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4月，我们到堆龙德庆县亚乃村搞调查时，陪同我们搞调查的琼吉姑娘是堆龙德庆县委办公室的秘书，23岁，西藏米林县藏族，1991年从米林县小学毕业后考到北京西藏中学，1998年毕业于辽宁营口市第一职业学校。现在不论走到西藏的任何一个部门，都有从内地西藏中学、内地中学西藏班、中专、大专、大学里学习回来的藏族青年，他们是这些部门的新生力量，他们的家人、亲朋、庄邻都为他们感到骄傲。他们不仅是家人的骄傲，也是村人的骄傲。村人在不知不觉间将自己的孩子努力培养成像他们一样的人方面努力着，这已经成为一种无言的动力，看不见，但它确实存在，而且这是一股无穷的力量。纵观西藏中小学教育中的学生和家长的受教育心理趋向，西藏迈入新世纪以后，不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牧民对孩子受教育方面的观念正在不同程度的发生着改变，只要有条件，就尽可能地让孩子上学，接受最好的教育，这个现象与50年前将孩子主要往寺院里送去当僧侣的旧西藏相比，发生了质的变化。让西藏的孩子到祖国内地接受教育，他们学到的不仅是文化知识，他们亲身感受到的东西比这个要丰富得多，文化知识和亲身感受的交融会产生一种能动，这种能动会影响他们周围的人和事，自然也是一种动力，只要用党的有关方针政策掌握好了这种动力，无疑将会有利于我国的民族团结和国家民族的统一。
四、西藏民族关系中的碰撞及其原因
（一）达赖集团妄图分裂祖国
达赖统治西藏时期，实行的是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残酷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旧西藏占人口5％的农奴主阶级，不仅占有土地、草场、牲畜等全部生产资料，而且占有农奴人身，农奴成了“会说话的工具”，可以随意被出售、转让。当时维护封建农奴制的法典规定：人分三等九级，“下等人命价为一根草绳”。农奴主用剜目、割耳、断手、剁脚、剥皮抽筋、投水等酷刑残害农奴。在达赖为保住他们自称为“美妙的”封建农奴制而发动的全面武装叛乱中，以达赖为总头目的叛乱分子，打着“保卫宗教”、“保卫民族利益”的旗号，分裂祖国，屠杀同胞，抢劫寺庙，亵渎宗教，奸淫妇女，无恶不作。1959年3月10日，西藏全面武装叛乱失败背叛祖国和西藏人民之后，一直在境外不断进行分裂破坏活动，不仅从未为西藏人民做过一件好事，反而危害西藏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甚至还千方百计地阻挠发达国家和世界银行对西藏以及国内其他藏区安排、实施援助项目。
达赖背叛祖国、逃亡国外40多年来，在西方反华势力的怂恿、支持下，一直没有放弃反动立场，处心积虑地策划实施“西藏独立”。近年来达赖为了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在国际上大造舆论，大肆宣扬与中央政府“谈判”解决所谓“西藏问题”。大量事实证明，达赖是在玩弄政治阴谋，企图用“谈判”的幌子掩盖其搞分裂的本质。1987年9月和1988年6月，达赖在美国众议院人权小组委员会议和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会议大厦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就西藏问题提出了所谓的“五点计划”和“新建议”，声称要以“五点计划”和“新建议”为基础同中央政府“谈判”。而“五点计划”和“新建议”，仍在鼓吹“西藏独立”和“西藏历史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其实质是否定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否定中国政府对西藏拥有完全的主权。它无疑表明，达赖根本没有诚意，只是打出“谈判”的幌子，对外界进行欺骗宣传。
1987年以来，拉萨先后发生几起由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策划、煽动的旨在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骚乱事件。有证据表明，达赖“流亡政府”不仅给分裂主义分子以财力支持，而且直接派人策划、组织和参与了骚乱事件。在国外，达赖集团不仅继续在每年3月10日举行所谓的“起义纪念”活动，达赖亲自登台演讲，公开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而且还勾结国际反华势力，充当他们“西化”、“分化”中国的马前卒。
