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国民族团结考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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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前言(6)

提着一桶从渠里舀来的水,王蔚陪老人来到村头的坟地,老人颤颤悠悠地将水浇在亲人的坟头上,悲喜地疾呼:

“皮亚勒玛有水了!子子孙孙都有水了!”维吾尔族群众淳朴的感情和对水的渴求,深深震颤了王蔚。他含着泪花对在场的乡亲们说:“只要有共产党,皮亚勒玛往后就不会断水,大家的日子会一天更比一天好!”

王蔚就是这样,乡亲们日子红火,他跟大伙一块欢笑;乡亲们遇到难处,他比谁都着急。

1983年的一天,已经担任行署副专员的王蔚,收到皮山县一份关于申请迁移该县木奎拉乡苏鲁尕孜村的报告。干旱使这个村子附近的河水枯竭,人畜饮水和农田灌溉都很困难,不得不全村迁往他乡,王蔚立即约上县水电局长去苏鲁尕孜村实地考察。

当时去这个村子还没有汽车路,两人雇了一辆毛驴车,从太阳升起走到日头西沉才来到村口。乡亲们围着他们七嘴八舌地说起了生活的艰难,有的说着说着就失声痛哭起来。第二天和第三天,王蔚他们仔细踏勘了干涸的河床,发现几处渗出的细流。他建议村民们掏泉眼、修水渠,把泉水引进村子和农田。

人们照王蔚的话去做。几天后,泉水流进了村头,流进了地里。庄稼保住了!苏鲁尕孜村保住了!乡亲们高高兴兴地撤回了那份迁移村庄的申请书。

在和田这样的干旱缺水地区,谁能够给人民引来水,谁就是最受尊敬的人。作为一名老水利,王蔚自然深受乡亲们的爱戴。有人给他送鸭蛋,送西瓜,送瓜子……可他一概婉言拒绝。他下乡从不事先打招呼,也不让准备特殊的饭、菜,跑饿了,就到老乡家里吃块馕,喝碗开水。

和田县郎如乡努斯牙村农民牙生阿洪至今还记得:1983年夏天,王蔚副专员带着几个人勘察电站引水渠,在他家住了一个晚上,吃了4块包谷馕。临走时王蔚要给钱,牙生阿洪坚决不收。没想到几天以后,王蔚托人捎来了4个白面馕。

水利处司机艾合拜·牙生忘不了这样一件事:1985年7月中旬的一天,他送王蔚去乌鲁瓦提村。乡亲们听说王蔚来了,准备用烤全羊款待他。羊腿刚刚捆好,王蔚得知,急忙过来制止。乡亲们出于对王蔚的感激,坚持要宰羊。王蔚变得严肃起来:“你们一定要宰,我马上就走!”大家看王蔚生气了,只好把羊牵走。后来,他们只是在村里吃了几碗“揪片子”汤面和一点干馕。回去的路上,王蔚对他说:“乡亲们现在还不富裕,绝不能再给他们增加负担。吃了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这次不吃,下次他们也就不会准备了。”

这些事很快在维吾尔族乡亲们中间传扬开来:王蔚只要我们能过上好日子,他连一根草都不沾!到过王蔚家里的人都知道,他家除了行署早年奖购的一台平价小彩电外,里里外外再也找不出一件现代化的家具和陈设。30多年风里来,雨里去,他总是一套蓝布中山装,一双幂布鞋。

王蔚,无愧于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和全国民族团结先进个人的光荣称号。他,把满腔的爱洒遍了和田大地……《优秀共产党、杰出水利专家王蔚》,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18~22页。

是啊!不仅是王蔚,还有千千万万个汉族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把满腔的爱洒遍了新疆大地……

4.入户问卷分析见主流

典型的个案动人心,问卷分析更证明了新疆维汉民族团结始终是新疆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这是因为问卷法是现代社会高效率地了解总体的一种调查方法,它的标准性、匿名性很好地保证了调查的真实性。我们2000年七八月在乌鲁木齐入户作了420份《新疆乌鲁木齐市维汉关系问卷》,收回412份,有效问卷392份,其中维族196份,汉族196份,下面是这次问卷统计分析的部分内容。

本次入户问卷汉族196份,其中60岁以上的有39人,占汉族问卷总数的19.89%;50~59岁的有23人,占11.73%;40~49岁的有47人,占23.97%;30~39岁的有44人,占22.44%;20~29岁的有38人,19.38%;20岁以下的5人,占2.55%。维族196份;其中60岁以上的有16人,占总维族问卷总数的8.16%;50~59岁的有22人,占11.22%;40~49岁的有41人,占20.91%;30~39岁的有54人,占27.55%;20~29岁的有58人,占29.59%;20岁以下的有5人,占2.55%。

在汉族回答“您有几个维族朋友”问题时,回答“有3个以上”的有122人,占总数的62.24%;回答“有2个”的有12人,占6.12%;回答“有1个”的有7人,占3.57%;回答“没有”的有48人,占19.38%。总计汉族与维族交朋友的占71.93%。

