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中外文化交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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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中英文化交流(1)

14世纪中叶,欧洲曾风行一本被认为是英国作家曼德维尔(sir John Mandeville)写的书,书名叫做《约翰·曼德维尔爵士航海及旅行记》。作者自述1322年离开英国到世界各地去旅游,其间亦曾到过包括震旦(即中国)在内的东方诸国。书中,既有历史事实,也有传奇故事,神奇而有趣味,出版后,吸引了千千万万的读者。因此,曼德维尔曾被誉为中世纪最伟大的旅行家;后来,到了探险的年代,他又被人们斥为谎言大师。据现代学者研究,曼德维尔恐怕除西欧之外没有去过多少地方,其书中材料,几乎全部取自百科全书和他人游记。尽管如此,曼德维尔的这部著作,仍然深受人们的欢迎。从中古到文艺复兴时代,西欧人心目中的东方世界,就像书中描写的那样,半是写实半是幻想。

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英国地理学家哈克卢特(Richard Hak—1ugt),曾参加过英国航海家吉尔伯特(Sir HumphreyGilbert)和探险家弗罗比舍(Sir Martin Frobisher)寻找通向东方航道的活动。其巨著《英格兰民族的航海、游历和发现》(简称《航海全书》)中,有摘译于他处的中国情况介绍:中国人口众多,但“不是杂乱地居住而是有秩序地住在乡镇或城市里”;中国的富饶“超过东方其他王国;但和欧洲比起来要差得多”;中国盛产金银和其他金属,海南还出珍珠;中国男人耕田种稻,女人养蚕缫丝;中国有许多有用的植物,“小麦遍见于各省,但仍以稻谷为大宗”。书中还提到了长城,说修筑长城是为了保卫边疆。

此外,哈克卢特的书中还较为详尽地叙述了中国人如何考秀才、举人、进士;说官员的升迁要靠他们的政绩,“而不管出身或血统”,这就使得中国“国家太平”。关于中国皇帝和皇室,书中说对皇帝要称呼“万岁”,皇帝的位子实行长子继承制;皇帝的弟弟们不得留在朝廷,而被分封到各省为王,“以使皇帝的生命安全更有保证”;皇帝“敬谨遵守法律和风俗习惯,不懈地学习治国之道”;他不轻易出宫,但“每日与大臣见面,处理国家大事”;在宗教方面,“他支持国内所有的崇奉偶像的宗教”。同时,该书还对中国的儒、释、道做了比较准确的叙述。

(第一节)马礼逊与新一轮的“西学东渐”

马礼逊是拉开晚清新一轮西学东渐序幕的第一人。1782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出生于英格兰北部一个名叫莫佩思的小地方。从小,他就受到基督教的熏陶,喜欢参加教堂活动。1803年,他进入伦敦附近的一所教会学校读书,两年后加入伦敦传教会,井被派住英格兰南部的高斯坡神学院深造。其间,除了钻研神学,他还到伦敦的一家医院学习医学,到格林威治天文台进修天文学。在伦敦,他结识了一个在那里进修英文、名叫杨三德的中国青年,并在杨的帮助下开始学习中文。1807年,马礼逊从神学院毕业,正式做了牧师。

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初的英国,已经发展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强国,正积极向东方扩张,海外传教事业也随着兴盛起来。马礼逊成为伦敦传教会(简称伦敦会)选定的第一个到中国开辟新教区的传教士。1807年9月,马礼逊抵达澳门,然后进入广州。其时,中国海禁未开,仍然禁止西人传教,马礼逊只能先隐匿于广州的美国商馆,暗中学习粤语和中国官话,了解中国情况,为传教做准备。不久,他有了合法身份,有了稳定收人,还结婚成了家。此后,直至1834年逝世,马礼逊一直在广州、澳门及南洋各地进行传教活动。

传教、办印刷所、兴学校、开医院,是基督教事业的四个组成部分,马扎逊等来华传教士在这四个方面都做了许多工作且卓有成效。

从1808年至1813年,马礼逊花5年时间,译完了《新约全书》;接着,又与米怜(Wiuiam Milne,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的主要助手)合作翻译了《旧约全书》,并于1823年在马六甲出版,取名《神天圣书》,线装2l册。这是《圣经》的第一个完整的中文译本,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意义重大。除此之外,马礼逊等人还翻译、编写了一大批宣传基督教义的中文通俗读物,扩大了基督教在中国南方的影响。

鸦片战争之前,传教士们在南洋及广州、澳门一带所传播的西学,从总体上看比较零散,内容也不十分丰富,但其意义不可低估。近代西学东渐史上的许多第一,都产生于此时,如第一份中文期刊,第一家中文印刷所,第一所华人学校,第一本石印中文书籍等等。

马六甲印刷所是马礼逊等人经营的第一个出版基地。至1842年,该所共出中文书刊43种,其中不少是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诸方面的知识性读物。这些书刊的作者,除马礼逊、米怜外,还有麦都思、柯大卫(David Collie)、吉德(samuel Kidd)等,多是伦敦会传教士。

兴办学校是传教士传播西学并藉以传教的重要手段。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的第一所中文学校叫做英华书院(TheAnglo~ChineseCollege),其首任院长是米怜。该校于1818年开办,1843年正式迁往香港,更名为英华神学院,1856年停办。

英华学院所设课程,有英文、中文、数学、天文、地理、伦理哲学等,所用教科书,除了传教士从西方带来的英文书籍外,还有中文《三字经》以及马六甲印刷所出版的各种介绍世界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书籍。该校先后培养出了许多优秀学生,日后成了知名人士,如广东人梁发、四川人袁德辉、澳门人摩尔、美国人亨德、马礼逊之子马儒翰等。

