壶上有三则铭文。口沿上的铭文是“廿五，重金络壶，受一觳五升”。“廿五”是器物编号，“重金”即优质铜，“络壶”是有网络套的壶。“受一觳五升”指壶的容量，觳、升为战国时燕国的两个容量单位，圈足内侧铭文已损坏难识。圈足外缘铭刻29字，令人惊奇的是，这则铭文与现藏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著名战国铜器“陈璋壶”的铭文竟然一字不差：“佳王五年，奠易（阳）陈曼（得）再立事岁，孟冬戎启（戊辰），陈璋内，伐匽（燕）亳，邦之只（获）”，记述的是齐宣王五年时，齐国出兵讨伐燕国，齐将陈璋参与此役，并缴获了战利品，这件铜壶便是其中之一。
原来，当年燕王哙听了别人的劝说，把王位让给了相邦子之，引起燕太子与子之两派势力之间的攻斗，燕国大乱，齐国趁机出兵攻陷燕国都城，把燕国宗庙中的礼器掳掠一空。这件重金络壶本来就是燕国宗庙重器，被齐国将领陈璋所得，于是就加刻了29字铭文，纪念这次胜利。壶口上的铭文，则是燕人自己所刻的。
“礼射宴饮图”铜壶
“礼射”是我国古代兼有政治性和体育娱乐性的一项礼仪活动，汉代郑玄在注释《仪礼·乡射礼》时说：“礼射，谓以礼乐射也，大射、宾射、燕射是矣”。实际上就是按照一定的礼仪规则竞赛射箭，胜者罚负者喝酒，即《三礼图》所谓“射为罚爵”。在礼射活动中，主持、指挥竞射者叫“司射”，现场裁判叫“唱获者”，射中了便高喊一声“获！”成绩记录员为“释获者”，凡有射中的即为其添一根筹。竞射的场所叫做。“序”，是一种特设的建筑物。竞射的靶子叫“侯”，或叫“丰侯”。侯是什么样子，用什么制作的呢？《三礼图》说“丰作人形。丰，国名，其君以酒亡，因戴盂以戒酒，故崔驷《酒箴》云‘丰侯沈酒，荷罂负缶，自谬于世，图形戒后’。《周礼》说“若王大射，则以貍步张三侯”，郑玄解释说三侯用熊、虎、豹三形。侯分五彩，从中心到最外围依次是红、白、苍、黄、玄。《仪礼》则说：天子用熊侯，诸侯用麋侯，大夫用布侯，画虎豹，士也用布侯，画鹿豕。《孔丛子》说，侯用布制作，其中心叫槷，六寸见方；槷的外围叫正，正二尺见方；正外叫鹄。总之，关于侯的形状、质料，说法不一。而侯上画大小相套的方框，并涂成不同颜色，是较一致的说法。可见古代射箭的侯，与今天画有同心圆的靶子，实在是大同小异。
古人把礼射的场面用到了青铜酒器的装饰上，有礼射图像的铜壶现知仅两件，一件出自河南，现为故宫博物院藏品，一件为成都百花潭中学战国墓出土品，壶上图案相同，均包括礼射、射猎、采桑、宴乐、水陆攻战五类。
成都出土的铜壶，高40厘米。壶上图案系用铅嵌成。水陆攻战图上，长戈短剑，旌旗战鼓，弓箭盾牌，云梯战舟，杀得天昏地暗；采桑图上，窈窕淑女，人低树高，罗裙桑筐，一派喜悦祥和；射猎图上，鹄翔高天，弓响箭飞，煞是紧张；宴乐图上，楼阁耸立，场面热烈。楼下建鼓频敲，笙箫合奏，钟磬齐鸣，人喧鼎沸。楼上樽大觚小，宾主献酬；礼射图共两幅，一在壶腹上部，图中序为平顶广厦，有低低的护栏。“唱获者”双手举旌，立于序前。“释获者”坐在序之前檐下，手持算筹。序内三人，竞射者两人在前，马步稳立，举弓竞射，“司射者”一人在后，双手齐舞，正在指挥。序外五人成行，持弓挟矢，正等待登序竞赛，旁边有人炊鼎煮酒。另一幅礼射图在壶腹中部，序内四人竞射，最前面的一人正引弓而射，其余三人搭箭待射。司射者立于序之后檐下。序前唱获者蹲立摇旌，侯旁一人守鼎。
上述两件铜壶为我们研究战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乃至于酒文化，提供了极可宝贵的直观材料。
丽山园铜缶
1960年，在陕西省临潼县出土一件秦代铜缶，形似壶，小口，圆鼓腹，矮圈足，肩有四个圆环耳，通体光素。缶高44厘米，口径19厘米。底下有铭文二行17字：“麗山园，容十二斗二升，重二钧十三斤八两”。“麗山园”即秦始皇骊山陵园，因此可以断定该铜缶是秦始皇陵园中的器物，骊山陵园正在临潼。
