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说：“智者先胜而后求战，暗者先战而后求胜”，“知其士乃知其敌，不知其士则不知其敌，不知其敌，每战必殆。”（《便宜十六策·治军第九》）意思是说，战前要谋己谋人，知己知彼，善谋者胜。知己知彼，善谋者胜是公关的重要原则。在公关竞争中，一方面要树立自己良好的公众形象，必须充分了解自己的优势和不足，估计己方的实力，选择最佳的光点亮相。另一方面，还要掌握对手的虚实长短，以使避实击虚，攻其不备。“先发制人”是公关谋略的又一重要原则。无论是竞选、演说还是谈判，第一形象至关重要。如果以给人留下较完善的第一形象，使自己在竞争中一开始就压过对手，处于有利地位。这样，在以后的竞争中，其在公众中的形象可能会越来越美好，这就是心理学上的“光环效应”。相反，如果第一形象不佳，在以后的竞争中就很难改变人们的成见，很难重新树立形象。
3、诸葛亮兵法与企业经营
松下幸之助，日本松下电器公司的创始人。这位全球著名的企业巨子，据说深通诸葛亮兵法，在经营中善于运用诸葛亮谋略，从而使松下电器行销全世界。
诸葛亮认为，治国治军要在选能选将。企业的领导，也象军队的将帅，强则军胜，将弱则军危，因此企业的领导者也必须具备将帅一样的才能。大凡优秀的企业家或商人，他们经营的成功，都依赖于各种各样的谋略和手段，概括起来，不外于智、仁、信、勇几个方面。
“智”，就是足智多谋，善于妙算。松下幸之助曾说：“生意是一场真枪实弹的决战。”在“真枪实弹”的决战中，尔虞我诈，你死我活，没有周密的妙算难以取胜。既要估算利益，也要考虑亏损。妙算就是“思虑”。诸葛亮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欲思其利，必虑其害，欲思其成，必虑其败。”（《便宜十六策·思虑第十五》）“思考是虑远，远虑者安，无虑者危。”（《便宜十六策·阴察第十六》）善于“思虑”，则有“先见之明”。无论是三军之帅，还是企业之领导，没有先见之明，就难胜任其职，不配做领导。因为环境是瞬息万变的，昨天似乎先进的事，到今日恐怕就已落伍。所以，领导者必须认清事物变化的情况，把握变化的方向，随时作出正确的决策，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安泰，企业才能昌盛。
“仁”，就是知人善任，以礼待人。诸葛亮说：“治国之道，务在举贤。”（《便宜十六策·举措第七》）松下幸之助也说：“王以德立国，下有贤相，万事便于以德推行。企业经营亦然。”一个企业的兴旺，单靠经理一人无法实现，要依靠助手和职员的齐心协力，有赖于众下的才智，广纳部属的进言。个人的才智是有限的，不论总经理或董事长如何卓越，也不可能一人独行天下。不愿听取别人的意见，独断专行，那么职员谁也不会去关心企业，企业就会失去凝聚力。这是企业灾祸的根源。“故有道之国，危言危行：无道之国，危行言孙；上无所闻，下无所说”，“其国必危”，（《便宜十六策·纳言第五》）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另外，作为一个领导人，要给部下以充分的关心，以礼相待。诸葛亮说：“古之善将者，养人如养己子。有难则以身先之，有功则以身后之；伤者泣而抚之，死者哀而葬之；饥者舍食而食之，寒者解衣而衣之；智者礼而禄之，勇者赏而劝之。将能如此，所向必捷矣。”（《将苑·哀死》）企业的领导者也需要这种“先人后己，先忧后乐”的精神。
“信”，就是信守承诺，赏罚严明。常言道：“言必信，行必果”，为人处世以“信”为先，方可顶天立地。“信”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对于企业来说，“信”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领导者对下属和职员的诚心和公正，其中的关键是“赏罚严明”。“赏以兴功，罚以禁奸”，（《便宜十六策·赏罚第十》）只要有功，就要行赏；如果有罪，必须惩罚。