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一生中，擅长安排国葬，曾为不少达官贵人操办葬礼。1923年，作为潘兴将军的副官，他为哈定总统的灵车专列配备人员，确定行车路线，一路把遗体从美国的西海岸运送到华盛顿。1945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逝世，他一手操办葬礼，备极哀荣，罗斯福夫人对马歇尔表示了衷心感谢。1948年潘兴将军去世，他又操办了盛大的国葬仪式。
而对于他自己的身后之事，马歇尔自己早有安排。1956年，他口授了遗嘱：“简葬于我，一如美国陆军为自己祖国光荣尽职的每个普通军官。切勿铺张，力戒盛典。葬仪从简，仅限亲属参加。不事声张，尤为至要。”
遵照马歇尔的遗嘱，没有在美国国家大教堂举行葬礼，也没有停灵在国会大厦供人瞻仰，没有邀请贵宾，没有致悼词，葬礼只限于家属和最亲近的几个人参加。凯瑟琳对葬礼的安排略作变动，让不打开的灵柩在国家大教堂附属的伯利恒小教堂停放了一夜，葬礼举行时，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出席。
10月20日下午，灵柩被运到阿灵顿国家公墓无名英雄墓山下的一块墓地，随着一阵尖厉的排枪声，灵柩缓慢地放入墓穴，接着就是平和、安详的安息号声。
乔治·凯特利特·马歇尔，永远安息了。
两位重大人物再度对马歇尔作了评价和追忆。
丘吉尔说：“他是（当代）美国最后的一位伟人。”
杜鲁门说：“他是我们这一时代伟人之中的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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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领导艺术
马歇尔一生事业的最高峰，是他担任陆军参谋长的时候，并且获得了在美国历史上一个参谋军官所能获得的最高声誉，赢得了他本国同胞、也赢得了盟国领导人对他的尊重。这是不简单的。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参谋长是谁，美西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参谋长是谁，除非是专门研究军事历史的，否则很少有人知晓了。名垂千古的是那些在战场上横戈跃马、指挥若定的将军们。马歇尔没有在战争中担任过重要的战地指挥官。在他去世几年后，一位研究他的军官说：“对马歇尔将军的任何研究，都应该强调至为重要的一点：他是一位参谋军官，而且，就以这种身份立于最伟大的将领之列。然而，他不是战场上的一个格兰特或者布莱德雷，甚至他穿上野战军服时，看上去也不像。”
马歇尔赢得的巨大声誉，从时代背景来讲，主要是他当参谋长时期美国所卷入的那场战争的极端重要性，对世界对美国都是一个极其严峻的挑战，但同时也给予了美国一个从经济巨人走向全球政治、军事大国的机会。美国正是通过这场战争，完成了从一个经济巨人向世界政治霸主转变的过程。这给予了马歇尔一个展露才华、为国尽忠服务的机会。
战后初期，世界局势动荡不安。美国要把它在大战中获得的成果，加以稳定、巩固和扩大。面对着种种危机和挑战，马歇尔又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出使中国，当国务卿，做国防部部长，这都并不是什么注定会带来伟大影响和历史声誉的职务。但马歇尔担任这三个职务的时期，面对和处理的问题都特别引人注目，因而能在历史的进程中，重重地打下他自己的印记。这些都是时代使然。
但仅仅提到这些还是很不够的，或者说，这还不是我们研究马歇尔这个历史人物的主要方面。关键的问题还在于，通过对他生活工作的清理，挖掘支撑他人生信仰的品德，为人处世的原则和领导工作的方法。
有些人相信天才，有些人反对天才。如果依照我们通常对天才进行衡量的标准来看，马歇尔很显然不能归人天才一类。在少年儿童时期，他智力平平。如果单从学习成绩一项看，他还有些愚钝。以后在军事学校学习，刚开始，马歇尔也并非出类拔萃，他取得的成绩和进步，完全是通过刻苦努力的结果，并没有任何先天的优势。
在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都可以总结出一套成功的工作经验和为人处世的技巧。马歇尔的成功，从大道理方面讲，是他愿意为国家和公众服务的精神品德，但如果从具体的行为方式分析，又呈现出若干为人们瞩目的特点。这些特点的精神已经体现于前面诸章节的文字叙述之中。
国外的研究者和对马歇尔持赞赏态度的人，大都把他形容为具有“利他主义、容忍和献身”精神的典范，这当然是站在西方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的，我们不会把他拔得那样高。但是，马歇尔有一点比较高明或者说明智，即很注意对权力的把握和应用，时常避免滥用权力。在权力的追求方面，常常比较有节制，或是说适可而止。特别是注意不以手中的权力来为家人和亲属谋取利益，各方面要求都非常严格，很注意影响。而不少权力的握有者，很不注意这一点。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结果弄得非常被动，栽了跟头，有些甚至身败名裂。
