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德里亚的“拟像理论”主要是从生产的阶段性特征在历史序列上的表现来阐释的。“所谓‘拟像’就是游移和疏离于原本，或者说没有原本的摹本，它看起来已不是人工制品……拟像的‘拟’指的形象自身非真实的虚拟性，还有形象与形象之间的模拟性。‘拟像’创造出的正是一种人造现实或第二自然，大众沉溺其中看到的不是现实本身，而只是脱离现实的‘拟像世界’”。
拟像分为三个等级，即“拟像三序列”。鲍德里亚认为，第一级拟像也就是仿造，出现在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初期。此间，在种姓社会、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中，符号数量有限，传播范围也有限，每个符号都有自己的完整禁忌价值，每个符号都有种姓、氏族，因此，它们不是任意的。这时的符号是一种透明体，通过它们，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背后的具体指向物。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观念的更新，使符号与具体物之间的一体化程度出现松动。随之而来的，便是符号指向的非具体化和多元化，并出现了符号独成一体的倾向。鲍德里亚指出，当符号指向一个失去魅力的所指世界的时候，任何具体物和人都不再有意义。这便是强制符号的终结，是获得解放的符号统治的开始，所有阶级都可以没有区别地玩弄符号。这样就伴随着阶级之间的名望价值、符号的变迁一起进入仿造，也就是第一级拟像。
与第一级拟像相比，第二级拟像不再参照自然，而是仅仅参照交换法则，受到商品价值规律的支配。第二级拟像也不像第一级拟像那样，拟像和真实之间时刻可以感觉到争吵。鲍德里亚指出：“第二级拟像则通过吸收表象或清除真实，简化了这个问题，它建立起一种没有形象、没有回声、没有镜子、没有表象的现实。不再有上帝和人的相似性或相异性，但有一种操作原则的内在逻辑。”由此可见，拟像的第一序列之后，符号背后的内在操作逻辑在不断增强。
在第三级拟像中，“操作”“差异调制”从符号的背后以隐形的力量显现出来。符号在背离具体物，走向独立和自由的同时，也陷入了人类的操作阴谋之中，这种阴谋是在科技的催促下、商业的推动中编织而成的。因此，鲍德里亚称之为一种“恶魔的内涵”，“任何复制都意味着一种魔法，从那喀索斯（Narcissus）迷恋自己在水中的倒影这件事，到灵魂的纠缠，也许还一直到今天这些巨大的技术设备的致命转向都是如此。人类制造了这些技术设备，依次作为自己的影像（麦克卢汉说，这是技术的自恋幻影），这些技术设备又把这个破损、扭曲的影像还给了人类——无穷无尽地复制自己和自己的权力，直到世界的末日。复制在本质上具有恶魔性，它动摇了某种基本的东西。但对我们而言，这一切并没有改变什么：仿真（我们在此把它描述为代码的操纵）仍然是，而且永远是操纵、控制、死亡等这些巨大事件的场所，如同仿像物体（原始小塑像、图像或相片）的目标首先是一种魔法操作”。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第三级拟像是一个美丽的谎言和不容易被人察觉的阴谋。也正是这种背后的操作阴谋，让符号控制了大多数人的自由，并让这些人乐此不疲。在他们被符号俘获的同时，会感到一种因得到符号的“宠爱”而产生的“幸福感觉”。这种感觉是在内在的操作下所形成的“模式”幻觉。从原始积累结束开始，系列生产就被“模式”生产所代替，从此它们不再是机械化再生产出来的，而是根据它们的复制性本身设计出来的，是从一个被称为是“模式”的生成核心散射出来的，这就是拟像的第三序列。
鲍德里亚指出：“在第三级拟像中，不再有第一级中那种对原型的仿造，也不再有第二级中那种纯粹的系列：这里只有一些模式，所有形式都通过差异调制而出自这些模式。只有纳入模式才有意义，任何东西都不再按照自己的目的发展，而是出自模式，即出自‘参照的能指’，它仿佛是一种前目的性，唯一的似真性。我们处在现代意义上的仿真中，工业化只是这种仿真的初级形式。”
