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很少有学校主动对接目前传播学界提倡的媒介教育，作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新宠，在影像资源的利用上出现了滥用和误用的现象，仿佛信息资源无穷无尽，可以信手拈来，俯首即拾，出现滕守尧先生所归纳的灌输式和园丁式美育方式，让学生在过分自由随意的选择空间里迷失方向，难辨善恶真伪，陷入“无选择”状态，使沉溺于过渡物质化世界中的现代人，又沉溺于过渡的图像化、幻觉的世界中。“人们面对着流光溢彩，瞬息万变的影像世界，尤其是面对着通俗性、娱乐性、商业性的影视作品，正逐渐变为一种视觉（心理）上的速食主义者。”
民间影像消费的文化生态价值
一、民间影像的自由消费性质
民间影像是什么？字面上看就是指非专业和职业的老百姓拍摄的以DV为代表的影像。从消费的角度看，是一种自由影像消费，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消费，是一种携带了某种民主意义的消费。为什么消费要强调“自由”和“民主”？原因有两点，一是以电视播放为主的影像长期以来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方式，“职业技能规范接受主流媒体的改造，题材选择和表述被迫谋求主流意识形态的容忍，寻求与国家意志的融合”，个体的需要被淹没在国家的意志框架中；二是专业摄像设备的高端性和入门门槛过高，抑制了影像消费的冲动。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支撑，DV走人了寻常百姓家，民间影像的作用与意义逐步显现出来了。主要表现为舆论领袖和公共领域的价值。一方面，民间影像激发了潜在的社会舆论力量，创造性的个体意识的影像表达方式，其实就是启蒙性的话语，利用个性化还掩饰其对社会的革命性想法，是观念的进步和文化权利的下放，某种程度上放大了民间欲望，但要融入社会的意识框架也很痛苦，代价是要恰当地被某些主流媒体承认，通过电视台的播放或者是官方网络的选用，使他们具备社会性的权威影响，同时还要使其民间身份取得市民的文化认同。
这就要求，民间影像要寻找到一个扩大影响的传播平台，发挥作用其在公共空间的发言权，正如哈贝马斯所说，要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找到一个市民们言论自由、不受国家干涉的公共空间。
比如2008年11月温州网举办的“文化温州，DV影像”大奖赛，就是在宣传部的指导下进行的，主办方收到的近80部参赛作品，都是在宣传温州的主题里寻找自己的表达方式。但获一等奖的纪录片《出头天》仍然能够从底层的视线，表现出与温州生存文化观念的高度契合：温州是一座充满机会的城市，即使是一个普通的外来务工者，也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出人头地的未来。影像介绍的是一个来自贵州的年轻道士来温州郊县帮人拆旧房，遇到了给他人生巨大启迪和机遇的温州人。生动的生活场景和发自内心的心灵感悟，主人公的故事不仅是他个人的人生财富，也是从草根揭示温州创业者成功背后的秘密。
所以，我们发现，民间影像实际上已成为生活观念的一部分，是一种生态性的文化现象。DV是“DigitalVideo”的缩写，中文的意思就是数码影像，DV是一种摄像和录制的机器，也是一种影像的制作方式，更是一种文化现象。近几年来，随着民用DV摄像机技术性能的不断提高和价格的持续下降，民间的DV创作发展极快，已成为当代年轻人的重要的文化活动之一了。DV摄像的设备要求和前后期的制作要求不是很高，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技术壁垒和障碍，简单地说，只需一台DV摄像机，一台可以通过IEEE1394接口（也叫FireWire，SONY注册为i．Link）采集图像、装有视频编辑软件的电脑，加上一些附属设备，就可以了。但技术性要求不高，还处在青春发育期的DV，已被赋予了太多的文化意义。从最大的也是最通俗的角度看，它是影视文化在青年文化需求中的自然延伸。
撇开了经济和技术的因素，DV不过是一支笔，价廉物美，如同傻瓜相机，飞入寻常百姓家。在人类历史上，笔使书法和文学产生了革命性的进步，现在的DV使影像行为带上了休闲游戏的色彩，不少人对DV这种即兴的、自由的、具有个人色彩的行为寄予厚望，就像网络使文学克服发表障碍了一样，DV“避免了意识形态神话和权利话语的陷阱”，有着特殊的意义，它首先不是艺术的追求盲动，而是文化的自觉和消费，是影视文化的梦想在现实中的表达。
