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现在我们许多领导干部对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是讲实事求是了，最突出的莫过于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看法，在种自留地都要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的时代，非公有制经济的命运是不言而喻的。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人们看到非公有制经济在中国社会中的巨大作用，人们也就逐步对其实事求是了，再不视其为“资本主义”而确认它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了。但在对待民族和民族问题上却也是不够实事求是，甚至很不实事求是。且不说改革开放之前期对少数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不作实事求是的分析，甚至连“马太效应”的提法都被视为“禁区”。仅就改革开放以来，对因经济利益引起的纠纷起来越多，由新闻出版物文艺作品引发的事件越来越多，人口流动引起的摩擦越来越多，因宗教问题发生的事件越来越多的情况来说，也不能实事求是地去分析，对民族关系的影响，以及导致民族关系不良发展的趋势，似乎中国的民族问题早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可以高枕无忧了。所以对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看法和处理不是过“左”，就是过右，更谈不上正确把握民族和民族问题发展的规律，从而正确解决民族问题。所以说不实事求是，中国民族政策的调整是很难把准方向的。
事实上，如前所述，回顾中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发展的二落二起，也可以说明什么时候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民族政策的制定，执行和发展就生气勃勃，就成功，就发展；什么时候背离了这条思想路线，不实事求是，那么中国民族政策的制定，执行和发展就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甚至造成失误，改革开放前期，中央有关部门实行“梯度推进理论”政策，就是一个政策选择的失误，其所导致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差距的不断拉大的教训应该是深刻的。所以调整中国民族政策，必须按照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一个前提条件。
第二，邓小平理论揭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是调整中国民族政策的基本目标。
我们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明确社会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也就是说要明确社会主义存在的方式和发展目标究竟是什么？对这个许多人“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文选》第3卷，173页。的问题，邓小平作了深刻地揭示，他说：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373页。
这个概括，把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加以整体把握，即从这一过程的起点和动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过程中所要解决的基本社会问题（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到最终实现的目标（共同富裕）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和表述，既体现了基本原则的坚定性，又保持了社会主义方向目标的明确性。立言、龙良贤主编：《世纪断言》，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8年，16页。了解和认识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就可以使我们在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征途中，无论走什么“路”，坐什么“车”，目标都应该是明确的，即“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此，调整中国民族政策，当然也必须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目标。
但是，90年代以来，在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拉越大的态势下，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人们欢迎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人们强调的是效率优先，投资规模、奖金回报等等，表面上从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律来说，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过分强调这些运作规律，而忽视或忘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即忘记了“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在实践中出现“越穷越见鬼”的马太效应，那么社会主义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所以调整中国民族政策，必须从大处着眼，紧紧把握住“实现共同富裕”这个社会主义的目标。
第三，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调整中国民族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当前，中国最大的实际就是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约蒂和赞盖里时就明确说：
”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邓小平文选》第五卷，252页。
那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阶段呢？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作了概括，他说：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是由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是广大人民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
邓小平曾用极简炼的语言，一针见血地说：说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穷还不够，是太穷”《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12页。
正是由于过去我们没有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曾出现过许多严重的失误和挫折，甚至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我们也不会忘记前面在论述中国社会主义民族的二落二起中，大跃进时代否认民族差别，批判民族地区“特殊论”、“落后论”、“条件论”的极“左”错误；“文化大革命”中否认民族和民族问题存在的极“左”错误。所以，今天我们探讨中国民族政策的调整，从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那么必须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的客观性、复杂性和长期性。
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的客观性，就是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民族发展过程的终结，而是民族共同繁荣的时期，民族的客观存在决定了民族问题的客观存在。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落后，决定了民族问题的客观性。我国生产力的落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特征之一。而我国一些少数民族生产力水平的极端低下，又是我国生产力落后的重要表现之一。即使生产力水平较高的一些少数民族，如壮族、傣族等。他们当前的农业生产工具，主要仍是牛、马、犁、耙、锄、刀、斧、箩筐、扁担等，汽车、拖拉机以及其他现代农业机械还为数甚少。这样落后的生产力，不要说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相比，就与中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相比，亦相差十万八千里。少数民族生产力的这种落后状况本身，就是产生民族问题的根源之一。这从生产力水平的角度和层次，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的客观性，此其一。