秦王朝是个了不起的帝国，却又是个短命王朝，所以传世的和新出土的秦朝青铜酒器并不算多。这件骊山园铜缶虽无复杂的附件和华美的纹饰，可它却是能明确认定属于秦始皇陵园中的用器，弥足珍贵。
《水经注》说，骊山“其阴多金，其阳多玉，始皇贪其美名，因而葬焉”。秦始皇亲自选址营造自己的陵墓，定名“骊山园”，前后花费了38年的时间，动用70余万劳力才修筑成，规模空前宏伟。《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始皇陵的地宫深及三泉，用铜浇铸成椁室，里面建有宫殿楼阁，内列百官俑，满藏奇珍异宝。陵内设置若干弩矢机关，有敢盗墓者会被乱箭射死。地宫顶部绘天文星象，地面用水银灌注出江河湖海，用人鱼膏为烛，可长明不熄。现代考古学也证明始皇陵十分了得，陵园周长达6公里，那气势磅礴的兵马俑，皇气横溢的铜车马，均令人叹为观止。经科学测定，陵墓附近的土地含汞量甚高，证明所传用水银灌注江河湖海的说法也并非子虚乌有之事。
骊山陵园内建有享殿，设专人常年祭祀供奉。据考古发现，陵园内有多处秦代建筑基址，出土大量建筑构件和生活用具，其中有的陶壶刻“丽山食官”，有的陶壶刻“丽山园”。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奉常的属官有“诸庙寝园食官令长丞”，“丽山食官”就是掌管骊山陵园日常祭祀供奉的官员。据认为，“骊山园”铜缶应与骊山陵园出土的“丽山园”陶壶一样，都属于秦始皇陵园内的供奉用器。
彩绘凤纹漆卮
这是河南省泌阳县官庄北岗三号秦墓中出土的一件漆器，通高14.9厘米，口径10厘米。现存河南省驻马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此卮为圆筒形，口底直径相等。盖面微隆，上面安装三个S形铜钮（其中一个已脱落），腹部有一环形鋬手，卮身底部镶一周铜箍，并在箍上铸有三个兽蹄状足。卮内髹褐漆，卮表髹黑漆，在黑漆上用黄金色和椶色漆绘变形凤纹和星点、菱形、曲线、双圈等几何纹。
同墓出土的漆盒有“卅五年”、“卅七年”等铭记，因而可以大体推定出，漆卮的制作时间约不晚于秦始皇37年（公元前210年）。
秦代的饮酒器具是杯（耳杯）、卮并举。秦朝末年，沛公刘邦率张良、樊哙等赴项羽鸿门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樊哙带剑闯宴，怒视项羽，“头发上指，目眥尽裂”。项羽说：“壮士，赐之卮酒”，侍者“与斗卮酒”，樊哙立而饮之。斗卮，大号酒卮，可容一斗。饮毕，项羽问：“壮士，能复饮乎？”樊哙答：“臣死且不避，卮酒何辞！”一股视死如归的英雄豪气，从精神上给了项羽一种威慑力，尔后，保护刘邦脱逃而去，立了保驾大功。后来，孔融反曹操禁酒时还说：“樊哙解卮鸿门，非彘肩卮酒，无以奋其怒”，把樊哙护驾之功，归因为喝了项羽一大卮酒。
秦代杯、卮并行之习，延至汉代不衰，但汉代以后便罕见酒卮了。
怪鸟漆杓
怪鸟漆杓是“文革”期间出土于湖北省云梦县的一座秦代墓葬中，墓地所在的地方，是县城西郊一个名叫睡虎地的小山嘴。
怪鸟漆杓为木胎，雕刻成怪鸟状，鸟颈细长竖立，鸟头像是兽头，双耳直立，鸟背上凿有椭圆形口，鸟尾宽平。杓内髹朱漆，其他部位均在黑漆地上用朱、褐色漆彩绘怪鸟的羽毛和头部五官，尾下有两处烙印，文字多已模糊不识。杓高13.13厘米。