从文化大背景上看，影像文化的泛滥，使我们的文化生活方式，已从古典的“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温馨境界，过度到了影像阅读的新境界中了。但大量的充满着意识形态负载的“流动的画面”，其实是“不确定的真实”，是“虚幻之像”，要以自身的激情和敏感去抵达被遮盖的真实之境，挖掘潜在的真实影像，DV的流行提供了极好的便利。
如《苦乐打工妹》，作者吴木坤，北师大艺术与传播学院4年级学生。拍的是大学生身边的生活，发生在大学学生宿舍边的小炒部里。在不到20平方米的狭小阴暗的空间里，生活着来自安徽的打工女孩。她们生活在“苦“中，每天工作17小时，睡觉成了唯一的兴趣，一月400元工资，每天把鸡蛋炒米线递到充满知识或空虚的大学生手中，整天应付拥挤在窗口的大学生的嘴脸，有点烦。来北京一年了，在全封闭的状态中，她们连校门都找不着。她们也生活在“乐”中，对大学生有自己的评价不只是羡慕，说女生们花钱不是自己赚的，有什么骄傲的？内心也有美丽的爱情故事，第二天要回家了，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潜在的真实影像随着大学生们的镜头，“潜”入了生活。
很多单位和个人，都在积极参与组织有关DV的活动。2001年9月由《南方周末》、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和实践社共同主办了“首届独立映像展”，近百位作者的109部作品参加了展演，包括了日后产生较大影响的《后房，嘿！天亮了》（最佳实验短片奖，杨福广）、《TALK》（最佳短片剧情奖，孟军）、《铁路沿线》（最佳纪录片奖，杜海滨）、《生活很无趣，幸亏有高跟鞋》（胡吗个）、《车四十四》（台湾，伍仕贤）、《盒子》（英未来）、《沉没的午后》（王林等）、《食指》（蒋志），成为中国艺术史上前所未有的影像艺术事件。2002年1月起，凤凰卫视推出了新栏目《DV新世代》，又名《中华青年影像大展》，买上一些DV机，发动了几所大学，联络了一些爱好者，在没有广告支持的情况下开始了节目的操作。为了让DV真正地体现真情，避免作秀，避免和刻意地模仿《生活空间》和边缘题材的地下电影，栏目利用寒假时间发起了《我的父亲母亲》同题作品征集活动，想不到，一种我们从感受到真实的生活状态，在学生们的本能表达中，呈现了出来，DV的非艺术价值也呈现了出来。如山东省沂蒙的女孩平静地讲述自己的父亲母亲：“我大大属鼠，我娘胆小如鼠，为了我们三个孩子上大学，他们却干起了杀猪的行当。”镜头在不经意间，展开了日常生活的苦难和温暖，揭示了许多被隐匿的中国家庭的悲哀。
据《新京报》的最新报道，北京首届国际DV论坛年会在2003年11月30日闭幕，4天展播了200部作品，分纪录片、试验片、剧情片三大类，共产生了9个大奖10个获奖作品。
DV生活正是在这种情景下被当下的文化人提倡着，“DV着生活”，“让影像绽放着青年人独特的表情”成为时尚的文化口号，也引起了学者们研究的兴趣。韩鸿在《影像的大众生产与意义解读》一文中，把DV理解为文化影像的大众生产，把其文化意义概括为“视觉思维的启蒙”“颠覆性大众文化力量”和“电视节目的传播形态的拓展”，都是非常有见地的观点，但我认为DV生活的意义不仅在于视觉性、大众性和节目构成类型，而在于文化心态的大转移，是生态性和休闲性的文化生活的表现。周星教授对DV认知的辨析时提到，DV的“简单工具说”“自由情感说”“代替影像说”“毁灭银幕电影说”“无足轻重说”都只是表面化的理解，DV的根本价值应当是“个体艺术创作的自由创造”，也超越性地把DV上升为文化美的高度。
二、DV是生态性的文化纪录
DV不应是严肃的思考和纯独立的影像制作，DV文化的最有代表性的质感或者说是气质，就是影像的纪实性和随意性，以及由此而来对生活现象的生态性纪录。
如《修自行车的人》，作者王宇陆和郭奎勇。修车人白哥来北京10年了，生意不好，年底交不齐摊位费，只能硬着头皮四处凑钱。收钱的人说要“卫治”费，而他听成了“位置费”，他据理力争希望能省下“位置费”，想不到“卫治”是卫生和治安的总称。片子呈现的茫然无奈使人心酸。又如英未来的《盒子》，讲的是女同性恋患者的极度封闭的日常生活。导演的原则是永远尊重对方的选择，在一个半月的寻找无果后，在同性恋网站上发了一个帖子：我是女性，我是纪录片的导演，我正在拍摄一部女同性恋题材的纪录片，如愿意面对我的镜头，请与我联系。影像在这儿成为“神奇之门”，使“潜在的真实”以非艺术的生态性的方式呈现出来，使女同性恋们从“压抑的世界”中走出来，走向了“这个无所顾忌的肆意张扬的花花世界”。
又如在《我的父亲母亲》的片中，儿子对父亲的理解和爱体现出来了，理解到父亲为家庭为子女的牺牲，展示了“人生无奈”这样一种普遍的状态，因为真正能够功成名就的总是极少数人，把人生价值定位在家庭幸福和生活圆满上，这是“全人教育”，是大多数人可以追求，而且也容易达到的一种真实的生活目标，否则永远是生活的失败者。还有《水沫?人》，作者桂冠，1982年生，中央戏剧学院影视编导2000级。拍的对象是家乡湖北黄石的交警吴幼明。20多年的工作，酷爱写作、读书和藏书，建水沫书屋，办民间杂志《水沫》。片子有点杂乱无章地纪录了吴幼明的日常生活。传达的意味很朴实：外面的世界很嘈杂，可吴幼明的生活很平静和执著。