其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的不发达，又决定了民族问题的客观性。我国商品经济的不发达，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又一个主要特征。在封建制度的长期束缚下，我国商品经济一直处于不发达的状况，少数民族地区则更为甚之。一则是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一直没有经历过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大分工，即畜牧业与农业始终没有分离，从而形成了封闭自守的自然经济支柱；二则是由于我国各民族生产力水平发展极不平衡，而又互相犬牙交错地杂居在一起，久而久之，遂形成了小区域内民族间的生产分工取代民族内部社会分工的畸形态势，这不仅不是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恰恰相反，是扩大了的自然经济；三则是封闭、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也阻碍了少数民族商品经济的发展。少数民族商品经济这种极不发达的状况，使得我国汉族与某些少数民族之间的差距不是逐步缩小，而是越来越扩大，它是产生民族问题的又一个根源。这从商品经济的角度和层次，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的客观性。
其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层建筑的不完善，也决定了民族问题的客观性。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少数民族中的情况更复杂，除封建思想意识和资产阶级思想有相当的、不同积蓄的影响外，奴隶思想，乃至原始社会的思想意识在一些少数民族中还有一定的地位，起着一定的作用，什么“做买卖丢脸”啊，什么“有饭大家吃，有酒大家喝”啊，等等。所有这些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上层建筑，同样是产生民族问题的又一个根源。这就从上层建筑的角度和层次，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的客观性。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的客观性，并不是人为的杜撰和臆造，也不是可以随意“淡化”的。
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的复杂性，说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56个民族从内到外表现为一个结构复杂的民族系统体系，民族结构的复杂性决定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这是因为，在中国复杂的民族结构体系中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当前我国所有制形式已形成多元化的格局，少数民族地区亦然。这样，由于经济利益的关系，不仅国家与民族自治地方之间，先进省、市与民族地区之间会产生矛盾，就是民族自治地方各民族之间，诸如汉族与自治民族之间，大民族与小民族之间，土著民族与客居民族之间也会产生矛盾，甚至少数民族与外商、外资人员之间也会产生矛盾。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来说，在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其要实现由自然经济和不成熟的产品经济模式向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的转轨，碰到了工业生产经济效益低，商品竞争力弱，农牧业生产以自给自足为主，商品率低；人口较少，区内市场容量小；地域广大，中小城市比较分散；交通不便，距离国内和国际主要市场较远等问题。这样新疆与先进省、市之间的这种矛盾，就不能不反映到民族问题上。还有，长期以来新疆的农牧业产品多属指令性计划产品，是盈利水平低或无盈利的初级产品，这种不等价的交换不能不说是形成民族地区经济效益低、资金短缺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样新疆与中央某些部门之间的这种矛盾，也不能不反映到民族问题上。这一切都容易使民族问题复杂化，此其一。
其二是多种矛盾的交叉。如前所述，由于经济利益的不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表现在经济上的矛盾已是重重交叉；但这仅仅只是一个侧面。在政治上，中央集权与民族自治权的矛盾，各民族自治地方之间的矛盾，民族自治地方内部在干部比例以及干部配备上的矛盾，自治民族与人口仍占多数的汉族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也是重重交叉的。在教育上，教育事业发达的民族与不发达民族之间的矛盾，常常在普及率、流失率、升学率方面表现出来，而在中、高等学校招生中对少数民族实行照顾分制也有人会表示不满，长期在民族地区工作汉族干部的子女在升学问题上得不到照顾又要引起这些汉族干部意见；民族教育若不能充分发展，又会影响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的壮大，以及民族素质的提高，发展下去甚至会影响民族关系。凡此等等，又表现出矛盾的重重交叉。在文化上，少数民族文学、艺术虽然丰富多彩，但往往得不到提高，不受重视；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或被一些猎奇者歪曲，甚至丑化地宣传，或自身是良风美俗与恶习陋俗混同在一起，而妨碍移风易俗改革的进行；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多元化，以及其宗教信仰的民族性、群众性、国际性及原始性，也增加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少数民族在语言文字使用上，或有语言、有文字；或有语言、无文字；或有语言、用汉文；或无语言、用汉语、汉文的复杂格局，也表现出矛盾的重重交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这些重重交叉的矛盾，无一例外地会反映到民族问题上来，当然也就会使民族问题复杂化。
其三是多种社会意识形态的交汇。在社会主义时期，共产主义是我们伟大的理想，社会主义思想占主导地位，是主流。但是，我们同样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我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几千年的封建意识的影响很深。在各民族中诸如家长作风，特殊思想，亲亲相护，男尊女卑，多子多福等还大有市场。此外，在各民族中还渗透了近代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诸如惟利是图，弄虚作假，金钱至上，享受主义，性自由等。在一些从奴隶制和农奴制跨入社会主义的少数民族中，还或多或少地保存着奴隶制意识形态和农奴制意识形态的影响。尤其是某些程度不同的原始社会思想意识，诸如原始共产观念，原始宗教信仰，原始婚姻习俗，耻于经商思想等，在一些少数民族中亦有一定的影响。在我国各民族中，从原始社会的意识形态到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多种社会意识形态的交汇影响，也无一例外地会反映到民族问题上来，也就不可避免地使民族问题复杂化。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的复杂性，也并不是人为的杜撰和臆造，也不是可以随意“淡化”的。
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的长期性，说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需要更长得多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全国如此，那么经济发展水平大大落后于发达地区的少数民族地区要走完这个历史进程，恐怕比发达地区需要更长的时间。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也就决定了民族问题存在的长期性。这也并不是人为的杜撰和臆造，也不是可以随意“淡化”的。
因此，只有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的客观性、复杂性、长期性的基本认识出发，民族和民族问题才能在我们的头脑中定位，才能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所以，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调整中国民族政策的基本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