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高，达赖不得不恢复与中央政府的联系。达赖的私人代表与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是有接触商谈渠道的。达赖总是出尔反尔，当他认为国际形势对他有利时，他就单方面终止与中央政府的联系，当国际形势对他不利时，他又举起“谈判”的旗帜。但是有一点非常清楚，这就是，达赖始终没有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始终没有放弃分裂祖国的活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达赖喇嘛集团采取“控制一名活佛就等于控制一座寺院，控制一座寺院就等于控制共产党的一片土地”的策略，煽动寺庙和僧人参加骚乱闹事，同时进行武装破坏活动，严重影响了西藏地方的安定和民族团结。当前，达赖在各种公开场合还在继续歪曲西藏历史，为“西藏独立”制造舆论。达赖及其追随者仍在不断地向西藏自治区进行分裂祖国的宣传煽动，在境外策划所谓“和平挺进”、“全民公决”，并企图将所谓“西藏问题”国际化。1997年3月，达赖跑到台湾，公然与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勾结，并策划在台湾建立达赖“流亡政府”办事处。1999年3月10日达赖集团所谓的“西藏起义纪念日”前后，达赖集团在境外的活动十分猖獗，频繁发表讲话、声明，举行讲座、示威等，鼓噪“西藏独立”。不久前，达赖再次访问台湾，“藏独”、“台独”两股势力公开合流，在反华分裂的道路上迈出了又一严重的步伐。
（二）不同观念的碰撞
文化人类学认为，不同民族之间由于生产力水平、经济发达程度、科学技术的不同，文化难以适应；文化本身的阶级性，难以被所有人接受；一个民族文化内的法律、哲学、宗教、艺术、伦理价值等观点的影响会产生一种习惯势力，于是产生文化冲突。文化冲突与文化适应是民族交往过程中文化传播必然发生的两种现象。藏族与汉族、回族等民族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文化传统方面存在许多差异，在交往过程中，发生文化冲突、观念碰撞在所难免。
个案12婚姻关系中从不接受到欣赏——以西藏民族艺术研究所副所长刘志群为例
张宗显对刘志群进行采访时，他对他与藏族妻子从恋爱结婚到家庭生活作了以下叙述：
张：我们知道您的家庭是一个民族团结的家庭，生活美满，您事业有成。请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家庭好吗？
刘：好，可以。我的爱人叫当决卓玛，她是西藏山南人，她的家在乃东县颇章乡。颇章，是藏语，意为宫殿，大唐金城公主的宫殿座落在这里，故由此而得名。我到藏剧团时，她已在藏剧团当了好几年的学员了。我们俩是同事，在一个团里共事。我搞编剧，她当演员。我们是在“文革”动乱中相识的，互相帮助，互相爱慕。因民族不同，她的父亲不同意，坚决反对这门亲事，理由很简单：“汉人狡猾，靠不住。有那么多藏族好小伙子放着你不找，非找一个汉族，我不同意。如不听我的话，你非要和这个汉人过，你没我这个父亲，我也没你这个女儿。”就这样她从山南的家里回来以后，情绪低落了好一阵子。她的父亲说到做到，从此就不理我们了。为了征得她们家人的同意，我们一直在寻找机会，给她的家人做工作，但效果不大。但我们没有放弃，我们索性换个方法，让家人慢慢适应我们，直到他们同意为止。就这样，我们恋爱的时间跟我国的八年抗战那么长。整整八年时间。
现在回想起来，时间是长了一些，但是很值得。为啥呢？因为，我们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改变她的家人对我的看法。说小了，这是对我一个人的看法；说大了，这是对汉民族的看法。没想到的是，我们居然做到了。
当决卓玛有一个叔叔在哲蚌寺当喇嘛，“文革”中，她的这个叔叔还俗了。还俗以后，他一个人住在八廓街加央居，我们经常去看他。还俗后的喇嘛，习惯上称之为：“阿香啦”，与舅舅的称谓同。那时，我的藏语已经可以与人对话了。我就和阿香啦一起喝酥油茶聊天，一起吃藏餐，还和他一起玩一种藏族人称之为“吉韧”的游戏。这种游戏很有意思，在家中的茶几上放一个正方形的球台，四角各有一个小洞兜，共有黑白两色的扁圆形球各九枚，木质，为子球，另有一枚红色球子为母球，将其放在球台中心，另有一枚无色子球供双方弹子球使用。比赛双方力争用手指将自己的球子弹入角洞，并利用弹击机会，将对方的棋子打散打乱，巧妙地阻止其进入角洞。开始的时候，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几年下来，他承认我打得比他还好。就这样，我和当决卓玛，一到星期六或星期日就去他那儿玩，我们从生活到娱乐，有了较多的联系，逐渐熟悉以后，他开始喜欢上我了。后来，这位老人生病时，我们去照顾，是我们两口子将他养老送终的。
