问题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研究。尤其是关于统一和多民族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地位、民族差异和民族意识等问题的研究，他有许多独到见解。
（一）正确把握统一和多民族的关系
撰写中国历史要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有清楚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白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卷”第一章，开篇就讲：“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也包含着曾经在这块广大国土上生存、繁衍而现在已经消失的民族的历史。”这是对中国现实和中国历史的概括，即统一和多民族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主要特征，也是中国历史的主要特点。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问题，白先生有深入的研究，提出过许多见解。比如，他认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是个历史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其各自的特点②。
他指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曾出现过各种形式的统一：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地方性多民族的统一；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社会主义多民族的统一③。这四个类型的划分强调了统一的规模和阶段性问题，可以说是他对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统一问题的具有创见性的理论认识。将少数民族的统一考虑在内，从全局的和多民族的角度，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这是白寿彝先生看待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统一发展进程的卓识。
对于历史和现实中的统一和多民族的关系，白先生说：“全中国的统一，与各民族的统一分不开。没有各民族内部的统一，全中国不能统一。”④阐明了全中国的统一和各民族内部的统一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上升到理性的认识上，他说：“在统一的发展过程中间，‘多’不是削弱了‘一’，而是丰富了‘一’。各民族都有他自己的特点，都有他们对历史上的贡献，都有可能对历史上作更多的贡献。”⑤他还讲过：“统一和多民族之间不是简单的加法关系，而是辩证的统一，这就是任何民族利益脱离不了国家的共同利益，任何民族受到了损害，国家也必然受到损害。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不能单从一方面去理解。”⑥这些论断是白先生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结合具体的研究对象，运用辩证的方法而得出的理论认识。将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也反映了白先生作为史家的深刻历史感和鲜明时代感。
（二）正确认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历史地位
关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历史地位问题，白先生肯定了吕振羽在《中国民族简史》中的看法⑦，认为他说出了历史工作者在民族问题上应持有的正确态度⑧。白先生主张，“一方面既要平等地对待各民族，无论大小、历史长短、人口多少、文化水平高低，都应该一视同仁。但它们在历史上的不同影响，不同地位也要说出来，这也是一个方面。这两个方面都是科学的，只要一个方面是不够的”⑨。显然，对于如何处理民族平等和如何看待各民族在历史上的不同贡献和地位的问题上，白先生所坚持的是进步的民族思想和历史主义的科学原则。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对我国各民族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他说：“对我国在历史上的各方面的贡献，各族人民都有份，但我们研究得很不够。”⑩因此，他着力从理论上探讨了我国历史上各民族贡献和地位的问题。概括说来，其理论见解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关于汉族是我国主体民族的看法。白先生根据我国的历史实际，指出，汉族在全国各民族中，无论在哪个时期，都是人数最多、生产水平和文化水平最高的民族。虽然在某些方面，汉族可能不如少数民族，少数民族超过了汉族。但总的讲，汉族水平是比较高的。更重要的是，汉族在全国各民族中，始终成为我们国家的稳定力量。而且这个稳定的力量，并不因为元代是蒙古贵族的统治、清代是满洲贵族的统治而有所削弱或受到排挤。中国历史几千年连续不断，在世界史上是少有的。这个功劳，汉族应居第一位。如果没有汉族，少数民族做不到这一点○11。这里，白先生主要抓住两点论证了汉族是我国的主体民族的观点。一是汉族不仅人数最多，而且是生产水平和文化水平最高的民族；二是汉族是各个历史时期国家的稳定力量。在《中国通史》导论卷中讲“多民族的统一”时，他还阐述了主体民族在多民族统一中的重要作用○12。
