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战区的总部设在斯里兰卡的康提，其管辖范围包括印度、缅甸、印度支那。经协商盟国同意由一个英国将领来充当该战区的最高司令长官。在这里，除了英军之外，还有美军和中国军队。美军和中国军队都同时受到英国司令长官的协调和节制。因此，选择的司令官对美抱友好还是敌视态度，对马歇尔来讲，问题当然比较严重。
在伦敦尚未正式公布任命以前，迪尔就向马歇尔透露了消息。马歇尔表示强烈反对，建议伦敦物色其他人选。迪尔把马歇尔的态度反映到丘吉尔那里，回答是，此项任命已经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认可。马歇尔非常气愤，他告诉迪尔，如果罗斯福和丘吉尔不改变主意，他就只能辞职。他决不能容许一个具有强烈反美意识的英国官员去指挥美国军队。
迪尔再一次向伦敦请示，并就电报内容征询了马歇尔的意见，他没有向英国三军参谋长说起马歇尔准备为此不惜辞职一事，但却在白宫的朋友中巧妙地透露了这一消息。罗斯福闻讯以后，紧急打电话给丘吉尔，丘吉尔意识到了马歇尔的认真态度，在他的心目中，一百个东南亚战区的司令长官也抵不上一个马歇尔的重要性，丘吉尔马上画掉了原来准备任命的人选，换上亲美的路易斯·蒙巴顿勋爵。
丘吉尔当时撤销了迪尔陆军参谋长的职务，把他派往华盛顿担任联络官，是对迪尔一种降职性的处分，是对迪尔战争指挥不力的惩罚。但想不到歪打正着，迪尔在华盛顿表现不俗受到各方面的欢迎。但丘吉尔仍然对此视而不见，没有认识到迪尔工作的真正价值。因此，在1944年，他曾想把迪尔调回伦敦，换上一个更有口才的人去华盛顿担任联络官。马歇尔闻知此事，大吃一惊。这不仅因为他与迪尔的私人关系非同一般，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将失去获取丘吉尔、英国参谋长们以及罗斯福总统思想的渠道，一切都得重新开始，损失将不可估量。
为了不让丘吉尔召回迪尔，他想了一个好办法，他通过他手下的那些专家教授们的活动，去做哈佛和耶鲁大学的工作，争取授予迪尔的名誉学位。耶鲁大学的工作做通了，同意授予迪尔博士学位。
马歇尔平时很少出头露面，但这次一反常态，他同包括陆军部长在内的一大群文武显要，邀请美、英摄影师和新闻记者，浩浩荡荡地开到耶鲁大学，他摆开架式和迪尔合影，并且大大地赞美了一番迪尔的才能和品质。
丘吉尔看到报刊杂志上有关迪尔的报道觉得他在美国干得很不错，受到美国人的信任，因而放弃了撤回迪尔的打算。马歇尔心里感到十分高兴，他通往唐宁街10号的渠道保住了。
迪尔的身体越来越虚弱，马歇尔曾安排迪尔同他自己一道到百慕达去疗养，后来又送他到西弗吉尼亚白琉璜泉的陆军医院治疗，专门为迪尔夫妇俩安排了一幢别墅。迪尔在病中坚持工作，马歇尔深受感动。迪尔的病情继续恶化，被送回华盛顿，和马歇尔见了最后一面，讲了几句话就死了。1944年11月3日即迪尔死去的第二天，马歇尔发表了一份公告，对迪尔作了高度评价：“盟军之所以能兵临德国国境，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陆军元帅约翰·迪尔爵士的远见卓识和他对我们共同事业的忘我献身精神。”福雷斯特·C·波格：《乔治·C·马歇尔：胜利的组织者：1943～1945》，纽约，1973年，第481～483页。
为了纪念他的这位英国朋友，褒扬迪尔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作的贡献，在马歇尔的多方努力和争取下，迪尔被葬进了华盛顿阿林顿国家公墓，是第一个葬人美国烈士陵园的外国人。他又发起募捐，建立了一座迪尔的雕像，深深地表达了他对迪尔的怀念之情。