那几年，当决卓玛的父亲虽然不到我们这儿来，但他经常到八廓街去看他的弟弟。他的弟弟向他谈了一些我们的情况，并说了许多我的好话。当决卓玛的父亲慢慢地改变了对我的看法，也到藏剧团来看我们了，当然，我们俩更是热情了，我们之间的关系慢慢地开始融洽起来。再以后，我的老岳父经常来看我们，我们俩也常回去看望岳父母一家，我下乡时曾在颇章乡做过大量的藏戏调查，常住在岳父母家里，与岳父一家谈天说地拉家常，经济上常帮岳父一把，有时还给他出一些点子，妥善地处理了家人、邻里、亲戚之间的一些误会，纠纷什么的。我岳父开始欣赏起我来，说我不但人好，而且还很能干。他终于同意了我们的这门亲事，我和当决卓玛于1972年正式结为夫妻。
当决卓玛一直在藏剧团当演员，到1980年，先后到上海戏剧学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北京青年艺术剧院学习化妆，现为西藏藏剧团主任舞台技师。
1974年7月，我们有了第一个儿子，也是惟一的一个孩子——尼玛扎西。是独生子女，但我们没领过独生子女证。我爱人嫌生多了麻烦，只要了这一个孩子。她对孩子管得比我严，孩子在家，与我们用藏汉两种语言交流，在学校接受的也是双语教育，所以，他从小对藏汉两种文化就有了较好的比较，他在绍兴的一所中学西藏班读书时开始用汉语在《西藏文学》上发表文章《想太阳的日子》。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货币银行学专业，毕业后分配到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督察处工作，我们爷俩关于藏汉民族文化方面的话题交流得很多，他在藏汉文化建构方面有了较多的思考，先是发表在1999年第2期《西藏文学》上的《浮面歌呤》批评文章，曾在西藏文学界引起一场不小的震动，业内人士大有在一夜之间发现了一个文学评论家之感叹，倍受西藏纪实文学作家马丽华等人的青睐，一致认为这是一个搞西藏文学批评的好苗子。可是，尼玛扎西的兴趣更为广泛，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文化反思上，不久，他又以《藏传佛教在现代化建设中的负面阻滞作用》和《西藏在现代化建设中急须文化转型》等论文引起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领导的高度重视。而正在这时，尼玛扎西却认为这篇论文还不够成熟，有待挖掘的地方还很多等诸多原因，未能公诸同好。并于2000年7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师从张曙光副教授攻读法学硕士学位去了。不过，不管学什么，他一直在关注西藏的文化建构这一命题。我以为这与我们所谈的民族团结是殊途同归，同一个主题。
个案13贡嘎县姐德秀镇的丹珠与张道建的婚姻
丹珠与张道建结婚时怕丹珠的父母不同意，悄悄回到四川张道建的老家，在那儿结婚生下孩子，生活了两年后，丹珠想她的父母了，两人才回贡嘎县姐德秀镇开起了姐德秀镇上第一个小菜店，丹珠的父母看着他俩的小日子过得不错，就原谅了他俩。
以上两例说明藏汉通婚，在老一辈的观念中仍有一定的障碍。
2．在适应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快慢而引发的矛盾
藏族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与汉、回等民族有大差距，因而在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总体上汉、回等民族干部群众观念转变和适应就比藏族的干部群众要快，于是发生一些矛盾就在所难免。
江苏援藏干部、中共曲水县委书记单启宁对于藏汉观念上的不同，深有体会地说：
“我们刚来时看见的景象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想法，早上起来，连东南西北都摸不着。酒比工作亲。起初，对我们大刀阔斧的工作，不适应，认为节奏太快，跟不上，明有怨言，我们没管这闲言碎语。县委县政府一班人就如何为曲水人民脱贫致富上做文章，经过认真细致的调查访问，1998年就提出了一个长远规划，即‘十年三步走’的奋斗目标。两年中始终按这个目标奋斗：曲水县中学职教楼盖起来了，曲水县医院住院部建起来了，曲水县自来水厂建起来了，曲水县有线电视台建起来了，援助的曲水县县城规划建设工程正在施工中。面对拔地而起的这些建筑工程，干部和群众对我们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开始从心里认同了，对工作速度逐渐适应了，基本上能日事日办，工作效率较之于以前则大大提高了。我认为内地干部援藏的意义就在这里。我们的工作作风算使这里藏汉干群的观念在更新，还有比这更让我欣慰的吗？”
北京援藏干部、堆龙德庆县委书记李德海同志也感慨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