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在话，本书的写作首先是迫于课题结题的压力。早在2004年我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影视文化美学研究》出版后，对书中涉及到的有关影视文化生态批评的思索意犹未尽，促使我申请了浙江社科规划的新课题。原以为一鼓作气，很快就可完成任务，想不到写写停停，一晃若干年。黄花菜凉了，还得再炒。风停了，黄沙犹存。课题拖沓了，躁动的感觉仍在。在教学和行政的双重需求下，学术的思考似老牛耕田，总算告一段落。
其次，学术性写作自身携带着的痛苦和快乐，仍如蛰伏之春，荡洗着日常工作的庸碌，使2008学年的寒假变得单调和丰富。影像的魅力以一种无法抗拒的内在的复杂和多元，不断地骚扰你的神经，激发你的想象。无论是人类创造影像的原始冲动，还是文化“落差”对影像的增值；无论是艺术影像的高度和精致，还是生态影像的开放和和谐；无论是《德拉姆》的神圣，还是《孔雀》的苦难；无论是2009年奥斯卡得奖新贵《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中的“贫穷色情”，还是“山寨春晚”的网络狂欢，都演化成细微的纯净，装饰着我写作的每个日子。
为了思考有一定的时间上的联系和逻辑上的衔接，本书借用了《影视文化美学研究》一书关于影视文化生态的少量已有成果，但都从新的理论框架进行了融合性的处理。
感谢我的研究生练碧辉和叶琦琪同学，和已本科毕业的周明明、何玉妹同学，为我收集了部分材料和参与了部分章节的写作。他们的学习过程，促进了本书的完成。感谢夫人和儿子的支持和鼓励，如果没有家庭的温暖，研究工作可能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当然，我不满意写作的结果。因为匆忙的心态和懒惰的重负，使本书的许多表述未能如愿地深入，我期待着有一个新的研究的冲动和激情。也许若干年后，有关休闲美学的书会令我更加心安理得些，毕竟文化生态只是过程的表现，而文化休闲则是生活的重要目的之一。
2009年2月于温州划龙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