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中国虽然封闭，但幅员辽阔，民族众多，这不仅弥补了缺少交流的不足，而且使中华文化在自身地区文化的不断碰撞、融会、交流、创新中既得到发展，又保持了自己的特征与风格。有人将中华文化的领地和地中海文明区作了一个比较：“在地中海沿岸，罗马、雅典、巴格达和开罗相互之间的直线距离在1000～2000公里之间，也就是说，在东西3000公里，南北1000公里的范围内，密集着举世闻名的四个文明中心。然而以这种文明中心分布的地理格局与中国比较，它只相当于我国的轮台、嘉峪关、旅大和西安之间的直线距离及其所构成的地理格局。”（王会昌《中国文化地理》）正是这种辽阔的地域，使中华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有充分的回旋余地。加上它一开始就以“车同轨，字同文，行同伦”奠定了坚实的整体基础，从而使任何一个外来民族或外来文化都不可撼动其根。
2.汉民族心理对中华文化的影响
中华文化的形成是荆楚文化与华夏文化交融的结果，但在二者的融合关系中，以汉人为主体的华夏文化是以胜利者的高位文化的姿态参与的。所以汉人的民族心理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楚文化的创造主体绝大多数也是汉人，就更强化了这种心理影响以及对华夏文化的认同。其后陆续融入的少数民族文化，不能改变这一总的趋势，只是为之增加一道道绚丽色彩而已。当然，民族心理本身也是文化的内涵之一。反过来，一定文化对民族的心理形成也有着影响作用。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
汉民族的心理最突出的特征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敬鬼神而远之。这与华夏民族的主体——农民的生存方式与环境有直接的关系。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自然条件相对好的情况下，这是一种日复一日的程序式生活。一年四季，春种秋收，夏暖冬寒，未来都在预料之中，少有突法变故。所以，当希腊人正在奥林匹亚山上与神灵浪漫的时候，当东亚西伯来人苦苦盼望救世主基督耶稣的时候，中原华夏民族正低头看脚下的黄土，注重着如何在土里刨食，他们关注的是现实社会。正如章太炎所说：“国民党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驳建立礼教议》）就是说他们除了关心人间现实之外，并不关心宗教来世之类的虚幻事物，“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当然，古代华夏民族并不是完全没有想象力，他们也有神话，也有神灵鬼怪的创作，但他们从心底里不满信。孔子就表示，对鬼神敬而远之。对可敬畏的大神尚且“远”之，对一些小打小闹的怪、力、乱则采取不屑的态度，如是有“子不语怪、力、乱、神”之说。庄子也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这一种心理对几千年中华文化的发展影响至深，使得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是个没有什么宗教心的民族。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基本上对一切外来宗教都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也基本上没有出现全民族宗教痴狂的愚昧局面。即使有，也是短时间的、局部的，造神也快，倒神也快，从而使中国封建文化和统治更具有“理性”，也就更顽固，更难被击破。
其次，中心意识强烈。几千年来，华夏民族都以为自己是中心。从哲学上说，天、地、人，人在天、地中间。在地域上则总是咬定“中国者，天下之中也”。在国家的政治观上，从来都以“中央帝国”、“天朝上国”自，享受惯了万国来朝的惬意。直到17世纪洋人利玛窦来华，展示“坤舆全图”（世界地图），发现中国并不在世界的中心，才使封建士大夫们大跌眼镜，但并没有改变人们的观念。这种心理的形成与封闭的地理、局限的认识水平和长期中原发达、周边相对落后的历史有关。反过来，这种心理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也有着巨大的两面性。在积极方面，它能给人一种自豪感，增强爱国心和民族凝聚力；在消极方面，它能造成一种“夜郎自大”的心理障碍。真理越过一步就成了谬误，自豪就会变成自大，自大就会在狭隘的情绪下演化成盲目排外。“月是故乡明，水是故乡甜”，强烈的自恋情绪就会影响向外发展。