需要强调的是，白先生也分析了主体民族的形成的两个主要原因：地理原因和历史原因。他认为，在文化水平发展不高的时候，自然条件起的作用很大。历史上，因为汉族在黄河中、下游流域和长江中、下游流域得到了最好的自然条件，土壤、气候、水利都比较好，所以汉族能够迅速发展起来。
中国在历史上变化很大，气候、土壤也有变化，因而形成各个地区的不平衡发展。不平衡发展，可以以有余补不足，但在科学不发达的情况下，有些地区确实占了便宜，有些地区就吃了亏。汉族成为主体民族，跟这个情况有关系。他用了一个词，叫“得天独厚”。由于这些分析，白先生得出一个结论：“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这个观点符合历史的发展；汉族成为主体民族，需要有各个民族各方面的支持，同时还要有一个优越的地理环境。”○13
可见，白先生对汉族是我国的主体民族的认识并没有停留在问题的表面上，而是从主体民族的作用、特点和形成的原因等多重角度作了较深入的探讨。这些探讨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的，他突出地反映了白先生对我国历史的科学认识，也使汉族是我国的主体民族的结论更加令人信服。
第二个方面，是关于对少数民族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的认识。白先生非常赞同范文澜关于各族人民共同开发、创造了我们伟大国家的说法，并提出“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民族的全世无匹的悠久的历史，这是我们中华人民所应该引以骄傲的。这份骄傲，比单独地对汉族历史悠久的骄傲，是更有充足的理由的”○14。他在《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讲到，在推动中国历史的前进的过程中，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份贡献。白先生的这些论述阐明了各民族在各方面的不同贡献中，互相依赖、互相支援对促进历史发展的重要性。他还列举历史事实说明大的皇朝没有少数民族的支持，不跟少数民族搞好关系是不行的。进而作出了这样的论断：“从历史上看，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汉族老大哥是带头的，但没有少数民族的发展，还是不行的。事实证明，每当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总是有少数民族的发展，总是有少数民族出了力量、作出贡献。”○15值得重视的是，白先生的言论中不仅承认少数民族在历史上的贡献，而且他佩服一些少数民族在开发和建设边疆方面的突出贡献。如对藏族在高山地区建设几千年，他就很佩服○16。对少数民族开发和建设边疆的贡献，他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对边疆的开发，少数民族出了很大的力量。没有他们，边疆开发是不可能的。他们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他们在边疆地区繁衍、生息、生产劳动，不断开拓，经历了多少个世纪。”他主张“要大写我们少数民族如何捍卫我们的边疆”○17。
我国多民族的历史发展有着十分复杂的过程，由于历史上民族融合的存在，也由于民族杂居，汉族的贡献和少数民族的贡献是不能截然分开的。白先生在研究回族的贡献时发现了这种情况。他说：“回族人在历史上的创造，在历史上的贡献，往往是跟别的民族联系在一起的。有的时候是为别的民族的成就所遮盖，回族自己的成就不容易被看见。从文化上讲，回族人在文学方面、哲学方面、儒家‘经学’方面、科学方面，都有它的成就。但是，很难说哪一种成就单独是回族人搞出来的。当然也有，但在记载上不多见。”○18在《中国通史纲要》中，白先生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更深刻、更明确的表述：
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民族都不是孤立发展的。每一个民族都对祖国历史的创造出过力，也都跟国家的命运同呼吸。在长期的反封建主义、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各民族总是并肩作战。无论在经济的、政治的或文化的方面，每一个民族都从兄弟民族中吸收各种营养以丰富自己。每一个民族的语言也不断地接受兄弟民族的影响。甚至每一个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组合、分化和融合的过程，总是不断地接受兄弟民族的成员，也不断地有自己的成员参加到兄弟民族里去。○19
因此，他强调：“我们要写多民族的统一，写各民族同汉族在相互关系上的发展。各族有各族的特点，但也离不开‘共同性’。”○20
（三）正确对待民族差异和民族意识
怎样认识民族差异的问题？白先生指出：“差异就是不同。有民族，就有民族差异。没有差异，就没有民族。有民族差异，就有民族感情。不管哪个阶级都有民族感情。”○21那么，民族感情怎样理解？白先生认为，民族感情有两种发展趋势。一种是民族友好。你尊重我的差异，我尊重你的差异；你尊重我的民族感情，我也尊重你的民族感情。而且，各有特点，你以畜牧为主，我以农业为主，可以互相合作，互相促进。另一种是民族矛盾。彼此不尊重民族感情，在民族间往往能发展成大问题。他列举了历史上因为回民的吃饭问题和清初的带不带辫子的问题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应该说，白先生对民族差异的看法，视角是独特的，他突出强调了民族感情问题，把民族感情看做是处理民族差异的问题关键，实际上抓住了民族问题中的主要矛盾。