鲍德里亚拟像理论对当代影像文本的研究有直接的指导作用。目前，无论是对鲍德里亚拟像理论的研究，还是对当代影像文本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对鲍德里亚理论的研究，除一批是对原著的翻译之外，涉及鲍德里亚拟像理论的有仰海峰的《走向后马克思：从生产之境到符号之境》，戴阿宝的《终结的力量——鲍德里亚前期思想研究》，克里斯托福?霍洛克斯的《鲍德里亚与千禧年》，道格拉斯?凯尔纳的《波德里亚：批判性读本》等，但是没有对鲍德里亚拟像理论的渊源、形成、发展做全面的探究。对影像的文化性研究，在国内主要是尹鸿的《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影视文化》、戴锦华的《雾中风景：中国电影文化：1978～1998》和《电影批评》、李道新《中国电影文化史》，以及金丹元等一批学者从影视文化美学角度关注影像文本。电视方面，多从电视的艺术性和技术层面关（观）照电视文本，主要著述有：高鑫的《电视艺术学》，赵凤翔、吴炜华、薛华的《电视艺术文化学》，邵长波的《电视结构艺术》，王晓红的《电视画面编辑》，张新芝的《电视技术》等。网络影像方面，国内主要学者如黄鸣奋、欧阳友权等也主要是从网络文化方面对影像有所涉及，没有把影像文本纳入到拟像理论视野当中予以研究。
目前，直接将鲍德里亚和影像文本结合起来的研究仍不多。这方面的研究如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刘悦迪先生，他在英国人克里斯托弗?霍洛克斯所著的《鲍德里亚与千禧年》的导读中，提到了鲍德里亚的“拟像理论”对影视文本的影响，但仅仅是导读性质，并没有就这个问题进行深入地分析和阐述。再如广西师范大学的断祥贵、麦勇雄的《“拟像与仿真”理论与消费文化研究》（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10期），虽然对鲍德里亚的“拟像理论”给予了阐述，但仅仅停留在了消费领域，并未就其对影像文本产生的影响进行论述。还有香港城市大学吴炜华的《拟像中国的未完成叙事》（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二期），主要对鲍德里亚的“拟像理论”进行了梳理，虽然提到了影像叙事，但没有深入探讨“拟像”对影像文本的影响。同时，湖北大学的王珂虽在《解读<黑客帝国>的中鲍德里亚哲学符号》(黄石理工学院学报2005年第21卷第6期)，在鲍德里亚哲学符号的“拟像理论”对电影叙事的影响方面有所涉及，但对当下电视中“拟像泛滥”这一现象没有给予解读和阐释。美国学者威廉?欧文也曾经在所著的《黑客帝国和哲学》中探讨过现实与虚拟世界，但也没有全面地就“拟像”对电影和电视文本的影响和改变，做深入分析，对于当代影像文本的奇观化、拟像化和非生态化的发展趋势，理论上没有予以科学、深刻的解读。总体来看，把鲍德里亚的拟像理论用于解读和批判当代影像文本所表现的各种症候的相关研究还不充分。
二、当代影像文本的拟像消费
当我们用鲍德里亚拟像理论观照消费语境下的当代影像文本时，发现在后工业化的今天，铺天盖地的影像现象具备了拟像的特征，影像文本从作为反映现实的一个载体，过渡到有目的性的构建虚拟，进而指导现实这一过程中，影像文本的虚拟化操作日益得到加强。影像文本放弃了应有的高尚精神规格和文化诉求，走上了与背后商业消费合谋的路途，而实现这一途径的方法则是摆脱生产的束缚，依靠大量的没有本源和真实意义的拟像。在这里，“真实”已无法与我们接触，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被影像构架出来无数个虚拟的影像。