再次，对大海情感淡薄。华夏民族自古以来“土生土长”，不习惯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当弄潮儿。他们擅长的是面向黄土背朝天，研究精耕细作，研究兴修水利。他们宁愿费九牛二虎之力将大海推远一步，夺一点土地来耕种，也不愿走向大海讨生活。一句话，他们钟情于土地，而淡薄于大海，连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也莫不是这样——千古一帝秦始皇来到大海边也是望洋兴叹，除了刻石到此一游外，就匆匆掉头向西、向北，宁可到大沙漠讨土地，向南、向原始森林要水田，再也没想过大海。他觉得那里是神仙出没的圣地，不是他人间大帝可染指的领域。这种心理传染给了汉武帝、魏武帝，向西北屯垦耕植就这样一直作为国策固定下来，向大海要神仙长生不老丹就成了皇家秘事传了下来。而平头百姓，黄土地既能养活他们，又能埋葬他们，他们也就无求于大海，对大海持淡薄态度就更属自然。偶尔想到大海的也有，如夸父逐日，口渴，把大海也喝干了；精卫填海，把口都磨破了。这是怎样一种心情啊。大海可有可无，喝干了就喝干了；大海是害人的去处，应该填了它。更多人把大海只看作是天地的尽头而已，“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尚书·君奭》）。习惯于在黄土地上耕种的人们很难想象出海求生。孔子虽然也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不过是政治上失意后发发牢骚罢了。对海洋淡薄的心理，长期阻碍了中国人向海外发展，也使一半黄土一半海水的地理环境中产生的中华文化缺少了一些“蓝色”。特别是在15～16世纪，正是世界文明的转型时期，中国政府却轻率地选择了“海禁”政策，将自己与世界文明的发展隔开了一道鸿沟。
最后，好静求和。华夏民族生息的地方，山比水给人的印象更深。三山五岳，大多集中在这里。山给人一种沉着、稳重、安详、静谧的启示。山中的丰富宝藏，养育人类的伟大，都蕴涵在这静穆之中。“静”就成了人们心目中的一种“美”德，也就有了“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之说。“仁”是儒家至高的境界，在这里把它摆在智之前，正是反映了华夏民族的好静心理。在山和土地之间的农耕生活，也是一种相对静止的生活，而共耕的农业和村落聚居生活需要一种和谐，这就使人们养成了希望安静和谐的心理。它给中华文化最大的影响就是追求稳定，保持传统，但也会偏于保守，不希望剧变。它能促使团结，爱好和平，追求太平盛世，于是出现了一系列“太平皇帝”、“太平道”、“太平天国”之类，同时也会催化出“不患寡，患不均”的绝对平均主义，说到底是小农经济下的一种心理反应。
除了以上说的心理特点外，汉民族本身分布极广，地域条件、社会原因、历史演变等千差万别，心理差异也是非常大的，以至于历史上形成了各地域人们的心理表现出不同的性格。鲁迅说：“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在愚，机灵之弊在狡。”王国维则说：“南方人性冷而遁世，北方人性热而入世；南方人善幻想，北方人重实行。”
可见，不同地域社会人群的心理汇成为大的地域文化时是有差异的。尽管一切都在变，都会变，但相对的稳定就是特质的表现的依托。正因为如此，在人们的感觉中，“北方的文化像高山一样崇高、庄严、敦厚、朴实、壮阔，而南方文化则像清水一样灵秀、柔情、细腻、飘逸、梦幻。这实际上是同一文化的两种异质”（和文军《人文地理与中华伟人》）。
3.中华文化的特质
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和，也可以说是一个社会的整个生活方式，一个民族的全部的活动方式。中华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全部的活动方式，是中国人思想、观念、生活、习俗等的总和。它相对其他民族文化而言，有着自己的本质特征，概括起来表现为气质的内向型、风格的和谐型、内核的伦理型，有强劲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其最高境界是审美的。
第一，内向型的气质。中华文化自秦汉定型后就显示出一种“唯我独尊”的感觉：“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中庸》）在当时中国人看来，世界大概就这么大了，周边即使存在其他民族，也不过是些戎狄蛮夷诸族孑遗，其文明程度不过尔尔。要做的只是把自己的事办好，也就能润泽天下，化及野蛮了。于是，从文化本质上，从历史责任感上，自我形成一种内向型的气质，偏重于内部的自我开拓与建设，内心的自我反省与升华。其结果是内部的开拓与建设的成就、内心的反省与升华的感受都更强化了文化的内向型气质。