与对民族差异的看法相似，白先生认为民族意识是民族间进行区别的最主要因素。他认为，我国各民族的形成很复杂，是否有共同的经济基础，很难说。共同语言一般说都有，但我们有这种情况，即同一个民族也有不同的语言。地域，有些民族是集中的，有些就不是。比如回族，就没有共同地域，而是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但在经济、语言、地域三项要素上，不管有何不同，各民族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他是某某民族，你要说他是别的民族，他不干。这就是民族意识○22。
可见，白先生联系我国多民族历史发展的实际而产生的这个认识，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结果。
民族感情与民族意识都是属于思想意识的范畴，在众多的民族差异因素（语言、地域、经济、意识等）中，白先生唯独强调了思想意识的差别，而且，他的分析是合乎逻辑和颇具合理性的。从白先生的分析中，我们大概可以触及到他理论上时时出新的原因。那就是，从实际出发，善于抓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来分析和解决问题。
“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都在发挥着重大的影响，产生着巨大的作用。”○23立足于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和现实，白先生关于民族问题的深刻见解，理论意义是重大的。从其所涉及的内容看，是处理现在民族问题和撰写中国通史、民族史都需要弄清楚的关键问题。从其所采用的方法看，全局的角度、历史主义的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等，对于人们学习和研究民族问题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
二、关于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的研究
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的研究是白先生民族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白先生对民族史的研究是从20世纪30年代研究回回民族史开始入手的。此后，他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对多民族中国史和民族关系史中的一些问题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民族史研究的重要性。
（一）关于单一民族的历史和多民族的历史
如何看待单一民族的历史和多民族中国史的关系，白先生对回族史的专门工作者的要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搞回族史研究的人员，对中国史要有研究，至少对中国史要有点必要的了解。中国史不了解，没法搞回族史。因为回族史毕竟是中国史的一部分，每一个时期都不能跟中国史分割。不了解整个历史背景，不可能了解一个民族的历史○24。
对于回族史的研究，可以说是白先生一生的学术追求。从他1935年在《伊斯兰》半月刊第4期发表《中国回教史料之辑录》开始，到2000年2月他去世前的一个月，口授《中国回回民族史》的题记为止。60多年不懈地努力，他在回族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他的著述要目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回族史的研究既有史料整理，又有史书的编撰，还有理论的探索。《中国回教史料之辑录》（1935年）、《咸同滇变见闻录》（1943年）和《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1948年）、《回民起义》（1952年）为回族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做了开拓性的工作。《中国回教小史》（1943年）、《中国伊斯兰史纲要》（1946年）、《回回民族底新生》（1951年）、《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1958年）、《回族人物志》（共4册）（1985—1995年）则阐述了回族的历史和伊斯兰教的历史，以及各个历史时期回族人物传记。这些回族史的研究成果对于一门新兴学科来说具有奠基作用。对此，李松茂评价说：“建国前，白先生研究回族史，以扎实的史学功力和严谨求实的学风，坚持传统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对于回族族源的形成，回族在历代的发展以及人物评价、反压迫斗争等方面，作出了符合客观实际的表述。建国后，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回族史，在回族史诸问题的探讨上更臻完善和成熟，为使回族史成为一门较完整系统的学科奠定了基础。”○25白先生在回族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使他赢得了民族史学界同仁的尊重和敬仰，牙含章称他是“回回民族的杰出史学家”○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