在维族回答“您有几个汉族朋友”问题时,回答“有3个以上”有139人,占总数的70.91%;回答“有2个”的有9人,占4.59%;回答“有1个”的有6人,占3.06%;回答“没有”的有37人,占18.87%。总计维族与汉族交朋友的占78.56%。

维族在回答“你欢迎更多的汉族迁来新疆”的问题时,回答“欢迎”的有79人,占40.30%;回答“随便或无所谓”的有65人,占33.16%;回答“不欢迎”的有48人,占24.48%;回答“放弃”的有2人,占1.02%。可见维族对更多的汉族迁入新疆基本上持欢迎态度,若加上随便或无所谓选择的人,则占了绝大多数,即占73.46%。

在回答“您认为中国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吗”这个问题时,汉族回答“是”的有177人,占汉族总数的90.30%;回答“不是”的有4人,占2.04%;回答“不知道”的有9人,占4.59%;回答“放弃”的有6人,占3.61%。维族回答“是”的有156人,占维族总数的79.59%;回答“不是”的有11人,占5.61%;回答“不知道”的有21人,占10.71%;回答“放弃”的有8人,占4.08%。可见无论是汉族还是维族认为中国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多民族的国家的人占了绝大多数。

在回答“你认为新疆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吗”这个问题时,汉族回答“很同意”的有144人,占汉族总人数的73.46%;回答“同意”的有47人,占23.97%;回答“说不清”的有4人,占2.04%;回答“放弃”的1人,占0.51%。维族回答“很同意”的有80人,占维族总数的40.81%;回答“同意”的有75人,占38.26%;回答“说不清”的有33人,占16.83%;回答“不同意”的有4人,占2.04%;回答“放弃”的有4人,占2.04%。可见无论是汉族还是维族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新疆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在回答“您认为维汉关系如何”问题时,汉族回答“好”的有53人,占汉族总数的20.70%;回答“还可以或一般”的有120人,占61.22%;回答“不好”的有9人,占4.5%;回答“不清楚”的有10人,占5.10%;回答“放弃”的有4人,占2.04%。维族回答“好”的有93人,占维族总数的47.44%;回答“还可以或一般”的有66人,占33.67%;回答“不好”的有16人,占8.16%;回答“不清楚”的有12人,占6.12%;回答“放弃”的有9人,占4.5%。可见无论汉族还是维族,认为维汉关系好和还可以的占了绝大多数。

在回答“您同意‘搞分裂,对大家都不好’这个说法”问题时,汉族回答“很同意”的有122人,占汉族总数的62.24%;回答“同意”的有55人,占28.06%;回答“说不清”的有4人,占2.04%;回答“不同意”的有5人,占2.55%;回答“很不同意”的有3人,占1.53%;回答“放弃”的有7人,占3.57%。维族回答“很同意”的有69人,占维族总数的35.20%;回答“同意”的有89人,占45.40%;回答“说不清”的有24人,占12.24%;回答“很不同意”的有1人,占0.5%;回答“放弃”的有9人,占4.59%。可见无论汉族还是维族,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搞分裂,对大家都不好”。

从以上几个问题的问卷分析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无论是一般社会生活问题,还是重要严肃的政治问题,都充分反映了新疆乌鲁木齐维汉民族团结始终是新疆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这就是民意。

所有这些模范事迹或平常行动,都是民族团结的壮丽赞歌,为新疆民族关系的良性互动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新疆维汉关系这种以民族团结为主题的互动整合中的认同,在新疆是到处可见可闻的,我们在新疆考察时,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使我们切身感受到了新疆各民族在互动整合中认同的气息,新疆的民族团结是新疆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新疆民族团结的天空是晴朗的。

社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民族与族群在互动中有认同,也有碰撞也就是题中之义,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前面我们讲了新疆的维汉关系在互动中整合认同,这是新疆民族团结现状的主流方面,现在我们还必须了解和认识新疆民族团结的另一个方面,即新疆维汉关系在互动磨合中的碰撞。

碰撞,西方政治学社会学称之为“冲突”。他们认为均衡、和谐、一致、共识、秩序与稳定犹如风平浪静的港湾,但港湾之外的大海却是惊涛骇浪,有的是碰撞、矛盾、冲突、对抗。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新疆维汉关系碰撞的一面究竟是怎样的情况。

新疆著名的政策研究专家,中共新疆区党委政策研究室副厅级研究员茆永福,在他与政策研究室主任尹筑光合作主编的《新疆民族关系研究》中对新疆维汉关系碰撞的情况作了如下的描述:

