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军事诸葛亮兵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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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将苑(13)

项羽无端猜疑忠心于自己的重将,使得军心不稳,丧失了除掉刘邦的最佳机会,从而放虎归山,终于亡于乌江;赵军在战势有利之时却因谗言而换帅,最后导致一败涂地。

由以上不难得出,作为领导者要做到用人不疑,任贤使能。汉高祖刘邦“性明达,好谋能听”,是任贤使能的著名政治、军事统帅,在他麾下,有一个由各类贤土能人组成的强大人才集团:张良是贵族,萧何是小吏,韩信是流氓,陈平是游士,樊哙是狗屠,灌婴是布贩,娄敬是车夫,彭越是强盗,英布是刑徒,陆贾是说客,周勃是吹鼓手,郦食其是狱吏等等,刘邦都能恰当使用,各尽所能。刘邦对麾下论述得天下之道时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又说:“项羽妒贤嫉能,手下只有一个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擒也。”可想而知,刘邦得天下的要诀是任贤使能。

推而广之,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教育上,外交上等各行各业,要在激烈的竞争中获胜,都离不开任贤使能这一具有关键意义的条件。

四十四察情

【原文】

夫兵起而静者,恃其险也;迫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众树动者,军来也;尘土卑而广者,徒来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半进而半退者,诱也;杖而行者,饥也;见利而不进者,劳也;鸟集者,虚也;夜呼者,恐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旌旗动者,乱也;吏怒者,倦也;数赏者,窘也;数罚者,困也;来委谢者,欲休息也;币重而言甘者,诱也。

【注释】

委谢:低声下气地谢罪求和。

币重:币,指绢帛之类的馈赠礼物。喻礼物丰厚。

【译文】

战争开始了,却按兵不动,必是倚仗险要的地形地势;靠近并不断挑战,必是想让别人来进攻;无风而树枝摇动,必是敌方战车行进所致;尘土低扬且分布很广,必是步兵来袭;言辞强硬而示意即将来攻,必是将要撤退了;行军忽进忽退,必是要引诱我军追击;拄杖而行,步履蹒跚,必是饥饿无粮;出现有利战机却不进攻,必是疲劳不堪了;敌营上空飞鸟群集,必是营地空虚;夜晚喧哗不止,必是恐惧害怕;军队混乱,表示敌将没有威信;军旗纷乱无序,表示敌军内部混乱;将吏急躁易怒,表示已经厌于征战;奖赏刑罚过于频繁,表示处境困难了;敌军遣使前来谢罪和求和,表示将休兵停战;若重金酬谢且甜言蜜语,必是在劝诱我军。

【心得】

作战必须要有明察秋毫的眼力和敏锐度。诸葛亮指出,在战争中必须辨明敌情,根据敌军的不同表现来辨明敌人的真实情况,以便制定正确的作战策略,克敌制胜。例如,诸葛亮指出将领可以根据树木、尘土、飞鸟的变化,以及敌军士兵和官吏的表现,来推测敌军的行动和状况,在“知彼”的条件下,制定相应的作战方案,才能有胜利的保证。

魏文帝黄初四年(公元223年),曹丕委任满宠为征东大将军,带领大批人马,与孙权隔江对峙。是年冬季,满宠得悉孙权亲率大军进攻合肥,立即上表请求调集兖州(今山东兖州)、豫州(今安徽亳县)西地兵力前来御敌。这时,孙权发现魏军早有准备,便收兵退回到建康(今江苏南京),魏主曹丕也随后下令满宠迁返兖、豫两州的兵力。满宠立即上书拦阻,说:孙权现在既无内忧,又无外患,劳师动众,日费千金,却不战而退,与理不合,其中必然有诈。臣看孙权是企图骗我撤退防御兵力,以便乘虚进攻。请圣上准予暂留兖、豫二州的兵力,静观其变,以备不测。曹丕立即批准了满宠的建议。果然,10多天后,孙权率军卷土重来。可是由于满宠早有戒备,吴、魏两军经过一场激战,吴军受挫,孙权被迫撤退。