马歇尔同迪尔之间的关系，是战时英、美合作和谐表现的一个典型例子。这并不表示两国之间不存在利害冲突。事实上，两国之间的矛盾冲突时时处处都存在，马歇尔也深深卷入其中。
到了1944年诺曼底登陆作战的时候，罗斯福行政当局仍然不肯承认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运动。在罗斯福的心目中，战后的法国是一个第二流的国家，在国际关系中不可能起什么重要作用。他不想要一个有独立自主精神的人在解放后的法国掌握政权。因此，在戴高乐和法国其他政治派别之间，他宁愿选择更温顺和俯首帖耳的人来充当代理人，以维护美国的利益。马歇尔深受这一思想影响，始终不肯改变对戴高乐的偏见看法。
丘吉尔也不喜欢戴高乐。但在英国政府中，还是有一位非常清醒的人士，认为解放后的法国非戴高乐不能控制局势。此公就是英国的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他不断为戴高乐进行申辩。
诺曼底登陆作战开始几天以后，马歇尔在契克斯与丘吉尔和艾登一起共进晚餐。艾登慷慨激昂，为戴高乐作了辩护，认为英、美应该马上承认“自由法国”为法国的合法政府。马歇尔当然从来也不介入英国首相与内阁大臣之间的政治争论，但这一次他火冒三丈，对艾登大发了一通脾气，说艾登不该为戴高乐辩护。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马歇尔不了解艾登在英国内阁和公众生活中的地位。此公是下议院领袖，外交大臣，并被内定为万一丘吉尔出事后的接班人，在英国深孚众望。艾登当然忍受不了马歇尔的粗俗无礼，跳起身来，离马歇尔而去，弄得丘吉尔非常尴尬。马歇尔事后作了反省，为自己的无礼和粗暴行为后悔。
在诺曼底滩头，那些桀骜不驯、自以为是的将军们，为着个人的荣誉和国家的尊严，争夺指挥权，争夺出风头的机会，相互攻讦，争长论短，两国的舆论积极参与，闹得沸沸扬扬。
艾森豪威尔担任盟军最高统帅，指挥陆海军协同作战，而蒙哥马利将军则担任诺曼底登陆作战的地面指挥。事先商定，一俟盟军站稳脚跟，艾克就要接管地面指挥权。从资历、军阶、作战经历方面讲，蒙哥马利自认为要胜出一筹，但他始终屈于艾克的指挥之下，所以他老是不服气。总想把权力、机会、荣誉和出风头的事往自己身上揽。他是大不列颠的一位英雄。正当英军接连不断地吃败仗的时候，他打赢了阿拉曼战役，鼓舞了英国人民的斗志。他趾高气扬，一帆风顺。英国报刊正在寻找一位有声有色的人物，他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他丝毫也不反对报纸对自己的吹捧。因此，自从阿拉曼战役以来，蒙哥马利就一直成了英国电台和新闻界集中宣扬的将军，在登陆作战开始之前，他又被吹捧为第二战场的英雄。
艾克同蒙哥马利的第一次见面，两人就闹了个大不愉快。1942年夏，马歇尔选派了他手下两名最优秀的军官艾森豪威尔和克拉克到英国，就即将到来的美军接待安排、后勤供应等问题进行协商。期间，他们被安排访问了驻扎在英格兰南部的蒙哥马利司令部。他们两人原来都未见过蒙哥马利，他们按预约的时间准时到达，但不见蒙哥马利的身影。等了好一会儿，蒙哥马利才姗姗来迟。但一见面就说：“我很忙，但奉命抽时间向二位介绍情况，所以现在我就开始。”
蒙哥马利手执教鞭，指着地图，解释他所担任的战区防御部署情况。室里坐了5个人，艾森豪威尔抽出一支香烟点上，蒙哥马利突然停了下来，用鼻子嗅了嗅问道：“谁在抽烟？”
艾森豪威尔看看周围，只有他一个人夹着雪茄，便说：“是我，先生。”
