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拥有原子弹之前，美国人曾极力催促斯大林协助早日结束对日战争。在雅尔塔会议上，当斯大林答应在打败德国后的三个月内参战时，他们感到宽慰和高兴，并欣然同意了他的条件。一直到1945年5月8日霍普金斯访问莫斯科时，美国还在争取得到斯大林关于红军将协助打败日本的保证，美国也得到了这一保证。现在突然有了原子弹，杜鲁门想的就是如何拒绝苏联的援助，并积极筹划在苏联可能宣战之前就打败日本。
一周以后，杜鲁门在全体会议之后走到斯大林跟前，把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告诉了他。斯大林当时没有提出什么问题，但他已经感觉到盟国在态度上所发生的变化。美国人和英国人一致相信，他们是从占压倒优势的实力地位出发进行谈判，因此，他们没有必要采取通融和谅解的态度。
在总共十三次的全体会议上，三大国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许多问题被留给了和会或外长会议去决定。美国人和英国人强烈地批评苏联在被解放的国家，特别是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政策。苏联人则批评英国人在希腊的所作所为。而争吵最激烈的是德国和波兰问题。
关于波兰西部边界的问题，是争论的一个焦点。丘吉尔竭力反对斯大林提出的把波兰西部边界推到奥得河和西尼斯河的建议。但接替丘吉尔的新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支持杜鲁门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
关于德国，同盟国早先已同意将德国分成四个区，分别由美国、英国、苏联和法国管制，并把柏林作为第五个区由四国共管。德国不能有中央政府，涉及该国的全局性问题将由盟国管制委员会决定。这符合斯大林所坚持的德国不应被肢解，而应在大国严格控制下保持统一的政策。但在波茨坦会议上，由于种种分歧，这一政策破产了。德国被分成了东德和西德。
斯大林现在感到，虽然苏联已摆脱了德国法西斯的蹂躏，可现在又面临着来自西方的一种可怕的新式武器的威胁。且美国富裕而强大，苏联则既穷又弱。一次新的战争，特别是使用现代武器的战争，就可能摧毁苏维埃政权。这种担忧决定了斯大林在战后仍把政策重点放在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上。
苏联军队在华西列夫斯基的率领下，迅速开进中国东北。华西列夫斯基的命令是，抢在美国人之前攻占斯大林在雅尔塔确定的地区。他驳回了日本天皇1945年8月14日的投降书，并于8月17日向日本关东军司令发出了他自己的最后通牒，要求在8月20日投降。在这几天里，苏联空降部队抢占了大连和旅顺港，并且进入了北朝鲜，与此同时，苏联太平洋舰队占领了萨哈林岛南部和千岛群岛。
9月2日，在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订了日本正式投降书，斯大林派了一位不出名的将军参加了签字仪式。与此同时，斯大林在这一天向全国发表了广播讲话。他谈了1904～1905年的战争。“当时俄国在对日战争中是战败了，”他说，“于是日本就……夺去了萨哈林岛南部，盘距千岛群岛，并从而封锁了我国在东方的一切出海口……1904年俄军的失败，给人民留下了沉痛的回忆。我国人民相信并在等待着总有一天污点会被洗清。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而这一天终天到来了。”
为了不使这场纠纷闹得太厉害，斯大林决定撤回军队。然而，美国人立即带着美军进入伊朗，并派遣了军事和其他顾问。斯大林把这一点看作是美国公然对苏联的“侵略行径”。
苏联人民一度将斯大林奉为“神”来崇拜。来自西方的冷风愈刮愈烈。1946年3月6日，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作了一次充满火药味的演说。当时杜鲁门也在场。尽管在开始演说时给予斯大林极高的评价，“衷心地钦佩和感谢英勇的苏联人民和我的战友斯大林元帅”，但他马上警告说，在西方民主上空笼罩着“红色的威胁”。不过，“上帝保佑，美国已登上了世界强国之巅”，因而我们有了粉碎“那些居心不良的人们的阴谋和强大民族的侵略意图”的希望。丘吉尔宣称，“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的里雅斯特，欧洲大陆上空降下了一层铁幕。”
从1946年开始，“冷战”在不断升级。斯大林认为只有消除美国的核垄断才有出路。为此他督促加紧原子弹的研究。这一年，苏联进行了第一次链式反应试验，第二年第一座核反应堆就开始工作了。
苏联特别需要经济援助，但按照这一计划，只有用对苏联经济实行监督的代价才能换来这种经济援助。这使斯大林十分谨慎。他认为这是是美国的扩张主义政策和旨在遏制、摧毁共产主义的杜鲁门主义的一部分。事实也证明斯大林的看法是对的，后来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中直言不讳地写道：“马歇尔用自己的—套观点提出了使欧洲摆脱俄国共产主义的奴役威胁的目标。“在1947年6月27日~7月2日的巴黎会议上，斯大林通过莫洛托夫表示不要这种经济援助。
共产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双方开始相互仇视，互相指责。斯大林深信，由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领导和支持的西方集团一心想摧垮苏联和共产主义世界。西方国家则把苏联在东欧建立一体化经济和政治，解释为莫斯科正在展开一次反对它们的总攻势，甚至认为苏联正在考虑军事行动。在此后的两三年中，两个集团危险地处于军事冲突的千钧一发之际。
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间的相互支持，1947年9月22~27日在波兰召开了欧洲九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与会者一致同意建立—个协调中心，这样，在共产国际解散4年之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于1947年9月成立了。
随着华盛顿冷战政策的不断深化，莫斯科加紧了对东欧的控制，任何想独立处理内外政策的做法都被认为是背叛行为。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出现了把南斯拉夫粗暴地开除出共产主义大家庭的令人痛心的事情。