凯瑟琳深知马歇尔的这一性格，所以，从来也不利用丈夫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的孩子和亲属谋取利益和提供方便。
马歇尔同凯瑟琳结婚以后，他不想生孩子，但对凯瑟琳的3个子女，他特别喜爱，尤其是小儿子艾伦。
战争爆发以后，已结婚并有了一个小孩的艾伦仍然志愿参军，进入装甲部队，首先送往装甲学校受训。艾伦注意严格要求自己，训练刻苦，对坦克车特别钟情，取得了优异成绩。在他得到军官委任时，训练中心主任写信问马歇尔是否能参加他继子的毕业典礼，但被马歇尔拒绝。马歇尔写信说：
“说实在的，我非常希望艾伦能在学校受完训练而不暴露他的身份，我现在请你设法不要让他的毕业之事涉及他同我的关系。现在大家都知道他是我的继子，这一事实本身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靠他自己努力所赢得的荣誉。这件事公诸于世，使我深感不安。”
艾伦离家开赴前线之际，马歇尔召集全家为艾伦悄悄地饯行。同时，马歇尔告诉知道他与艾伦关系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指挥官，不要给予他以特殊照顾，艾伦的任何提升都只能凭他在战场上的表现和成绩。
当然，凯瑟琳时常对马歇尔发几句牢骚，说这样做对儿子不公平。她恳求马歇尔说：“至少不应该因为他是亲属而整他呀。”马歇尔承认有这种倾向。他宁愿让艾伦多吃一点苦，受点委屈，也不愿招惹流言蜚语，说马歇尔将军顶不住枕边风。
艾伦在部队干得很好，能吃苦耐劳，敢打敢拼。他对荣誉和升迁不很注重，只要指挥官能让他上前线就行了。1943年12月德黑兰会议时，马歇尔曾希望从开罗飞赴意大利前线，顺便看望一下继子，未能成行。1944年5月，艾伦驾驶先头坦克到达一个小山村，当他揭开炮塔去观察周边地形时，一个隐蔽据点里的德军对他举枪打了一梭子弹，艾伦当即阵亡。消息传到华盛顿，凯瑟琳悲痛欲绝。看到艾伦遗孀和其儿子时，马歇尔生平第一次失声痛哭。
马歇尔的大继子克里夫顿，也一直渴望着能出国作战，但他的脚有毛病，曾做过多次手术。尽管如此，他也志愿参军，勉强通过了体检，在预备军官学校接受了培训，被任命为一个高炮团的军官，但只能留在美国大陆服役。
克里夫顿恳请他的母亲向马歇尔施加压力，能让他出国作战，为凯瑟琳所拒绝。但机会仍然来了。恰好，克里夫顿在弗吉尼亚偶然碰到了马歇尔的助手弗兰克·麦卡锡，对他谈起了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弗兰克觉得，克里夫顿坚决要求上前线作战的行动值得鼓励，没有理由不让他到欧洲去作战。回到华盛顿，弗兰克向马歇尔谈起了这件事，马歇尔也觉得弗兰克的话说得在理，因此，对弗兰克说，如果他能作出某种安排，自己是不会为难他的继子的。
1943年9月，克里夫顿被送到北非作战。马歇尔怕克里夫顿利用他的职权谋求方便，马上给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史密斯写了一封信，要求不把克里夫顿留在最高司令部任职，而要放到前线艰苦的地方去作战，对克里夫顿与他自己的关系，尽量不要让别人知道，以免使人为难。结果，克里夫顿也没有让马歇尔失望，他像艾伦一样，干得很出色。
后来克里夫顿的脚病又发了，不能在意大利前线作战。军医检查需要做植皮手术，卧床休息2～3个月，而且，他所在的团据说也会被撤销，军官要等3个月到1年才能再分配。他写信给继父马歇尔，想利用团部撤销以后的空当时间，回美国做手术。他只需要马歇尔同意他这么办，而其他一切手续他可以自行办理好。
马歇尔接到信后，大发雷霆，马上给有关人员写信，同时也给克里夫顿写信，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克里夫顿没有能够在战争结束前回国治疗。如果他不是马歇尔的继子的话，可能自己早已设法找路子回美国了。
马歇尔与凯瑟琳结婚以后，一直相敬如宾。但有一次，马歇尔在凯瑟琳面前勃然大怒，使凯瑟琳流下了委屈的眼泪。
马歇尔养了一条达尔马提亚种狗，名叫“弗利特”，并且特别喜欢它。但“弗利特”有一种不能安定下来的气质，还时常找不到自己的家门。有一次，马歇尔出差，“弗利特”又走失了，凯瑟琳非常着急，因为只有几小时马歇尔就要回家了，但她找遍了大街小巷都不见踪影。正在她一筹莫展之际，家里的电话铃响了。海军部一个值班人员告诉她，他找到了了“弗利特”，颈圈上有名字和号码，凯瑟琳喜出望外，准备带着钱去领狗。
但那个值班人员得知接电话的是马歇尔夫人以后，说他不要钱，只希望她利用丈夫的影响，在海军部里帮忙弄一份美差。凯瑟琳坚决不同意，那人便以放走“弗利特”相要挟。无奈，凯瑟琳只好写了一封推荐信，好一手交信，一手领狗。
马歇尔回来了，凯瑟琳将她寻狗的经过绘声绘色地告诉了马歇尔。想不到马歇尔大发脾气，指责凯瑟琳滥用了他的职权。他说他宁愿再也看不到“弗利特”，也不愿意让凯瑟琳去做这种见不得人的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