“把烟掐灭”，蒙哥马利说，“我不许抽烟。”伦纳德·莫斯利：《马歇尔》，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222页。美国军队说成是“蒙蒂右翼”。
艾森豪威尔把烟灭了。
情况介绍完了，蒙哥马利匆匆忙忙走了，连“再见”的招呼也没有打一声，陪同艾森豪威尔和克拉克的英国官员，只好连连道歉，但蒙哥马利在艾森豪威尔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两位将军之间以后没有能建立起相互信任和友谊。
1944年是美国的总统选举年，罗斯福准备竞选第四次连任。他和美国人都需要分享盟军进攻欧洲的胜利和荣誉。但为了安全原因，新闻检查官把哪个部队在何处登陆的细节往往删掉了，在头条新闻中只提到了盟军地面指挥官的名字，这样蒙哥马利的名字就时常占据了头版新闻的位置，这给人这样的印象：这次战役主要是英国军队打的。甚至有一次英国军队根本没有动弹，而头条新闻却报道说：“蒙哥马利所部直逼瑟堡。”英国新闻是有意给人造成这个印象，他们把登陆作战说成是“蒙蒂的杰作”，而把
罗斯福总统受不了啦，美国国会受不了啦。华盛顿《时代先驱报》干脆赤裸地写道：“国会和军界内部都在窃窃私议，原来艾森豪威尔只不过是个挂名司令，此次登陆作战的指挥权，实际上掌握在英国总参谋部手里，英国人在控制着美国陆军部和美国陆军。”伦纳德·莫斯利：《马歇尔》，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307页。
但公布的登陆头六个星期内的伤亡名单中美国军人占了大多数。罗斯福向马歇尔抱怨，蒙哥马利正在贪天之功为己有，认为艾森豪威尔尽快渡过海峡接管地面部队指挥权比较好，马歇尔忠告艾克迅速过海，从蒙哥马利手中接过地面部队指挥权。
8月17日，美联社的一名记者写文章说明了盟军指挥欧洲作战的真实情况，英、美两国的报纸争论更为激烈。英国新闻界认为此举是打了蒙哥马利和英国军队一记耳光，并批评艾森豪威尔接管地面指挥权，说艾森豪威尔不可能既是行政官又是战略家。艾森豪威尔以举行新闻记者招待会来澄清事实。他说，他不是从蒙哥马利那里收回指挥权，因为指挥权一直是属于最高统帅。作为回报和反击，丘吉尔马上宣布晋升蒙哥马利为陆军元帅，使艾森豪威尔在军衔上居蒙哥马利之下。
马歇尔的重要职责之一，是维护英、美两国军队之间的团结和合作，所以，他一再告诫艾森豪威尔，不要去找蒙哥马利的岔子，每一个将军都有可能因为功劳和大众的吹捧，变得“自负”起来，但说长道短自然避免不了。
英国陆军参谋长艾伦·布鲁克，也瞧不起艾森豪威尔，认为艾森豪威尔在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从来没有过实际作战经验，他是一个参谋人员出身，接管地面指挥权根本不合适，他看起来是在指挥作战，但实际上是躲在兰斯的高尔夫球场上，处于一种超脱的状态。
蒙哥马利的评价来得更直率。他说：如果你想在某个合理的：时间结束战争的话，你就必须解除艾克对地面战斗的控制权。
艾森豪威尔则向马歇尔写信报告说，他的战术专家们认为，蒙哥马利的拖延使意大利战役延长了好几个星期，使盟军多付出了几千条生命的代价。诺曼底登陆作战以后，他又缺乏主动进攻精神，处事谨小慎微。
盟军在诺曼底海滩站稳脚跟以后，两个主要目标是夺取铁路枢纽城市卡昂和所谓的“法莱兹隘口”。但蒙哥马利一个目标也没有拿下来，这使艾森豪威尔气愤不过，抱怨说：“他行动迟缓，做什么事都比别人慢，他总是抱怨我没有像对其他将军一样给他提供机会……他满脑子装的尽是自己出风头。”
蒙哥马利经常不参加艾森豪威尔总部召开的战局情报分析会，反而擅自向战地记者们发布新闻，摆出一副指挥若定，舍我其谁的架式。
