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近代自然科学与理性主义的哲学
17和18世纪是理性的时代。西方思想从来不乏理性主义，为什么偏偏这一时期被称为理性的时代呢？原来，理性的时代中的“理性”有其特殊的意义。古希腊的理性是与宇宙的心灵相通的思辨，中世纪的理性是神学和信仰的助手，近代的理性则是时代的精神，这就是自然科学的精神。近代哲学的理性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时代的精神，首先是因为它与自然科学精神的关联。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特征、对象、问题和作用无不与当时的自然科学相关；反过来看，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受到当时哲学同样深刻的影响。
近代自然科学的哲学精神
近代自然科学诞生时，仍被看做是自然哲学的一部分。自然科学的创始人伽里略、开普勒、牛顿等人仍然坚持科学和哲学的亲缘关系，伽里略的《关于两个世界的对话》和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都是充满了哲理的科学著作。他们都自觉地反对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以及在此基础上被经院哲学建立起来的神学世界观。另一方面，他们又利用了一些古代自然哲学的思想，推陈出新，为新兴的自然科学服务。自然科学在破和立的过程中所体现的哲学的精神，主要有以下的表现。
首先是探索自然奥秘的求知精神。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的解释被打破之后，神学世界动摇了，自然留给人以无穷的奥秘。运动观、时空观、物质观、宇宙观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们不承认任何权威和禁区，大胆探索。探索目的不是解释、论证既存的理论，而是发现新的未知的原因。林里略号召人们读自然这本大书。在中世纪已有这样的说法：上帝之书写了两遍，一遍写在《圣经》之中，一遍写在自然之中。但在中世纪，人们研究自然的目的不过是为了验证《圣经》这本书，受神学教条的束缚。近代科学家没有传统包袱和现存答案，只相信通过自己的探索而建立的知识。科学家求知不完全是为了满足个人好奇心，他们有着为了全人类的功利目的。科学认识自然的目的是为了控制自然、改造自然。这一目的决定了科学的关注点。科学家关注于能够直接改变事物的原因，以及能够控制事物生成和运动的力量。
其次是重视观察和实验的求实精神。古代人早就知道经验对于认识的重要作用，但他们被感觉经验如何能够产生出概念这一问题所困惑，心灵的抽象、概括作用对他们是个难解的谜，在这个谜没有解开之前，他们沉溺于共相性质问题的思辨而不能自拔。13世纪时，罗吉尔·培根首次提出了“实验科学”的概念，14世纪在唯名论内部开始了对自然现象的经验研究。文艺复兴时代，人们强调经验作用，但只看到经验对已知的答案进行检验的作用，而没有注意经验所具有的发现新问题、新答案的作用；这样的经验往往是“验证”虚构和幻想的伪科学的工具，而不是探索未知世界的工具。近代科学家注重把经验当作发现和检验的方法。伽里略在观察、试验基础上提出惯性定律、自由落体定律、抛物运动定律等，并用观察结果证实日心说。牛顿说：“实验科学只能从现象出发，并且只能用归纳来从这些现象中推演出一般的命题。”科学的经验是实验，而不是常识；科学的方法是归纳而不是类比。实验的方法按照科学理论设计并限定感觉经验，具有目的性、选择性、可操作性、可重复性等特点，从而使经验观察结果能起到发现和证实的作用。应该看到，近代科学家对经验进行科学设计的方法是认识的一大进步，它填补了感性和理性的差距，用实践的结果解答了感觉经验如何能够产生抽象概念的问题。科学的经验并不排斥理性。牛顿要求抛弃未经审视、没有必要的形而上学前提，提出“物理学，警惕形而上学”口号，但一些观察不到、但又不得不设定其存在的概念，如“力”、“以太”、“原子”、“第一推动者”、“绝对时空”等，还是被保留了下来。它们中有的为后来的实验所证实，有的则被淘汰，但在科学发展初期，这些理论设定是实验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它们，理论便不完整，解释就不全面。
