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大型网络战争游戏CS中的战争个体、战争环境、作战协同和作战武器等，都是可以被具体化的。战争个体其实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个体，他们有具体的作战计划，也有作战中的自我保护意识。他们可以任意更换军装、武器和皮肤，现实作战场景中有的，他们都可以“制造”出来，现实作战场景没有的，仍然可以通过技术手段造出来。这是对现实的复制吗？还是现实复制了拟像世界中的具体物？我们发现，现实世界中的物品是仿照拟像世界中的图样制造出来的，以此来看我们在战争游戏CS中冲锋陷阵的英勇气概，被人击毙后倒下时的悲壮，是网络拟像世界带给我们的影像幻觉吗？我想，这是对现实的预演吧，只不过是在另外一个世界而已。比如，我们在影像设计中，已不需要所谓的原形，只要通过相关符码的组合，便可以产生我们想要的最佳结果，这个影像设计的过程，其目的不再是如何操作才能达到原形最高水平的问题，而是如何在自身的拟像中不断地进行差异调制的问题，而这个过程在网络虚拟的环境中是没有终点的，而且拟像的最终结果比原形还要真实。
因此，重要的不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并以此为标准来判断符号创造出来的东西，而是如何通过符码的组合，拟造出所需要的意象与结果，而判断的标准也变成了拟像自身。拟像在这里再次淹没了现实。但是，我们应该时刻看清一点，无论拟像世界让人看起来多么虚无缥缈，多么客观逼真，还是魅力无比，它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方向性非常明确的“手”在指挥着，一切世界都不是偶然的，都是必然的结果。比如，劲舞团、真封神、三国策、梦幻西游、水浒Q传、超级舞者、魔力宝贝、剑侠情缘II、大航海时代、传奇、骑士等知名游戏给我们带来影像幻觉的“超真实”体验背后，是商业的运作。即使是在电影世界中，也是如此。比如，在《Titanic》中，那通过电脑技术虚构出来的豪华游轮，它极大地满足了观众的视觉需求，以致观众在电影结束后还在惋惜这么好的游轮竟然被毁掉了。还有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拍摄的《侏罗纪公园》中，那逼真的恐龙像是在现实世界中活动，那响彻山谷的恐龙吼叫声，那恐龙相互厮杀的场面，以致让我们相信恐龙就生活在我们身边。这种利用电脑技术虚拟出的电影，无疑就是制造“超文本”式的影像幻觉，让其带来票房佳绩，只不过缺乏影像接受主体与影像之间的互动而已。
当然，无论是观看《黑客帝国》（Matrix）、《未来终结者》（Terminator）还是《少数派报告》（MinorityReport），在电影院中，人们宁愿相信这是现实世界中所发生的一切，在这里现实再次遭到了虚拟的放逐。因此，在网络虚拟的世界里，符号支配地位在技术的怂恿下被不断加强，它宣告了真实死亡时代的到来。鲍德里亚说：“影像不再让人想象现实，因为它就是现实。影像也不再能让人幻想实在的东西，因为它就是虚拟的实在”。为此，网络影像文本借助“超文本”的影像幻觉，走向了狂欢的征途。
三、网络影像文本的拟像狂欢
网络影像文本发展至今天，已经可以以虚拟的、“超真实”的操作方式指导生产；它的模式已经不再受现实具体物的束缚，自成一个符号系统。网络影像可以随心所欲地建构模式，是符号脱离具体物的外在表征，为网络拟像的狂欢打下了基础。时下流行的“网络影像恶搞”，就是拟像狂欢的典型表现形式。
“恶搞”从来源上来讲，最初源自日本，后传入我国台湾地区，再经网络传入香港，继而扩散至内地。日久野健等认为：“网络恶搞”大体是指网民以网络为平台，针对一定影响的人、事物、事件或作品，应用各种手段炮制出来的，违背常理、让人啼笑皆非的网络恶作剧。从字面上看，“网络恶搞”可以说是一种网络文化现象，归属于后现代大众文化的范畴。如2006年，胡戈以电影《无极》为蓝本，经过剪辑、配音，制作成“网络恶搞”短剧《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随后的《春运帝国》和《鸟龙山剿匪记》也属此列。之后，冯小刚的《夜宴》，张艺谋的《满城近戴黄金甲》以及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红色的经典，都难逃被恶搞的命运。以幕后解密的方式讲述《夜宴》拍摄的“真相”，说《无极》票房惨败，陈导要找冯导当替罪羊，拍一部更烂的大片，遂有无聊大片《晚饭》，后因名字太俗，改名《夜宴》。戏说红色经典的方式则是“戏不够，爱情凑”，给主要人物加大了谈清说爱的力度，《红色娘子军》毫无道理地谈起了恋爱，打出了“青春偶像剧”的口号，《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则让小红军做起来了明星梦。