赏罚一定要公正，如果处理不当，善行难以光大，恶行便会猖撅，那样人心必然涣散，企业就不能正常运转。另外，企业的领导者，还不能因私情而喜怒无常。诸葛亮说：“喜不应喜无喜之事，怒不应怒无怒之物。喜怒之际，不可不详。喜不可纵有罪，怒不可戮无辜。”“将不可发私怒而兴战，必用众心，苟合以私仇而合战，则用众必败。”（《便宜十六策·喜怒第十一》）当然，对那些不可原谅之事，必须晓之以“怒”。松下幸之助也曾说：“身为一国首相，要有首相之怒；身为公司的董事长，要有董事长之怒，否则无法进行强有力的经营。”“所有的领导者都不该为私情所动，而要有文王一怒安天下的气概。”这就是所谓管理中的“公愤”。
“勇”，就是当机立断，敢于创新。商业活动，企业经营，都是以利为本的激烈竞争，一个成功的商人和企业家必然具有良好的判断力和杰出的决策才能，在纷乱的局面下，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准确判断形势，作出应付的对策。诸葛亮说：“当断不断，必受其乱。”（《便宜十六策·斩断第十四》）这在商业竞争和企业经营中非常重要。商业活动，抓住机会是关键，因为机会稍纵即逝。如果当为不断，良机很可能被坐失，一旦错失良机，损失很难挽回。而最好的机会，往往是最具冒险性的，所以决断就需要判断力和勇气，这只有那些英明果敢的人才能做到。
诸葛亮论兵法、讲战法，极为重视“势”的作用。
“势”，就是用兵贵势。所谓“势”，就是突然爆发的打击力量，任何力量都不可阻挡。如鹰击获物，江河决堤，高山滚圆石，不可阻挡，高屋建瓴，所向无敌。因此，用兵要审因、因势，因势利导，乘势取胜。
诸葛亮说：“夫计谋欲密，攻敌欲疾，获若鹰击，战如河决，则兵未劳而敌自欺，此用兵之势也。将服其威，士专其力，势不虚动，运如圆石，从高坠下，所向者碎，不可救止，是以无敌于前，无敌于后，此用兵之势也。”（《便宜十六策·治军》）
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结论，诸葛亮兵法在企业经营和商业竞争中的指导价值是无限的。事实上，在我国，运用兵谋于商业之中，早已有之。春秋末年，越王勾践有个大臣叫范蠡，他足智多谋，是勾践的最主要谋臣。吴越战争，勾践兵败之后，范蠡督促越王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图谋东山再起。在范蠡的经营下，越国逐渐恢复元气，最后终于灭亡吴国，报仇雪恨，勾践也成为五霸之一。功成之后，范蠡却游于齐国，后来到陶（今山东定陶西北）经商做起了生意。他以谋经营，不久竟成一代富贾，号称“陶朱公”。范蠡的成功给我们深刻的启示：无论是战争还是经营，其谋略原则都是一致的。诸葛亮兵法是一门精深的谋略学，我相信，那些聪明的经营者们永远也不会放弃对它的研究。
四诸葛亮的智慧
诸葛亮有经天纬地之才，知识渊博，才华出众，精通军事、政治，通晓天文、地理，是一个智慧的化身，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舌战群儒，祭东风，草船借箭，三气周瑜，智算华容，七擒孟获，火烧藤甲兵，乘雪破羌兵，巧摆八阵图，识魏延反骨，智取成都，骂死王朗，气死曹真，空城计，七星灯，死了还以木偶退兵，锦囊杀魏延一直为世人所津津乐道。他又是“忠贞的代表”，在刘备三顾茅庐下慨然出山，挽狂澜于既倒，鞠躬尽瘁，始终如一，他艰难不改，处惊不变，生死不易，忠于刘备，事必亲躬，食少事烦，两篇《出师表》，勤勤恳恳之态如现，耿耿忠心尽显，死后却内无余帛，外无赢财，他的“忠贞”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诸葛亮却是一个悲剧性人物，究其原因，是诸葛亮的人生理想与所处环境极不相容，更由于作者在诸葛亮这一艺术形象上寄托着自己的政治理想，是封建时代居正统地位的儒家思想导致诸葛亮是一个痛彻千古的大悲剧。因此，他的“智慧”更具有悲壮性。
“智圣”诸葛亮的智慧主要表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1、不贪权势
他位极人臣，却不追求个人权势，不弄权也不为权所奴役。