当我们看电视新闻的时候，看到无数个“真实”的图片，这些图片出现的目的就是让受众相信这是“真实”的，然而，那只是供我们体验的表面现象的连续而已，是一堆破碎形象的拼贴和组合。任意一组图像组合，都能产生新的意义，每一个形象都能唤起更多的形象；每一个形象都是一个拟像，一种没有原本的摹本。消费阴谋则是影像拟像化的内在动力。这一点仅仅从影像文本的结构和内容上来予以解释，显然不能解决问题。鲍德里亚的拟像理论与当前影像文本所表现的“症候”，存在内在的理论契合点，如拟像的发展逐步脱离了具体生产的过程，即符号的所指发生了变化并逐步脱离能指，逐渐形成自己的一个独立意义上的符号系统。从此，符号内部通过自身的新陈代谢，组合、更新，表达出比原来能指更丰富的意义，并指导生产。此时，符号的背后已经没有了本源的存在，有的只是大量虚拟符号具有前目的性的繁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代影像文本的拟像化进程，正是在拟像这一大的语境下发展的。因此，当代影像文本的拟像性特征，折射出鲍德里亚拟像理论解读当代影像文本的理论优势，凸显出“拟像理论”在当代文艺学领域中特殊的学术价值。
当代的影像消费异化为拟像消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
第一，影像文本相对于文字文本的独立价值被消解。影像文本是影像图像或者画面的直观性外在结构，是由一系列的各个相对独立的镜头剪接而成的连贯的、有意义的影像序列，是一个相对完整和自足的系统，不同的影像剪接会表达不同的含义。影像文本区别于文字文本的优势是其浓厚的技术色彩和消费意蕴，成为当前经济、文化等大环境中的优势文本。“我们正处在一个仿真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社会复制（如信息处理，交往、知识产业等）取代了生产充当的社会组织原则的地位……在其中，形象、景观和符号的作用代替了生产和阶级冲突的逻辑，而成为当代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这样一种充满仿真、复制、符号和景观的视觉社会里，文字文本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然而影像文本却走向前台，并不断地在各个领域攻城掠地。文字文本从来都是被认为是精英阶层耀武扬威的武器，它们通过一定的文字文本形式表达着精英阶层的是非曲直、真善美、假丑恶。文字文本是在被理解、被思考的前提下才会发生作用的。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消费时代的到来，理解、深度、思考等字眼被浅显的大众文化所排斥，它们需要寻找新的消费语境下的代言人，影像文本便以无可争议的绝对优势挤走了文字文本成为“宠儿”。影像文本的凯旋并不意味着对文字文本的全盘否定，应该说是一种扬弃，即对不适合当代消费语境的东西的排斥和消解。
影像产生效应的直接前提是观看，而当代消费语境下的影像文本发生作用的前提则是被消费。我们在认同文字文本所具有的表达深度和超级想象力的同时，很可能会走向另外一个“深渊”，即影像文本意义表达的浅显性，没有深度逻辑。可以肯定，这仍是基于“精英思维”的非理智判断。事实上，当代影像文本能够依靠自身的优势，被广大的影像受众所接受、所消费，本身就是一种不易被人察觉的影像思维的应用，然而这种智慧却常常被当作是一种“肤浅”和“无知”。产生这种观念的很大的原因就是拟像现象的负面作用。
第二，影像文本的表达方式在当代消费语境下，表现出更为诡秘和虚幻的一面，其真正的原因就是其背后不可告人的消费阴谋。所以，当前的影像文本较以前传统的记录式表达，呈现出现代消费的目的性推介特点，然而这种推介是隐秘的，是在某种借口或者掩盖下进行的，这也就是鲍德里亚所称的拟像性。当代影像文本的拟像性主要表现为：借助大量的图像符号、影像语言，直接或间接对预设的某种目的进行建构，以达到影像最终被受众所消费，实现最初的预设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当代影像文本不是精英阶层所认为的那样：影像本身就是肤浅的，构造深层次的东西是超出其能力的。事实上，影像文本的演变有一个从单纯的叙事方式向高级的、虚拟的、建构表达方式前进的过程，这一过程遵循了拟像演变的内在逻辑，当拟像演变到了社会无法承受时，影像的拟像性的弊端就呈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