然而到底是何种原因促使恶搞如此流行呢？目前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浙江师范大学的孙祯祥教授则认为是人文精神的缺失，导致了网络不文明现象的发生；湖南师范大学文化与传播研究所的蔡骐教授则认为是“青年亚文化”反抗主流文化的表现形式，是霸权意识形态在恶搞文化中的体现。他认为“抵抗”是亚文化的关键词之一，按伯明翰学派的理解，战后英国出现的诸多青年亚文化不是代际间的矛盾，而是对支配阶级和霸权的一种抵抗，亚文化代表着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的特殊抵抗方式，是与他们生活状况之间的“想象性关系”。有人认为，动机来自于通过制作或者阅读恶搞作品，进行一次英雄的解构，谋求心理的平衡，显示了人们对宏大叙事充满敬畏的同时，心里对其又有着诸多的不屑和怀疑。也有人认为“网络恶搞”类作品大部分没有章法，也不需要什么主体思想或者主流意识，完全是一种恶作剧的无厘头，欣赏“恶搞”作品不会太累，也不用紧张，加之图文并茂的特点，很容易吸引人的注意力。也有人认为“网络恶搞”是年轻人渴望得到关注、宣泄不满、表达思想的手段。
实际上看，“网络恶搞”是网络技术支撑下的符号的玩弄、拟像的操作。“恶搞”群体的知识层次、生活状态也起一定的作用。从事“恶搞”的人多数是受过高等教育，并掌握了一定的电脑视频制作技术，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自己的事业和正式的工作，这就为他们通过恶搞来颠覆传统、消解真实，给自己枯燥的生活寻求点乐趣埋下伏笔。但颠覆权威、挑战传统并非“网络恶搞”的本意，当我们用鲍德里亚的拟像理论来审视这一后现代语境中“网络恶搞”现象时，便会发现“网络恶搞”背后是玩弄真实所带来的巨大魅力，是真与假的界限消失后所带来的集体迷狂与集体超快感，是掏空内容、重新定义所带来的短暂满足和狂欢。
《由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就是典型的作品之一。它由三部分组成：中央电视台的法制节目《今日说法》的视频；电影《无极》的剪辑镜头；配音与插入广告。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宣传喉舌，是权威媒体；而《今日说法》又是法制节目，内容多为真实严肃的事件，宣传法律知识、公平，增强法律的威严，节目主持人也是很有名气的张绍刚。这些因素的背后有一个潜台词，那就是这里面所发生的一切，主持人所讲述的一切，都是不容否认的真实，观众所要做的就是关注每个案件的结果如何，而不是对节目的本身存在任何怀疑。《无极》是导演陈凯歌拍的含有神话色彩的电影，整部影片的情节、场景、人物都建立在电脑特技、虚构的基础之上，即在一个虚拟的空间里完成整部电影的叙事，其中逻辑不够清晰，甚至有自相矛盾的地方，虚拟性很强。恶搞者胡戈是一名普通的电脑爱好者，他既没有像有关专家所说的对当今社会的不满情绪，也不是想通过制作这样一部搞笑视频来发泄自己，更不是想借此来与中央的权威媒体唱对台戏，消解中央的权威，使其平面化、碎片化。他只是通过电脑技术手段娱乐一下而已，而娱乐就是非理性的表达方式之一，把一些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本体上就是真实与虚构的游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是“超真实”对真实的谋杀或者是放逐，以达到娱乐的目的。