2、不谋私利
他只靠俸禄为生，不以权势谋私利。
《诫子书》中，他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他以淡泊宁静的生活态度处世。他对后主说：“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也。”他死时确实如其所言。
3、严于律己
街亭之役，马谡违节，造成败局，但他主动承担责任，自贬三等。
他几次发布鼓励将士直言极谏的文告，要求大家批评自己过失和缺漏。在他执政期间，如果出现失误，他都决不委过他人，而自省自律。李严等人罪责虽然深重，但他都引咎自责，检讨自己的过失。
4、知人善任
他以宽广的胸怀，纯正的心灵，选拔重用了一大批人才。
他取士用人的标准是德才兼备。他不讲门第、资历，破格用人，大胆地授以要职，委以重任。何只原为蜀郡太守杨洪手下的一个书佐小吏，杨洪亦是犍为郡太守李严之功曹小吏，何、杨都先后被诸葛亮擢为太守与李严同列。因此事他被誉为“能尽时人之器也。”
诸葛亮任蜀相时，为了广揽后才，曾在成都南郊筑招贤台。刘备死后，他重用了一批德才俱佳的卓越人才。如蒋琬、李邵、马勋、宗预、杜微、马忠、秦宓、董允等，这些用人之举被时人赞为“德举”。
在《前出师表》中，他从“亲贤臣，远小人”的原则出发，向后主郑重推荐了董允、向宠等，其心之公明纯正实所罕见。诸葛亮所重用的文武大员中，既有荆楚之士，又有蜀地人材，既有刘璋旧部，也有魏降将，无结党之弊，大有“五湖四海”包容一切之襟怀，团结了绝大多数人。
在当时有这样一句话：“凡事做过好事的，就算你和诸葛亮不认识，诸葛亮知道也一定会奖赏你；凡事做过坏事的，就算你和诸葛亮是亲属，诸葛亮也会惩罚你”。诸葛亮就是这样严明执法，赏罚分明的。
5、谦恭待人
若把诸葛亮同当时的名士孔融、祢衡等人相比，显然后者的声望不可同日而语，即使和才智过人的周瑜、鲁肃、司马懿相比也略高一筹。诸葛亮无私无畏，谦虚谨慎，深思熟虑，卓识远见，善于博采众长，融化于胆识之中。
6、治蜀有方
诸葛亮治蜀刑法颇严，他与法正等人制定法典《蜀科》，还拟出，《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等科条。
诸葛亮促进了蜀地农业的发展。他很重视都江堰水利工程，创设“堰官”专职管理，采用以农养战、耕战结合的政策，解决军粮问题。诸葛亮对手工业也非常关注，恢复盐铁专营，并亲到现场视察利用天然气煮盐的情况。并于城内设置“锦官”，专门管理。后世称成都为“锦官城”，即源此。诸葛亮说：“今民困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
由于诸葛亮不仅是从征战的角度推动生产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从稳定人民生活着眼制定政策发展生产的，其结果蜀地是“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一片繁荣安定景象。
7、勤政为民
诸葛亮是位知其不可为之的英雄。他相信成事在天，谋事在人。在《隆中对》中即提出“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这种信念贯穿于诸葛亮的一生，他踏踏实实，兢兢业业，事必躬亲，受命以后，夙夜忧虑，振兴蜀汉，统一中国。
8、高风亮节
诸葛亮不居功自傲，不追求过分的名位与特权。李严为曾怂恿诸葛亮加九锡，加爵称王。诸葛亮并不为所动，严词拒绝：“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庭，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睿，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
国家兴衰高于个人荣辱，不为权欲所惑，不为名利所累。其忠心不二，效死知己，堪称中国历代忠臣良吏之典范。