最先介入DV文化分析的影像工作者的感受，也验证了DV生态性纪录功能。凤凰卫视中文台编导王志江说：DV透露着媒体与民贴近的立场，是“真诚和粗糙”和“民间化文本”，过去我们的纪录片，做不到不打扰对象，设备使我们本能地和对象产生了距离，所以一开机，一切都虚伪起来，有一种贴在身上黏糊糊的感觉，小型的DV可能把我们带到真正的生活空间中去，就像笔一样书写。电视策划者喜大狼也说：DV让民工“赤裸裸地展示粗糙的微笑”。
媒体工作者阿忆说：DV意味着从“伟大时刻”到“平凡时刻”的变迁，用“平凡”去记录“伟大”这种普通的视角，比特殊人物的视角，更能反映真正的时代气息。1995年以前我们所有的历史，很少谈到百姓的人生，几乎都是领袖们的世界，领袖生活不是我们社会生活的全部，我们周围每一个人的人生，共同构成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时代的整体画卷。关心边缘人是因为他们身上的戏剧性，他们和其他阶级很容易发生各种关系和冲突，这是DV作者构思上的优点。
作家海岩也说：有DV的这种表达欲望的人，就已经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也是一个非常愿意挑战自己的人。21世纪，语言将逐步淡化，能用镜头讲故事的人，将是未来的主宰。雷颐说：DV使我们的书写方式有一个伟大的改变，符合法国年鉴派为代表的史学思潮。传统史学都是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很少记载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如1953年的粮食统购统销，影响了无数农村人的政策，只有国家文献中的一句话，无影像记录，这将是底层生态的问题。
所以说，DV文化发生的前提和给人直接性的文化感受，就是生态化的文化需求。DV的热播，对中国非职业影像运动的推动很大。一百年前，北京等地的学生非职业演剧运动虽然在戏剧史上没有留下什么经典著作，但极其张扬的个性、独特的视角与非功利的追求，为社会提供了多少鲜活多样的内容。现在的DV，也完全有可能为社会为时代留下一个不可替代的、丰富的影像宝库，成为当代生活纪录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余杰就提到，在商业化时代渡过青春期的80年代大学生，非常实用和功利主义，但在DV中仍保持着童真和同情心，对草根的关怀。生活里的戏剧性，根本就不用导演去编排，真实背后可能有更加惊心动魄的东西。
就在这样的理念支撑下，DV创作者把活生生的生活搬进了影像。如《偶遇》，作者王珏，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98年毕业。她介绍了自己的拍摄过程：“在不经意的情况下，一位戴大墨镜的老太太走进我的镜头。她邀请我拍她，领我去她家，逐一介绍家中她认为有趣的物品。在漫长无绪的介绍中，她的生活状态被一点点地呈现出来。她是独自生活的人，孤独使她见到我便滔滔不绝。她的精神生活丰富，喜欢旅游。事后我被人介绍，她是非常著名的词作家，和谷建芬合作过很多家喻户晓的歌曲，如《绿叶对根的情意》《歌声与微笑》《三国演义》主题曲。”
《偶遇》的题目就是典型的生态化境遇！作者在偶遇她的主人公时，15分钟还未反应过来，在作者根本不认识，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主人公已在带路了。孤独的气质引发了无数的联想，DV就像作家的手一样，“是我们的眼睛，是我的邮箱，等待闯进镜头的信件，然后用尽各种办法进行投递”。
又如《北京?站》，作者张悦和李吉，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2000级学生。题目很有意思，把地理位置和人的形态动词相结合，表现地铁这个流动的公共场所。片子以一天的流程呈现：凌晨5点，北京站的大钟迎来了首班车的到来，4位地铁工作人员的讲述成为一天的内容：售票员陆阿姨家住东便门，一间半的平房属于将建的明城墙遗址公园的拆迁范围，正为新家的去向发愁。检票员红霞阿姨是“农转非”，当上工人让她很满足，说感谢共产党，只是没嫁个好男人，不顺心。检票员俊莲阿姨喜欢记格言，心里从不服输，就是觉得自己的知识太少了，她说“人，一生，就是一场无休止的战斗”。收费厕所管理员宝萍阿姨原来是铁道兵，退伍后分到地铁，制服上别着毛主席的像章，爱岗敬业，一丝不苟。
北京火车站几趟火车同时到站，突遇客运高峰，瞬间的压力，在休息室的阿姨们纷纷奔赴岗位，地铁里的各种吵闹声都没有阻断话语，宣泄的话语的力量似乎高于一切。23点17分，末班车来了，阿姨们锁好大铁门，用心愿和祝福相互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