自秦汉到盛唐，乃至到明末清初，中国的经济、文化都处在世界先进之列。英国学者杰弗林·巴勒克在编《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时就说：“西欧于1500年仍然站在文明世界的边沿，比起这个时期最强盛、最先进的中国的明帝国，西欧黯然失色。”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民世世代代专注于内向的开拓，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以勤劳的双手开发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进而开发珠江流域，开发大西南，开发大西北，开发东北平原，有着忙不完的事，而且成绩斐然，把一块古老的土地整治得文明发达。这就更加深了极富尊严感的自我意识和深沉执著的爱国主义情感。这种成就感、自骄感也并不是完全凭空自大的，张骞从西域风尘仆仆地回来，就告诉我们西域虽广，不过是荒漠一片；唐玄奘万里迢迢从南亚回来，带回的信息也不过是茹毛饮血。走出去的还有法显，有杜环，有郑和，他们带回来的都是腥臊、野蛮、未开化的印象，“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月是故乡明”得到了印证。而长安街上络绎不绝的波斯商人，国子监里皓首穷经的东洋游子，也证明了中华大地对四方的吸引力。
中国人不关心彼岸世界，但却非常注意内心的开拓，把心看作是一个宽阔无垠的海洋，是个深奥莫测的天地。当希腊文化热衷于向自然开拓，中东印度文化痴迷于向神灵世界开拓时，中华文化则倾力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协调和自我的“内在超越”。纵观几千年的中华文化，都是以人为中心，宗教与科学理论都不发达。儒家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着重的是内省于心，一切都要求要符合于“礼”，轻视的是察识物理。这一特征可以说从儒家祖师孔子到近代最后一个鸿儒梁漱溟是一脉相承的。梁漱溟曾说过：“向外用心于物，似乎可以察识物理，可以产生自然科学，乃至社会科学，但岂不离开了反躬理会自家生命和生活的道路……修身慎独之所以发挥吾心之全体大用，若一入手便心向外涌，岂不背离孔门学派乎？”（梁漱溟《论宋儒朱熹氏在儒家学术上的贡献及其理论思维上的疏失》）两千多年来中华文化内向的根源就是不肯背离孔门学派。从哲学角度看，中国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持论是“受命于天”，一切自然运动、人事变迁都由天的意志所主宰。天神观阻碍科学尤其是天文学和医学的发展的。后来发展出理学，其“理”与“天”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而主观唯心主义提出“心”学，则更是倡导内求方法，认为“天”就是“心”，天在心中，提出所谓“格物致知”。可以说，中国古代哲学是偏重伦理、政治的，是把真理与至善当作一体的，并且是以求善为求真的途径和目的的。这种主观求内的方法，实际上是将认识活动完全导入道德修养。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哲学弃外求内的认识方法与科学探索的根本规律和认识方法是南辕北辙的，中国古代哲学只能说是某种内省的智慧，所以它不能指导中国古代科技走向更高的发展，而始终停留在对自然界笼统、直觉、模糊的认识上，这不能不说是民族文化的一大遗憾。
第二，和谐型的风格。中国人在本质上是个农耕民族。农业生产是靠天吃饭的，农业生产要适应四时气候，农业生产要与水土相宜，还需要人的协作，并产生聚居。总之，这一切都需要和谐。在“天人合一”思想观念的指导下，中国古人追求的就是平静和谐的生活，创造出了和谐风格的文化。
从中国传统哲学看，古人认为整个宇宙就是一种和谐，人在宇宙中，是和谐的一个部分。所以无论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它们都关注一个共同的命题——天人关系。讨论的最终落脚点，就是产生和谐的意识，接受“天人合一”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