综上所述，诸葛亮为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殚精竭虑，辅佐刘备兴复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提出了“跨荆、益”，“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抗拒曹操”的治国方略。他儒法并用，以法治国，执法必严，赏罚分明；他重用人才，任人以贤；他审时度势，不断的调整内政外交政策；他重视农业生活，安抚流亡，轻徭薄赋，发展社会经济；他亲率大军北伐，革新武器装备，发明了孔明灯和木牛流马等。他的一生充满了智慧，为中国历朝历代所推崇成为智慧的化身。
其实，诸葛亮并没有《三国演义》中的那样聪明，罗贯中只是把他神化了。
五诸葛亮的军事成就
诸葛亮是一位多谋善计，精通兵法，巧于战术的军事家，他的军事思想丰富而独到。
一、政治为军事之本，教民习武练为战
诸葛亮指出，军队是为除暴安民而设立的。国治政理，纲正纪理，则三军不乱，万众一心，攻取战胜。基于这种认识，诸葛亮论兵，从治国理乱，理人修身之道入手而论之。他说：
“治乱之政，谓省官并职，去文就质也。夫绵绵不绝，必有乱结，纤纤不伐，必成妖孽。夫三纲不正，六纪不理，则大乱生矣。故治国者，圆不失规，方不失矩，本不失末，为政不失其道，万事可成，其功可保。夫三军之乱，纷纷扰扰，各惟其理。明君治其纲纪，政治当有先后，先理纲，后理纪；先理令，后理罚；先理近，后理远；先理内，后理外；先理本，后理末；先理强，后理弱；先理大，后理小；先理身，后理人。是以理纲则纪张，理令则罚行，理近则远安，理内则外端，理本则末通，理强则弱伸，理大则小行，理上则下正，理身则人敬，此乃治国之道也。”（《便宜十六策·治乱》）
治政当理纲纪、先后、远近、内外、本末、强弱、大小、人己。明白治国之道为治军之本，方可理政、治军。国治则乱不生，生则必伐；政乱则妖孽出，出则三军纷乱，各惟其理，乱必不伐，故理政为治军之本。
理政、治军，必须先从上做起，先治在上者，这才是“治国之道”、“治军之道”。只有人君正其身，修其政，行其令，才能教民心其武，从其令，为之战。
诸葛亮继承了孔子的教民习武练战的思想，教民习武从令、练战，才能为国而战。否则，不教民习武练战，而令民去战，是叫民去送死。所以说：“不教而战，是谓弃之。”具体方法是：“一人可教十人，十人可教百人，百人可教千人，千人可教万人，万人可教三军，然后教练，而敌可胜矣。”（《将苑·习练》）既教战阵之法，作战技术，又教礼义、忠信、典刑、赏罚之德法，以这样的仁义之师，便可以所向无敌了。
二、先定计谋，以智取胜
诸葛亮是一个英明果敢、聪明智慧的统帅，在治军用兵的过程中，处处显示了其高超的韬略、智谋。他说：
“夫用兵之道，先定其谋，然后乃施其事。审天地之道，察众人之心，习兵革之器，明赏罚之理，观敌众之谋，视道路之险，别安危之处，占主客之情，知进退之宜，顺机会之时，设守御之备，强征伐之势，扬士卒之能，图成败之计，处生死之事，然后乃可出军任将，张禽敌之势，此为军之大略也。夫将者，人之司命，国之利器，先定其计，然后乃行。”（《便宜十六策·治军》）
用兵之道，为将之要，在于计谋，先定计谋，然后再行战。用智慧，定计谋，施其事，行其战，不能凭空想象而决策战争行动，是在审察、明知天地之道，众人之心，兵革之器，敌人之谋，道路之险，敌我之情，攻守之机，防御之备，征伐之势，士卒之能，成败之计，生死之事等情况的基础上，才能定计谋，兴兵事，这样便能以计谋取胜。
三、据道讨逆，为民除害
诸葛亮治国、治军，理政、行战，都从定社稷、扶民危出发。他治军、兴师，都强调据道讨逆，诛暴安民，伐乱救民。他以文事武备、文治武功，达此目的。他认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诛暴讨逆，为民除害，所以治军要以存国家、安社稷、除民害为宗旨。一个国家要想存国强军，除暴安民，必须具有文事和武备，二者相辅为用，不可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