鸟形漆杓是秦代创制的一种新型漆器，采用木雕胎骨，以鸟之头颈为杓把，在鸟背上凿挖椭圆形杯腔，有的还雕刻出鸟尾，有的则只将杓口尾部削成尖状表示鸟尾。杓内平涂朱漆，不施花纹。鸟的羽毛一般只在胸部绘出一区，有如孔雀尾羽状。鸟颈则绕以彩道，加施彩点，而在鸟身两侧绘简单的几何纹。采用这种装饰技法，避免了花纹的过度繁乱，省却了工时，而又并不使人感到有明显缺憾。在视觉上，我们感觉其鸟羽鸟翅是俱全的，这是其装饰艺术的成功之处。鸟形漆杓一般都是鸟头，而这件漆杓却采用了兽头，陡添几分诡秘。
怪鸟漆杓造型奇特，花纹精美，光彩照人，是秦代鸟形漆杓中的珍品。关于其用途，可能有如下两种，第一，是挹酒的勺具；第二，是饮酒的杯具。从形制和容量来看，这两种用途都算合适，但若从它有着宽大的尾巴来看，则应以做饮酒杯具的可能性更大。
凤鸟纹铜杯
凤鸟纹铜杯共5件，大小依次增减，配成一套。杯形均呈舟状，椭圆形口，浅腹，平底，腹壁微弧鼓。在杯腹的一端设鎏金圆环鋬，鋬雕成卷体凤鸟状，凤头衔凤尾。杯身和杯底皆饰四方连续凤鸟纹，凤鸟体形俏健，双足一前一后做行走状，颈、尾较长，双翼宽大。凤头回衔凤尾，似在梳羽。
据测量，5件铜杯中最大者高9厘米，口径为25.9、18.2厘米，容1800毫升。最小者高2.8厘米，口径8.3、5.2厘米，容65毫升，其余三杯的容量分别是195、600、900毫升。这套铜杯系西汉中山王刘胜的随葬品。
从形制上看，这套铜杯与当时流行的耳杯相仿，其区别主要在于耳鋬的数量和样式不同。追溯其最初源头，可能与春秋时期铜杯有关。
这套铜杯造型特殊，花纹精美，是汉代铜器中罕见之物。根据形制，并联系古代饮酒风俗，我们推测这是一套行令饮酒的特殊酒器。
古时人的酒量有“大户”、“小户”之分。《称谓录》卷27说“席间健饮客日大户，量小者日小户”。酒杯也有大、小之别，刘向《说苑·善说》记载，当年魏文侯与大夫饮酒，让公乘不仁（人名）为觞政监督在座众人饮酒，并出令说，凡是不能举杯一饮而尽者，“浮以大白”，即罚酒一大杯（白当念做杯，今山东莱州方言仍读白为“被”）。古时行令饮酒的方式很多，有时要根据不同情况喝数量不等的酒，借以娱乐。如在江苏丹徒出土的唐代银酒筹上刻写的酒令，就明确规定了喝酒人及应喝的酒量，如“自饮七分”、“劝大户十分”、“大器四十分”等。由此看来，中山王刘胜的这套铜杯，极可能就是中山王府酒筵上行令饮酒的酒杯，依令该喝者，便按照酒令规定的酒量取大小相符的酒杯饮酒。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装饰花纹有个规律，就是器底一般无纹饰，因为这个部位极少处在人的视野之内。而刘胜的5件铜杯却在杯底精工铸造了花纹，为什么？原来，古时酒筵上常常要使杯底暴露在人的视野之内，魏文侯说，谁要是杯中有点滴余酒，罚酒一大杯！正因如此，人们在干杯后要把杯口冲向别人甚至杯口冲地，以便让人验明杯中滴酒不剩，这样，杯底便处于人的视野之内，故此加以雕饰，以赏心悦目。
四神温酒铜杯炉
四神温酒铜杯炉是1982年12月在山西省太原市太原钢铁公司尖草坪医院的一座西汉墓中出土的。全器由耳杯、炭炉、底盘三部分组成。炉身上部为椭圆形，四壁雕镂四神：两侧壁为朱雀、白虎，两端壁为青龙、玄武，炉口长12.3厘米，宽7.5厘米。口沿上有四个支钉，铜耳杯恰好嵌置在支钉上。炉身的下部呈长方形，炉底铸两排长条形镂孔成为火箪。炉下四足雕塑成四个侏儒，反手共抬炉体。灰盘呈圆角长方形，浅腹，无纹饰。曲柄安装在炉体下部，柄长10.5厘米。耳杯为椭圆口，窄耳微翘。杯炉套合后通高11.5厘米。
这套铜器是用来温酒的，把燃烧的炭火放在炉内，杯中添酒，即可给酒加温。四神镂孔可散烟拔火，底箪可通氧助燃，并随时从这里清除炭灰，灰盘是专门接盛灰渣的。其设计科学、卫生、方便、适用。
唐代诗人白居易《问刘十九》诗云：“绿螘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天寒地冻，取一红泥火炉，置酒炉上，慢加温，细斟酌，其乐融融。然而红泥火炉，似乎远不及这种青铜炭炉更为精巧高雅。试想，在隆冬时节，或夫妇二人对坐，或知心朋友小聚，面前各置铜杯炉一套，一边弄火取暖，一边品酒倾谈，其情其景，融洽可亲，可谓酒不醉人人自醉！