“80年代末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受到某些国际事件的鼓舞,并得到国际敌对势力的支持,他们的破坏活动加紧了,形成了新的高潮。主要特点:一是反动组织逐步由分散走向联合,妄图使新疆问题国际化。把民族分裂同所谓人权、民主和‘自治’联系在一起,大肆叫嚷和污蔑中央政府在新疆搞‘殖民掠夺’、‘殖民统治’,煽动反汉排汉。二是文攻政扰,互相配合。一方面叫嚷要以伊斯兰主义代替马列主义,散发反动传单、书刊和音像制品。另一方面,更加起劲地鼓吹所谓‘圣战’,他们甚至叫嚷要搞十年恐怖战,十年游击战,十年正规战,最后夺取政权。三是采取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向工厂、学校和机关渗透。1994年以来,一些从南疆来的反动塔里甫,流窜到乌鲁木齐等地,以讲经为名进行分裂主义宣传。四是搞所谓灵魂、智慧和经济实力三位一体。一些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大肆宣扬伊斯兰教是灵魂,宣称要把“不怕死的灵魂同知识分子和智慧、私有企业的经济实力结合起来”,扬言要有更大的行动。五是指出要实现“宗教四化”,与我争夺青年和群众。‘宗教四化’即政治化、教育化、年轻化、社会化,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宗教政治化——建立以‘古兰经’为‘宪法’的‘东土耳其斯坦’。”尹筑光,茆永福:《新疆民族关系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304~305页。

确实,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90年代初起新疆发生了一系列冲突事件。对此,笔者在新疆考察的过程中已有深切的体验。美国“9·11”事件后,由于东突问题浮出水面,不少媒体和著作纷纷披露,如2002年6月,金鑫、徐晓萍在他们的《中国问题报告:新世纪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002全新修订版)》中,对近十年来新疆发生的分裂事件进行了“仔细的扫描”。金鑫,徐晓萍:《中国问题报告:新世纪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002全新修订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6月,45~49页。2003年1月,张建华在他主编的《十六大之后:关注中国面临的紧要问题》第十六章中指出分裂分子在新疆建立秘密训练基地,筹集、制造武器弹药,实施投毒、纵火,策划、组织骚乱、暴乱事件,以达到分裂祖国的目的。张建华主编:《十六大之后:关注中国面临的紧要问题》,北京,经济时事出版社,2003年1月,293~295页。正如2002年7月底,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揭露,从1992年至2001年,恐怖分子在新疆制造了至少200余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各民族群众、基层干部、宗教人士等162人丧生,440多人受伤。《拉丹“养大”东突》,载《南国早报》(南宁),2002年7月25日。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事件,对新疆社会安定,政治的稳定都或大或小、或多或少地造成了影响。

总之,新疆的民族团结以维汉关系为核心,其现状是在互动中认同,民族团结是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但碰撞和冲突也是客观存在,这是影响民族团结的一股暗流。

三、东突:破坏新疆民族团结的幽灵

新疆这一块晴朗的天空,为什么时而乌云密布,时而狂风暴雨?这是我们在新疆考察民族团结时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

许多报告人都谈到,新疆之所以有人要搞分裂、要闹独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一个幽灵在游荡。这个幽灵就是“东突厥斯坦”,亦称“东土耳其斯坦”,简称“东突”。

我们2000年和2001年在新疆调查时,“东突”还是一个极敏感的问题。当我们2001年初写出《新疆维汉关系考察的初步报告(讨论稿)》,提出新疆维汉关系在互动中发生碰撞、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东突“幽灵的游荡”,并于3月上旬在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部组织的午餐学术沙龙上简略地介绍了这个观点时,立即引起了与会学者的高度关注。我回到南宁不久,就收到在国内学术界颇有影响的《战略与管理》杂志执行主编高超群先生的电子邮件,约我就新疆问题给《战略与管理》杂志写稿。我惊异地在电话中问他是怎么知道我在研究新疆问题,他说是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个朋友告诉他我在学术沙龙中的发言,引起了他的注意。但是,由于涉及的问题敏感,我一直没有能完成高超群先生的约稿。

万万没有想到,美国“9·11”事件后,在反恐的国际大背景下,2001年11月中国的新闻媒体首次向全世界公开报导了“东突”问题,据2001年11月13日新华社电:

联合国安理会12日首次就反对国际恐怖主义问题举行外长会议。中国外长唐家璇出席会议指出,中国反对在反恐问题上搞双重标准,反对将反恐与特定的宗教和民族挂钩。

唐家璇说,中国也一直面临着恐怖主义的威胁。“东突”恐怖势力长期接受国际恐怖主义集团的调椿、资助和技术,多次在中国新疆地区及其他国家制造各种恐怖活动,残害无辜平民。“东突”是彻头彻尾的恐怖主义,是国际恐怖主义的一部分,应予以坚决打击。

昨天,当有记者就媒体透露约有1000名中国人在阿富汗接受训练,请外交部发言人来邦造证实时,他说,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在中国新疆也有一股长期进行恐怖主义活动的“东突”势力。“东突”势力一直得到本·拉丹集团的支持和培训,在中国新疆境内制造了一系列恐怖活动。因此,打击和扫除“东突”恐怖势力,是国际反恐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愿与国际社会密切合作,共同反对包括“东突”恐怖势力在内的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