马礼逊去世后,澳门传教士建议捐资建立马礼逊教育协会。为纪念马礼逊,经过几年的筹备,1839年,马礼逊学堂在澳门正式开学,由美国传教士布朗任校长。1842年,马礼逊学堂迁往香港,1850年,学堂停办。

马礼逊学堂所开课程英、中兼备。英文科包括天文、地理、历史、算术、代数、几何、初等机械学、生理学、化学、音乐、作文;中文科包括《四书》、《易经》、《诗经》、《书经》等。英文科由英美人任教,中文科由华人任教。所开课程,较之当时中国的私塾、官学所教课程,内容丰富,知识新颖,对于增长学生的科学技术知识,开阔学生的视野,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一个学生曾这样写道:“知识是幸福和快乐的泉水,它是驱除一个国家无知迷雾的亮光,它能博得荣誉,它可增进民族的财富,而且归根到底,它是一个.国家强有力的国防。民族繁荣的永久性基础,可赖以确立。”

(第二节)傅兰雅的中国情结

傅兰雅(John Fryer)1839年出生于英格兰海德镇一个传教士家庭。1860年,他从伦敦海伯雷师范学院毕业,不久即受英国圣公会派遣,到香港担任圣保罗书院校长。为了提高自己的中文水平,学习北京话,傅兰雅1863年辞去圣保罗书院教职,赴北京担任同文馆英文教习。两年后,他又转赴上海,担任英华书馆校长。教学之余,从1866年起,他兼任《上海新报》编辑。在他任编辑期间,《上海新报》刊载了不少介绍西学的文章。1868年,在英华书馆的聘用期满之后,傅兰雅应聘到江南制造局担任译员。

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工作了28年。其间,除两次短期回国之外,他一直生活在中国,并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译书方面。据统计,傅兰雅一生共译书129种,涉及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军事科学、社会科学等各个方面。当时,大多数中国人迫切需要的,正是科学的基础知识,而有意识地、系统地从事这项工作的,傅兰雅为第一人。他在这方面所做的三件大事是:创办近代中国第一份专门性的科普杂志——《格致汇编》,参与创办近代中国第一所科普学校——格致书院,创办近代中国第一家科技书店——格致书室。

1877年,益智书会在上海成立,傅兰雅被推为这个机构的委员兼负责干事。益智书会决定编写初级和高级两套教科书,初级由傅兰雅负责,高级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J.Auen)负责。教科书涵盖数学、物理、化学、博物、天文、地理、历史、心理、哲学等多种学科,其编写方针是:结合中国风俗习惯;学生、教习皆可使用;教内、教外学校能够通用;科学、宗教两者结合(对于最后一点,傅兰雅曾提出异议)。1879年,傅兰雅被推为益至书会总编辑,至1890年,益智书会一共出版教科书98种,其中,傅兰雅独自编写了42种。此外,他还单独翻译、出版了一些西书,后经益智书会认可,也被列入了教科书,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卫生方面的译作,如《化学卫生论》、《居宅卫生论》、《延年益寿论》和《治心免病法》等;《孩童卫生编》、《幼童卫生编》和《初学卫生编》则是19世纪末各种学校进行卫生教育的必修书。

傅兰雅等人编写的新式教科书,从形式到内容,对晚清中国的教育界产生过广泛影响。1902年,清政府颁行新的学制,各地学校竞相采用新式教科书,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尤其是自然科学课程,直接采用的就是傅兰雅和益智书会的出版物。傅兰雅所编《格致须知》丛书中,单1903年一年,被用做教科书的就有重学、力学、电学、声学、光学、水学、热学、动物、植物、全球等10种,至于图说被采用的,就更难统计了。

1896年,傅兰雅离开上海,定居美国。他被聘为伯克利大学东方语言文学教授,直到1913年退休。1928年,傅兰雅在伯克利逝世,终年89岁。在伯克利的30多年中,傅兰雅人在美国,心却在中国。他所教的课程,绝大多数是关于中国的,包括中国的概况、语言文字、历史地理、风俗习惯。人种、宗教、文学、艺术、建筑等等。他所讲授的东西,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凝结着他对中国文化的独到理解。这期间,他还曾多次重访中国,并热心帮助中国留美学生。1911年,他捐银6万两,在上海创建盲童学校;为了帮助中国的盲人教育,他还让自己最小的儿子傅步兰学习相关专业,然后到上海担任盲童学校校长。

1915年,已经退休了的傅兰雅,在美国家中接待了赴美国参加博览会的黄炎培(公元1878~1965年,清末举人,著名民主人士),说了一番十分动情的话。他说:“我几十年生活,全靠中国人民养我。我必须想一个办法报答中国人民。”显然,他在中国办盲童学校,派儿子到中国搞盲童教育,就是他所说的报答。

早年在英国,晚年在美国,中青年时代在中国,可以说,傅兰雅把自己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都献给了中国。在中国期间,他刻苦钻研,勤奋工作,为传播西学不遗余力。其所传西学,内容丰富,范围广泛,非同时代一般人可以相比。离开中国后,他依然关心中国,并尽自己所能帮助中国。从传播宗教开始,以传播科学结束,在西学东渐史上,傅兰雅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第三节)集传教士、学者、政客于一身的李提摩太在晚清时的中国,李提摩太的知名度是很高的。他集传教士、学者、政客于一身,传教、译书、从事广泛的政治活动,样样都搞得有声有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