同类青铜酒器在陕西兴平、咸阳、山西浑源、河北隆化、安徽天长、湖南长沙等地均有发现，且皆系西汉文物。
酒令铜钱、酒令铜骰
酒令铜钱和酒令铜骰均为西汉中山王刘胜之妻窦绾的随葬品。
酒令铜钱40枚，圆形，直径3.3厘米，方孔，正面铸篆体阳文，其中20枚铸“第一”至“第廿”字样。另外20枚铸韵语二十句，每句三或四字，如：起行酒、饮酒歌、乐无忧、饮自加、自饮止。酒令铜骰1枚，共18个面，其上分别以金银嵌出“一”至“十六”和“酒”、“骄”。另外，各面上还有用金丝错出三角卷云纹，中心镶红玛瑙或绿松石。骰径2.2厘米。
酒令钱和酒令骰子都是娱酒之物。皇甫松《醉乡日月·骰子令》说：“大凡初筵，皆先用骰子。盖欲微醉，然后迤逦入令”。掷骰子饮酒的方法很多，但输家饮酒是通行规矩。白居易《与诸客空腹饮》诗曰：“碧筹攒米碗，红头拂骰盘”，便是说掷骰饮酒。据《古今诗话》载，唐代张祜与杜牧同席饮酒，杜牧对座上的一位女客“有属意处”，可是这位佳丽在掷骰子时总用衣袖裹手，以致杜牧难以见到她的纤纤玉指，于是杜牧低吟一句表示遗憾：“骰子逡巡裹手拈，无因得见玉纤纤”，张祜应声答道：“但知报道金钗落，仿佛还应露指尖”，提醒杜牧玩点小招：就说“你的金钗要掉了”，她肯定去摸头上金钗，手指也就该露出来了。可见唐代不但掷骰饮酒，而且男女同席而掷。从酒令钱和铜骰子出自窦绾墓中，证明在汉代妇女也参与掷骰行令饮酒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韩国庆州雁鸭池遗址出土的新罗14面紫檀酒骰上，每面刻4字，如自唱自饮、禁声作舞、饮尽大笑、任意请歌……，新罗文物系仿唐制，证明唐代应有此类骰子，面其先源，则可追溯到汉代的酒骰子。
乘舆漆耳杯
这是一件西汉成帝的御用宝器。看上去与通常的漆耳杯的形制相同，只是腹略深。夹紵胎，椭圆形口，平底，实圈足。双耳镶鎏金铜殼。杯内髹朱漆，杯外黑漆，近口处以朱漆绘一周菱形纹夹圆圈纹，其他部分朱漆绘流云凤鸟纹，耳面绘朱色几何云水纹。近底座处以针刻半圈隶书款识。杯长15.6厘米，高4.5厘米。
该杯胎骨匀薄，制作精致，款识为针刻细字，字若粟粒，笔锋劲峭。彩绘花纹流畅美观，又配以鎏金铜殼，更显富丽。
“乘舆”是皇帝的代称。如《孟子·梁惠王下》：“今乘舆已驾矣”，贾谊《新书·等齐》说：“天子车日乘舆”，而蔡邕《独断上》说：“车马衣服器械百物日乘舆”，“天子至尊，不敢渫渎言之，故托之于乘舆”。“考工”即西汉中央政府的少府卿之属官考工令。“护”、“佐”、“啬夫”均为考工室中的官名。“守右丞”、“守令”二职是级别稍高的官名。一器之作，有这么多人组织、督察、制作，专业化程度较高。把有关人名记于器上，是为了明确责任，保证质量，倘有差错追究起来很方便。
乘舆漆杯系五十年代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县城南祁连山下磨咀子的一座汉墓中，现为甘肃省博物馆藏品。皇宫御用漆杯流落到边地，很可能是作为皇帝的赏赐品而远传河西的。
角形青玉杯
广州在西汉早期是南越国的都城番禺，这里本是秦代的南海郡地，秦末中原战乱，统一岭南的秦将赵佗便乘机割据，并于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据岭南三郡建南越国，传国五世93年，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被汉武帝平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