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13世纪：最初的接触
中国与法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可追溯到蒙古西征的13世纪。当时，罗马教皇和西欧封建主、贵族、城市富商勾结在一起所进行的十字军东征，正屡遭惨败。他们于是企图联络蒙古，劝说蒙古大汗信奉天主教，以与他们共同攻打圣地耶路撒冷。为达此目的，公元1248年，法三路易九世派遣多明我会修士安德鲁·隆瑞莫（Andrew of Ionjumel）率使团东来。当隆瑞莫到达贵由宫廷时，贵由大汗已经去世，因此他只受到了摄政的王后的接见。隆瑞莫虽然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却获得了有关蒙古风习的第一手资料。
1253年，路易九世派遣另一使团东行，为首的是方济各会修士卢白鲁克（Guillaume de Rubrouck）。卢白鲁克一行从黑海北岸沿陆路跋涉到和林，受到蒙哥大汗（宪宗）的接见。卢自鲁克在和林逗留了四个多月。同隆瑞莫一样，他也没有达到联合蒙古的目的，但他写的旅行记，还是向欧洲人提供了有关中国的信息。
卢白鲁克是第一个记述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法国人，他在自己的《行记》中，第一次证实了欧洲人过去传闻的“丝国”就是中国（他称“大契丹”）。他写道：
其次是大契丹，我相信，那里的居民在古代常被称为赛里斯人（seres）。他们那里出产最好的绸料。这种绸料依照这个民族的名称，被称为塞里克（Seric），而这个民族是由于他们的一个城市的名称而获得“赛里斯”这个名称的。我从可靠方面听到，在那个国家里有一座城市，拥有银制城墙和金制城楼。那个国家有许多省，其中若干省至今还没有臣服蒙古人。在契丹和印度之间隔着一片海。
可惜的是，卢白鲁克的著作被埋没了300多年。幸而他遇见了英国方济各会修士、经院哲学家培根（Roger Bacon），培根不仅同他谈了话，而且还阅读了他的旅游报导，后来，还把他书中的有关描述吸收到了自己的《大著作》（Opus majius）中。
（第二节）17至18世纪：交流与反响
一、金尼阁入华传教
在利玛窦来华传教之初，与其同来或紧随其后人华的西方传教士，大多来自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法国传教士则相对较少，直到1685年以后才逐渐增多。有史料可查，第一个到中国传教的法国人是1610年抵达澳门的金尼阁（Nicolaus Triguault），那一年，利玛窦在北京逝世。从卢白鲁克到金尼阁，中间相隔了大约360年。
金尼阁，字四表，生于1577年，1594年加人耶稣会。开始时，金尼阁在南京传教，不久赴杭州、北京。1614年被派为代表回罗马，向教皇汇报教务。其间曾到欧洲各国传播中国文化。1618年4月，金尼阁率德国人汤若望、意大利人罗雅谷（一作罗雅各）等22人来华，携带教皇所赐的西书7000多部。再度来华后，金尼阁初在杭州、开封，继而至山西、陕西一带传教。他曾在绛州、西安、杭州等地创办印刷所，印制书籍多种。其间，著有《西儒耳目资》、《况义》等，此外，还根据利玛窦留下的资料和笔记著成《耶稣会在华开教史》一书，是明末耶稣会在华活动的重要文献。1628年，金尼阁逝世于杭州，葬于城外大方井。
至1773年耶稣会解散时为止，先后来华的法国传教士约百人，比全部来华耶稣会士的五分之一还要多。与其他国家的在华传教士一样，他们除了传教，也从事学术活动，受到清康熙和乾隆皇帝的保护，也得到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鼓励和支持。对于法国来说，派遣传教士到中国带有明显的发展科学的动机，因此在华传教士们始终与法国国内的科学机构和科学家保持着经常性联系，承担着为法国科学机构收集资料的任务。
二、法国传教士在华的学术活动
法国在华传教士的学术活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播西方的科技知识，二是向欧洲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
传播西方科技知识法国传教士参与引进的西方科技知识涉及各个方面，这里主要介绍西方医学、药学的引入。
欧洲医学传人中国，有一个由理论到实用的演进过程。开始时，医学理论一般只是在传教士的宣教著作中附带论及，如意大利传教士龙华民的《灵魂道体说》、艾儒略的《性学角述》（角同粗）、毕方济的《灵言蠡勺》（蠡：h）、汤若望的《主制群徵》、高一志（Alphon.SUB Vagnoni）的《西学修身》、卫匡国的《真主灵性理证》等著作，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人体骨骼（ge）、神经和生理功能等方面的知识。医学、医药方面的专门著作，最早的有邓玉函的《泰西人身说概》，后来则有熊三拔的《药露说》等。
康熙年间，西医、西药在中国已进人实用阶段。遵照康熙皇帝旨意，法国传教士白晋和巴多明（Dominions Parrenin）将法国外科专家皮埃尔·第奥尼（Pierre Dionis）的著作《人体血液循环和但尼斯的新发现》译成满文，并附有满文说明插图。该书前8卷由白晋翻译，第9卷由巴多明续成，后有抄本流传于北京。因为康熙禁止此书印刷，只准御医参考，所以书中所写有关解剖学的知识便未能在中国普及开来。此外，巴多明还曾用满文翻译过一些有关化学、物理以及中毒治疗法的论文。