再如“百变小胖”网络恶搞走红现象。6年前，念初二的小胖参加了上海的一个交通安全集会，他偶然斜眼一瞥，作“鄙视状”的神情被人拍下，流传到网络，成为无数网络高手恶搞的材料。网友们用处理软件把小胖的脸合成到机器猫、阿里巴巴、怪物史莱克、蒙娜丽莎、自由女神、贾宝玉等身上，每逢新电影上演，一定有人把他合成在电影海报中。原因是什么？娱乐性的压力宣泄，还是对传统道德的践踏？还是公众心理浮躁？或集体心理忧郁症？对精英和权威的不满？是在短暂的感官刺激后的浅层次的自信确立？或者是草根文化的代言人？很可能都不是，只是玩玩而已。
网络影像的拟像狂欢是拟像的延伸与泛化，也是网络影像发展的必然。正如鲍德里亚所说：“今天的现实本身就是超级现实的。从前超现实主义的秘密已经是最平庸的现实也可能成为现实，但这仅仅限于某些特定的时刻，而且这些时刻仍属于艺术和想象空间的范围。今天则是政治、社会、历史、经济等全部日常现实都吸收了超现实主义的仿真纬度：我们到处都已经生活在现实的‘美学’幻觉中了。‘现实生于虚构’这个符合生活美学化的超现实主义阶段的古老口号现在已经被超越了：不再有生活可以与之对照的虚构，即使是胜利地对照——现在整个现实都转入了现实的游戏——这是彻底的幻灭，控制论的冷酷阶段接替了幻想的酷热阶段。”
这样的狂欢，是人格反生态的表现。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王德峰从社会学角度认为：一亿中国网民在1995年出现，意味着网络社会的形成，其特点是形成了网络社会与现实的关系：虚拟社会。网络本身无罪，是好东西，看我们民族如何运用它，这是考验我们的地方。网络是民族的镜子，是大众交往的公众平台。网络是双刃剑，从好的方面看，它是文明的进步，发展了人的社会性存在，突破了传统言论的封闭，使社会交往空前拓展；从负面的方面看，它参与性太强，又不是一种真实的参与，从随意乱讲演变成谩骂嘲讽，就没意义了。具体看，就是网络的虚拟性造成异化：第一，用抽象的社会交往及愿望的抽象满足来取代真实的交往和满足。作为大众娱乐有异化，因为现实的娱乐是有禁忌的，禁忌是文明的前提，无禁忌会缺失人的娱乐精神方向，成为抽象的享受，无真实感。网络空洞的无限进取，不是心灵性的，哲学上是“坏的无限性”。网恋最终是需要见面的，人需要感性的力量，青少年的网瘾会导致心灵的孤独和空虚。所以美国的孩子会疑问：既然我们生活中有那么多人需要交流，为什么要和陌生人聊天呢？第二，对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努力的躲避，只希望通过网络找到理想的社会状态，追求“网上雷锋”来解决问题，但现实就少雷锋了，帮你的人也是和你一样的心境，要知道虚拟是要有付出真实代价的心理准备的。
王德峰的社会学分析和胡咏的心理学分析结合起来，更能说明网络影像狂欢的问题了。胡咏认为，过度的影像展示和观看，是“裸露的人（nakedman）的心理需用”，是“自恋的人的文化展示”，是“获取看客的注意力”的虚拟的亲密感。有一种网络影像狂欢，不是恶搞别人的作品，而是恶搞自己。如2003年6月到2003年11月，广州一周刊25岁的女编辑以网名“木子美”，把自己与多个男人的性交往以日记形式公开在中国博客网上，命名为《遗情书》，最高访量达三千万，导致服务器崩溃。如2004年，一网名为“竹影青瞳”的广州高校女教师，在天涯虚拟社区的个人博客上，发表配有个人裸照的文字，两个月访量达一百三十万。如2005年，“流氓燕”在天涯社区发表裸照，称“要留住青春”。如2005年5月，“超级女声”成都海选后，来自绵阳的36岁的黄薪，因为肢体语言和演唱都非常夸张而被观众记住，在网上被网民捧为“红衣主教”，其比赛视频成为下载率最高之一，导致所谓的时代新原则：不怕丢人现眼，就怕没眼可现；不怕臭名昭著，就怕默默无闻。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2005初，为考研游荡在北大清华的28岁的女编辑芙蓉姐姐，本是散落在芸芸众生中的普通女子，却把自认为完满的身段、热辣的舞姿、独特的自拍照片，扭曲成不同角度，发布在校园BBS网络，抓住了青年人的想象力，填补了混在大学的有枯燥生活压力的人的无聊空间，一时间风靡全国，成为当年最火的网络偶像，成了芙蓉教主了，却让我们从此进入了“观丑”的时代。
恶搞自己的影像，是人格的变形，更是行为拟像艺术。因为个人暴露是一门困难的艺术，在网络时代前是一种特权和奢侈，现在倒成了自恋式的享乐主义，世界就是他的镜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