最后，马歇尔也忍受不了啦，他被卷入战场将领之间的纷争和麻烦，他指责蒙哥马利办事“一点也不光明正大”，说他常常“通过报界使艾森豪威尔的声誉遭到损害”。
在中国战区，马歇尔被迫撤了“乔老醋”史迪威将军的职务。他本是马歇尔的爱将，是马歇尔一手提拔的。但是，他是一个盲目排外的人，派遣他来中国与蒋介石共事，矛盾避免不了，按照职务，蒋介石是中华民国的最高领导人，是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战区的总司令，史迪威只不过是蒋介石的外国参谋长，但他老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巴，称蒋介石为“胆小鬼”和“东方伪君子”，不断冒犯自己总司令的尊严。他也同东南亚的英国司令官合不来，经常吵架。他把路易斯·蒙巴顿说成是“英国江湖骗子”，“有时候像他那傻瓜表兄国王一样呆”。史迪威的信口开河和随意伤人，破坏了美国与盟国之间的关系，马歇尔只得召回史迪威，派遣魏德迈将军来充当蒋介石的参谋长。
三、不肯让步
在盟军完成了对塞纳河、巴黎以南以西和罗讷河流域的控制以后，下一步的战略计划就成了指挥官们关注的首要问题。
从政治角度考虑，柏林是德国的心脏，但从经济和支持德国进行战争的资源考虑，鲁尔工业区是物资心脏。柏林心脏从地理位置上讲，比较偏东。鲁尔心脏则靠近法、比、荷边境，是盟军前进中的必经之地。再者，控制了鲁尔区，摧毁了德国的作战物资基地，对德国作战的基本问题就解决了。这样，鲁尔工业区就很自然地成了盟军在德国境内首要的作战目标。
诺曼底登陆之前，盟军设想，德军不会在滩头进行坚决抵抗，而会迅速把部队和装备撤到塞纳河右岸，依托塞纳河天险，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但没想到希特勒在滩头实行“寸土必争”的政策，逐步把纵深防御的力量用到了滩头。这样，当盟军在滩头取得突破后，德军撤退成了溃退，没有时间在塞纳河右岸组织防御。但在莱茵河，德军依靠“齐格菲防线”的天险，对鲁尔实行重点防御。在这里，德军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盟军在此与德军有一场恶战。因为盟军后勤补给线越来越长，参战人数越来越多，艾森豪威尔设想，下阶段的战斗应该是稳打稳扎，齐头并进。东南至法、瑞边境，西北至比、荷莱茵河下游一线，在宽大正面上齐步前进，重心稍微倾向于左翼蒙哥马利的21集团军群。
蒙哥马利对此方案极端不满，与“宽大正面”战略针锋相对，他提出了一个“一路突破”的战略。其具体设想是：在盟军渡过塞纳河以后，应该将第12、21两个集团军群组成40个师的突击兵团，向东北方向挺进，在比利时建立强大的空军基地。冬季之前，攻占莱茵河上的桥头堡，迅速拿下鲁尔，所有这一切都应趁敌人在混乱之机以最快的速度加以完成。为了完成这一任务，盟军的一切力量，首先得满足突击兵团的要求，也就是要归他蒙哥马利调遣。他对艾森豪威尔接管地面指挥权，使他的权力降到如同布莱德雷一样，只指挥一个集团军群，耿耿于怀。他对布莱德雷说：对地面作战实行统一的作战和指挥，是成功的关键。这个任务应自始至终由一个人负责，法国西北战场的胜利，是由一个人负责单独指挥下获得的，今后也惟其如此，方能取胜。倘若任命某一参谋人员负责，将危及速胜。最后蒙哥马利说得很干脆，突击兵团必须有一名指挥官统一负责协调和指挥向北挺进的战役。这个指挥官是谁呢？蒙哥马利毫不掩饰地说：“这个指挥官就是我。”蒙哥马利：《蒙哥马利元帅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270～2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