康熙皇帝宫中，曾用西方传教士充当御医并使用西药。1693年，法国传教士洪若翰（Fontaney）、白晋等用1638年发现于秘鲁的治疟特效药奎宁（拉丁文…Quininum的音译，俗称“金鸡纳霜”）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疟疾（nueji，一种急性传染病），因而赢得了这位中国皇帝的信任，从此西医西药受到了更多的重视。修士罗德先（Bemardus Rhodes）1699年来华，先居厦门，后奉召进京。他因精于外科，又善于配药，颇受各方敬重，曾为康熙皇帝治疗心悸症和上唇瘤。1719年来华的安泰（steplanus Rousset）修士，曾多次随康熙皇帝出外巡游，并且常为教友治病。白晋在清宫内设有化学实验室，器械齐全。法国国务大臣贝尔坦甚至主张向中国出口西药。
向欧洲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在中国传教的同时，耶稣会士也努力学习中国文化并向欧洲传递有关中国的信息。耶稣会士白晋，是法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6位数学家之一，他于1688年抵达北京，深得康熙皇帝信任，曾为其讲授数学课。1693年，作为康熙皇帝派出的公使回访法国，1699年返回北京。1730年6月28日，白晋死于北京。除大量书信外，白晋还撰写有14部作品，其中有旅行报告，有中国皇帝传记，有《汉法词典》，也有中国哲学译著。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第二版发表的第七个附件就是白晋撰写的《中国当朝皇帝传》。书中，白晋把法王路易十四和中国皇帝康熙评价为世界上并驾齐驱的两位君主。
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李明（Louts Daniel Le Comte），是法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传教士。他1688年到北京，1690年返回法国。所著两卷集《中国最新见闻追忆录》1696年在巴黎出版。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序言中，特别提到李明的一份报告（内中有有关康熙皇帝的报导），莱尼布茨说：“正如最近从中国返回的传教士李明在一份公开发表的有关中国情况的报告中所描述的，他（指康熙）甚至还亲自编写数学课本，以便亲手将这一重要学科的基本知识教给自己的孩子们，使知识在整个帝国及自己的家族内作为遗产继承下去，藉此为自己死后仍继续造福于他的臣民做好准备。我认为，在全人类范围内再没有其他比这更宏伟的计划了。”
18世纪法国耶稣会士在史学上的重要贡献是出版了依据宋代理学家朱熹的《通鉴纲目》编写而成的《中国通史》，共12卷。编著者冯秉正（J.M.A.de Mailla）1703年来华，1748年卒于北京。该书首次系统地向西方介绍了中国历史知识，其中对明清历史的介绍尤为详尽。1785年，著者又补充了第13卷《中国概况》。此前，编著者早已将《通鉴纲目》译成了法文，为通史的写作做好了准备。由于编著者参加了康熙时中国地图的测绘，其书中对中国地理的论述因此便显得十分精当。
在中国古代史研究方面，贡献最大的是传教士宋君荣（Anto—nius Gouhil）。他兼通文史与自然科学，曾把儒家经典《书经》（即《尚书》，相传由孔子编选而成）译成法文出版。另外，他还有《唐代史》、《中国天文学史》、《成吉思汗与蒙古史》及《中国纪年方法》等著述。宋君荣利用中国史料，把中国与西亚的历史联系了起来。在巴黎天文台，藏有他未发表的大量手稿，其中一部分于1809年至1811年间刊出。英国学者李约瑟对宋君荣的天文学造诣（zaoyi，学问、艺术等方面所达到的程度）评价极高，他说：“‘考虑到重重困难，一个像宋君荣那样的人竟会了解得那么多，应该说是使人颇为惊异的。”他认为，宋君荣所搜集的一大堆有用的资料，“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即使是在今天，对于想彻底研究中国天文学的人，宋君荣的著作仍然是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与史籍相比，要读懂中国经书，难度更大，但这又是了解中国文化的必要知识。来华传教的法国传教士中，有些人古汉语功底相当深厚。从金尼阁起，他们就在不懈地努力，最终把许多中国经书译成了拉丁文或法文。刘应（Mgr.cI.de Visdelou）曾译《礼记》中《郊特性》、《祭法》、《祭义》、《祭统》诸篇；马若瑟（Joseph de Pre—mare）、孙漳（Alexander dela Charme）都曾译过《诗经》，孙璋所泽拉丁文本《诗经》附有详细注解；蒋友仁译《书经》、《孟子》；韩国英（Mar—tialus Cihot）译《大学》、《中庸》。《易经》艰深难解，法国传教士认为其神秘色彩与天主教教义有暗合之处，于是对它的翻译和研究始终没有停止。白晋曾用拉丁文著《易经要旨》，刘应著有《易经概说》，雷孝思（J.B.Regis）则有《易经》译本，并附有注疏与评说（该书直到19世纪30年代才正式出版，名为《中国最古典籍《易经》）。对儒家学说的研究，也同样取得了丰硕成果，巴多明著有《六经注释》、马若瑟著有《经传议论》、钱德明著有《孔子传》和《孔门弟子传略》，其中，尤以《孔子传》对欧洲的影响最大。