满宠从孙吴军队的行动中判断出其战略意图,并由此知道了魏军可能出现的错误,采取了及早堵塞漏洞,早作戒备的谋略,终于挫败了孙吴军队的突然袭击。

四十五将情

【原文】

夫为将之道,军井未汲,将不言渴;军食未熟,将不言饥;军火未然,将不言寒;军幕未施,将不言困。夏不操扇,雨不张盖,与众同也。

【注释】

将情:情,在此指思想、作风。将情,指为将者风范。

困:困倦。

操:拿。

【译文】

作为将领,军井里的水没有打上来,就不说口渴;饭还没煮熟,就不喊饿;火没有点燃,就不说寒冷;帐篷没有搭好,就不说困倦;夏天不拿扇子,下雨不撑雨伞,一切都和士兵一样。

【心得】

将领不仅要以过人的智慧折服人,更应以高尚的德行感化人。诸葛亮一生身先士卒、事必躬亲,本文强调为将的风范,就是要把自己当作普通的成员,不享特权,而做好遵纪守法的模范,不轻言饥饿、寒冷、酷热、困倦,要以一身铁骨和正气来影响众人。

《战国策·燕策一》中记载:“燕王吊生问死,与百姓同其甘苦。”;《淮南子·兵略训》中记载:“故将必与卒同甘苦,俟饥寒。”;《新编五代史平话·唐史·卷下》中记载:“李周尽力拒守,每与士卒同甘共苦,故能得军心,效死勿文。”这些典故记录,都是对“将情”二字的最好释义。

战国时期有位著名的军事家叫吴起,他曾任鲁国的将军,为鲁王打过不少胜仗。后来鲁王不信任他,吴起一怒之下投奔魏国,在魏国被魏文侯封为将军。吴起的闻名,和他治理军队以爱护士兵、和将士们患难与共是分不开的。在魏文侯命令吴起率领大军西征讨伐秦国的途中,吴起和其他普通的士兵一样背着粮袋徒步行走,而把战马让给那些体弱或途中患病的将士们骑行。到了吃饭的时候,吴起每次都是与士兵们坐在一起,围着大锅,和士兵们在同一口锅里舀汤添饭,大家有说有笑,好像自己就是士兵中的一员士卒。夜晚睡觉休息的时候,吴起也还是和士兵们睡在一起,以地为床、以天为被。魏国的将士们很受感动,只要打起仗来,全都为吴起拼死作战。

有一次,一个士兵的背上长了个大疮,因为部队正在行军途中,一时也没有办法找到好的药物来治疗,吴起就亲自为这位士兵把脓疮中的毒汁用嘴吸了出来,治好了士兵的病痛。当年这位士兵的父亲也曾在吴起的军队当兵,吴起也曾亲自为其疗伤,后来他感激吴起的恩德,每次作战都异常勇猛,后来战死沙场。吴起爱惜士兵,与士兵同甘共苦,深得将士们的爱戴,都愿意为他效力卖命。魏、秦两军交战后,魏军因将士作战勇猛,连连获胜、所向披靡,而秦军一败再败,接连失掉了5座城池,魏军大获全胜,吴起也在战后被魏文侯任命为西河郡守将,担负起了魏国西部边陲的守卫重任。

身为三军统帅,权倾一方的吴起,从不把自己当成特殊的一员,时时刻刻都和士兵们同甘苦共患难,能有这样的将军,实是魏国之幸、军队之幸、士卒之幸,无怪乎魏军海战必会三军用命。《诸葛亮集·厉士》记载:“夫用兵之道,尊之以爵,瞻之以财,则士无不至矣;接之以礼,厉之以信,则士无不死矣;畜恩不倦,法若尽一,则士无不服矣;先之以身,后之以人,则士无不勇矣;小善必录,小功必赏,则士无不劝矣。”诸葛亮所说的“先之以身,后之以人”就是要为人师表,处处作出好傍样,只有这样,才能带出一支攻必克,战必胜的队伍。

《曾古治兵语录》说:“做好人、做好官、做好将,又要好师、好友、好榜样。”所以,历代名将为了培养自己的部属成为好人、好官、良将,大多强调“身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历代兵家都十分强调:作为将帅,必须做到“三忘”,这就是《尉缭子·武仪》所说的“受命之日忘其家,张军宿营忘其亲,授桴而鼓(临阵指挥作战)忘其身”。