事情起因于东欧一些国家事先没有同莫斯科进行商量而自行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如筹备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友好条约；南斯拉夫的一个航空团派往阿尔巴尼亚；季米特洛夫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作了关于将来建立欧洲人民民主国家联邦的原则可能性的声明等等，结果激怒了斯大林。1948年2月10日，在斯大林的建议下进行了有苏联、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三方参加的会谈。斯大林一开始就非常气愤地对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出现的分歧表示不满。他认为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所采取的某些措施是“特殊的对外政策”。保加利亚人和南斯拉夫人不接受这种责难。斯大林又提出建立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联邦的建议。季米特洛夫和卡德尔虽然没有在原则上否认结成联邦的可能性，但都以目前条件还不成熟而婉拒。
分歧由此公开化。苏联从南斯拉夫召回了军事顾问，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给南斯拉夫领导人发去了措词强硬的书信。斯大林还决定使情报局卷入争论，并最终把南斯拉夫开除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
1949年4月4日，西方国家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在斯大林看来，西方的反苏政策达到了高潮。这项公约规定成立一个十二国的军事联盟，并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保持一支联合军事力量。这一军事联盟宣称纯粹是防御性质的。但在斯大林和全体苏联人看来，它明显是有进攻意图的。三年之后，北约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作为一个平等的成员吸收进去，“是一个毛骨悚然的发明”（伊恩·格雷语）。
杜鲁门的“遏制”政策使得苏联的友好态度被美国回绝，这在苏联内部引起和激发了偏激的爱国主义，与此同时抨击了有碍这种民族情感的“世界主义”。令苏联人不能接受的是：他们为了共同的胜利付出了比所有盟国加在一起还要大的代价，而重建中却没有使他们能够参加建立世界和平，反倒使他们陷入一种新的敌意的包围，这种包围是由那时尚握有原子弹垄断权的美国所建立的基地构成的，而且美国竟把除了美国自己的扩张以外的“扩张”都诬蔑为“侵略”。
正当东西方处于剑拔弩张的时刻，1949年下半年发生了两件令斯大林感到高兴的事。第一件事是苏联在1949年9月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美国的原子弹垄断宣告不复存在，从而奠定了战略均势的基础。第二件事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国的关系迅速全面地得到发展。这一年年底，毛泽东前来莫斯科参加斯大林70寿辰典礼，并同斯大林进行了多次会谈。两位领袖的会见增进了两国间的友谊，增强了反对美国和西方的力量。这次会见被评为在整个世界政治棋盘上标志着巨大转变的具有真正历史意义的会见。
1950～1953年，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失败，标志着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开始走下坡路，先是在亚洲，然后在欧洲。东西方的军事僵局开始形成。这使得斯大林和苏联人民看到了和平的曙光，并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和平攻势”。1952年12月28日《纽约时报》说道：“克里姆林宫的和平攻势给西方出了难题。”1952年，斯大林坚持“和平共处是可能的”谈话，曾经三次震撼了股票市场。苏联也成了要求禁止原子弹的和平呼吁书的创始人。苏联人民，重新同其他国家的人民在一起，通过斯德哥尔摩和平呼吁书、五大国和平公约建议、和平保卫者宣言，为建立和平的世界大家庭进行努力。
斯大林在晚年发表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论述了世界形势及其发展前途。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济结果是“统一的世界市场的瓦解”，以及被“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所代替。苏联集团，为西方所强加的封锁所迫，已经加强了自己的经济，填补了空缺，现在有了“它自己的世界市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由于它自己拒绝同苏联进行贸易而缩小，还将更趋缩小，而这将加剧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矛盾。他说道，“苏联不会进攻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它们也知道这一点。”这句话他过去曾经讲过，但是他第一次加上了这样的预言，即资本主义各国“将害怕进攻苏联，因为这将使资本主义毁灭”。所以，他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生战争比资本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更大。
和战争一同老去
战争的胜利使斯大林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和威信。自从斯大林格勒战役以来，苏联报刊和其他新闻机构都把他奉为伟大的领袖和国父。每当提及他的名字时，都加上“我们敬爱的父亲”、“我们亲爱的领袖和导师”、“我们亲爱的十分敬爱的斯大林”或“有史以来全人类最伟大的领袖”。
斯大林也被彻底神化了。电台反复宣传，在克里姆林宫，夜幕降临时一个窗户里透出的灯光总是彻夜通明，“他在为我们而生活，思考和工作。”尽管斯大林实际上并不总是在克里姆林宫办公，更没有每天通霄达旦地工作。斯大林已经成了一个神或是一个上帝了。
1952年7月29日，《真理报》在描写土希诺机场“航空节”的活动时报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