除了在中国行医并传播西医、西药知识，传教士们也研究中医井向欧洲介绍有关知识，巴多明便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巴多明曾向西方介绍流行的几种中药，如冬虫夏草、三七、大黄、当归、阿胶等，并把样品寄往欧洲。除大黄外，其他四种中药都是首次传人欧洲。法国科学院于1726年举行了一次报告会，专门讨论这几种药物。巴多明对中国医学总的评价是：根据长期实践经验，在治疗方面效果显著，但在理论方面不如西方。他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受儒家思想影响太深，人体“受之父母”，神圣不可侵犯，以致人体解剖学十分落后，医学研究也受到阻碍。这个结论后来被伏尔泰全盘接受，他在《试论通史和人民的风俗与精神》一书中论及中国医学时说：“在他们那里医学理论仍属无知与错误，但中国医生在实践上却相当成功。”
三、中国文化在法国引起的反响
17世纪至18世纪，法国传教士对中国的大量介绍与报导，引起了法国和欧洲社会的浓厚兴趣和密切关注。哲学家伏尔泰（Voltaire）认为，中国文化具有宽容的品格，中国文化的“发现”对欧洲思想界来说，是一件与达·伽马（Vascoda Gama。约公元1469~1524年，葡萄牙航海家，曾航达印度）和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约公元1451~1506年）在自然界的发现同等重要的大事。在《哲学词典》的“光荣”条目中，伏尔泰赞扬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他用中国的年代学驳倒了《圣经》中的上帝创世说：《旧约》记载的创世年代是公元前3761年，而中国“整个民族的聚居和繁衍有五十个世纪以上”（伏尔泰《天真汉》）。与基督教会的西方文明相对立，伏尔泰认为人类文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史肇始于中国，且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他表示，中国文明的伟大还在于“全世界各民族中，惟有他们的史籍持续不断的记下了日蚀和星球的交会。我们的天文学家验证他们的计算后惊奇地发现，几乎所有的记录都真实可信”。
作为一个自然神论者，伏尔泰也把孔子的儒家学说当做一种自然神论，是和欧洲盛行的那种基于迷信的“神示宗教”完全不同的“理性宗教”的楷模，这种具有崇高理性、合乎自然和道德的新的“理性宗教”，便是他所追求的信仰。因为在伏尔泰的心目中，孔子并不是什么教主，而是宣扬伦理道德的圣人。伏尔泰还曾借雍正之口提出质问：“如果我们到欧洲去，也同你们在这里一样行事，你们会怎么说呢？说实话，你们会容忍这样的做法吗？”显然，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规范已经成为伏尔泰等自然神论者的一个准则。
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启蒙学者对中国思想和政治的赞美表明，他们反对神权统治下的欧洲君主政治，而把一个具有崇高理性、合于道德、宽容而有节度的政治制度作为理想的目标。狄德罗（Dentis Didewt）称赞孔子的哲学“注重行动，而不尚空谈”，儒家学说“只需以理性或真理，便可治国平天下。”霍尔巴赫（PaulHenn Di。etfich d’Hdbach）以中国为政治和伦理道德结合的典范，他说：“人们感到，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中，伦理道德是一切具有理性的人的惟一宗教”；他还说：“中国是世界上惟一的一个将政治和伦理道德结合起来的国家。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了，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仰赖道德。”儒家的自然观、道德观和政治理想，成了百科全书派中激烈的无神论者和自然神论者的有力武器。
法国的政治家、思想家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作出各自的评价，褒贬不一。他们最关心的其实还是中国所实行的制度的性质：它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专制制度”？对欧洲有没有示范作用？
曾经有人简单地、不加分析地把伏尔泰等人视为“亲华派”，而把孟德斯鸠（Chades Lout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视为“仇华派”。伏尔泰反对这种走极端的态度，他认为无论是对中国夸大其词地一味赞美，还是对中国不怀好意地恶语中伤，都是走极端，都应该竭力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