“先之以身,后之以人”就是作为将帅,要身先士卒,为人师表。

明朝68岁老将邓子龙在抗倭战场上任援朝水师副总兵,新率200名勇士跃上朝鲜战船,支援受困朝鲜官兵与日军搏斗,壮烈牺牲。

康熙帝率军远征漠北,在荒漠上驰骋数千里,正遇上大风雪。他想到的不是个人休息,而是伫立在大风雪之中,看部队结营完毕,自己才进入行幄;部队食毕,他才进膳。广大官兵受到很大的鼓舞,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取得昭莫多之战的大胜利。

因此,只要将帅“先之以身,后之以人”,时时身先士卒,处处为人师表,才能带出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军队,我们现代指挥员应从“先之以身,后之以人”的治军谋略中受到启迪。

四十六威令

【原文】

夫一人之身,百万之众,束肩敛息,重足俯听,莫敢仰视者,法制使然也。若乃上无刑法,下无礼义,虽贵有天下,富有四海,而不能自免者,桀纣之类也。夫以匹夫之刑令以赏罚,而人不能逆其命者,孙武、穰苴之类也。故令不可轻,势不可通。

【注释】

重足俯听:并足战立,垂头听话。

穰苴:古代军事家。

【译文】

将领统率百万人的军队,士兵们拢肩屏息、并足垂听,没人敢仰脸看将领,这是因为法令制度严然。如果将领没有刑罚条令,士兵不讲礼节仁义,即使地位显贵而拥有天下,且财力雄厚称四海,最终仍不可避免灭亡的,是夏桀、商纣这样的人。虽是平民,但发号施令、进行奖赏和惩罚,而人们不敢违背命令的,是孙武、穰苴这样的人。所以法律制度不能轻视,将领的威严也不能违背。

【心得】

诸葛亮强调申明法令的重要性。他指出只有加强法制,才能振军威、扬国威。如不申明法令,即使拥有天下,贵为天子,也难以自保。法令严明,则可威振敌国,拔地攻城。

明朝参将戚继光所创建的“戚家军”,是一支纪律严明、作战能力强大的光荣军队。明朝嘉靖年间,江浙沿海一带倭寇横行,不断对沿海的百姓进行骚扰,而戚继光奉命组建一支抵御倭寇的部队。公元1559年,戚继光赴义乌、永康等地,精心挑选招募了4000余名新兵,准备对他们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戚继光制定了严格的军纪,要求全军将士做到“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违者严惩不贷。有一次,一位多年跟随在戚继光身边出生入死的亲兵违反了军纪,戚继光在得知实情后,毫不犹豫地立刻下令依照军法将其斩首示众,所有的将士无不悚然。戚继光对于那些作战勇往直前、战功赫赫的将士,一定论功行赏,不断地将他们提拔到各个重要的职位上,来发挥他们的才能。就是戚继光的这支新军,在与倭寇的作战中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历经无数次的战斗后,终于在福建把倭寇全部驱逐。“戚家军”之所以能够名垂青史,正是由于有了有令必依、有章必循的军规作保证。

有时,作为君主或将领,为了显示其威严和无私,以“大义灭亲”之举,发挥他们的表率作用。据《左传·隐公四年》记载:卫国大夫石确的儿子石厚与公子州吁合谋杀死了卫桓公。于是,“卫人使右宰丑淮杀州吁于濮。石确使其宰獳羊肩淮杀石厚于陈。”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改革鲜卑族旧的风俗习惯,推行汉化政策,遭到了太子元恂等人的反对。太子元恂不好读书,只有15岁,洛阳的炎热他受不了,汉话也说不好,汉人的衣眼他穿得很别扭,因此常思北归。迁都洛阳后的第3年,太子元恂趁孝文帝出游嵩山之机,私自召集牧马,准备把不愿迁都的人,带回平城去。中庶子高道悦苦苦劝阻,元恂不仅不听,反将高道悦杀死。尚书陆绣得悉,快马飞告孝文帝。孝文帝返回洛阳,严加斥责,并打元恂一百大板,拘于城西别馆。孝文帝又召集大臣,公布了太子的罪行后,将他废为庶人,送往河间(今河南孟县西)看管,只给他一些粗茶淡饭以维持生命。元恂心中怀恨,常想伺机逃跑,孝文帝知道后,将其赐死。

孝文帝大义灭亲,杀死了自己的儿子,以扫除其实行改革、推行汉化政策的障碍,其目的在于使自己的统治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