再次是通过精确的量化而达到的确定性。自毕达哥拉斯以来，很多人就相信数的和谐是事物的本质，文艺复兴时代也流行着只有经过量化处理的学问才是知识的观点，但人们那时普遍相信，人们不能把握这种量化的精确本质，计数和度量的不精确性是无法逾越的障碍；人们因而满足于形而上学思辨和文字上的类比。自然科学家则相信，确定的知识必须是精确的，经验观察必须经过数学分析才是可靠的。伽里略说，自然这本大书是用数学符号写的，首先是用三角形、圆形和正方形等集合图形写的。近代科学之所以能够成功地用数学语言精确地描述客观规律，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人们观念的转变。人们相信，用数学建立的模型不是主观的创造，对经验加以理想化的处理与客观规律的发现是一致的；即使实验材料不能与数学模型完全符合，数学描述的模型仍然是客观规律。第二个原因是数学和物理学发展的一致性。新的数学手段的发明，如笛卡儿的分析几何、牛顿和莱布尼茨的微积分等，突破了初等数学的局限，为描述较复杂的观察现象提供了精确手段。
最后是理解世界的机械论图式。在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哲学中，世界被描述为两个系列。一是按照本质区分的由下到上的等级系列，质料和形式、物质和心灵、无机和有机、人和天使，按照本质的高低，接受同样的作用力，因此可以被安排在同一系列之中。第二个系列是按照运动性质区分的上下系列，天上的物体和地上的物体有不同的质料，进行不同方式的运动。天界物体做圆形运动和地界物体做直线运动，两者界线分明。早期自然科学的范式是牛顿力学，它只承认推动与被推动的因果链，不承认上下高低的等级系列。它想象世界的模型是机械模型，世界被想象为一架大机器，自然物被想象为有形而无灵魂的零件，没有本质的高下之分，它们按相同规律运动，没有天界和地界之分。上帝被设想为自然这架机器的设计师和第一推动者。按照机械论的图式，宇宙间的引力也可被想象为机械力，如开普勒把太阳光想象为“流溢”出的力量，牵引着行星，由此行星围绕着太阳做向心运动，运动的轨道为椭圆。人的感觉运动也被想象为外物刺激感官，推动神经和心灵的机械运动。当时的科学家，如伽里略、波义尔把感觉接受到的物体的性质称为第二性的质，与物体自身的“第一性的质”相别，这不是关于感觉运动与机械运动的区分，而是对机械运动不同的主体做出的区分。
近代哲学的科学精神
近代哲学家大都精通数学和自然科学，有些人，如笛卡儿和莱布尼茨，还是原创性的数学家和科学家。哲学家与科学家的交往也很多。哲学家并没有自己的组织，他们属于科学界。英国皇家学会和法国科学院是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共同组织。近代哲学家非常自觉地从自然科学的新发现汲取养料，把科学的需要、科学的成果作为建构哲学理论的动力。近代哲学与科学的发展大致是同步的，但从诞生的时间看，自然科学略早于哲学。自然科学首先突破了旧哲学的禁铜，为新哲学的诞生开辟了生存空间。自然科学首先动摇了神学世界观，打破了经院哲学的一统天下。近代哲学家所做的工作是乘胜追击，深入批评早已失去说服力和解释力的经院哲学。有的研究者早已指出，经院哲学衰落的主要原因是自然科学的兴起；即使没有受到哲学的批评，经院哲学迟早也会退出历史舞台。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近代哲学的主要建树并不是对旧哲学的批判，而是对新兴科学的迎合与推进。近代哲学如何适应科学的需要，从哪些方面体现了科学的精神呢？
首先，哲学适应科学发展的需要，发生了方向性的变化。近代哲学的中心问题是认识论问题，与古代和中世纪哲学相比，近代哲学发生了“认识论的转向”，它的首要目的是建立新型的科学观。按照传统的科学观，科学只是证明科学，科学的方法是三段式的演绎法。自然科学需要新的科学观和方法论来确立自身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近代哲学家的身上，他们无不关心知识的起源、性质、对象、基础和范围等问题，在前人没有涉足之处开始建立新的知识体系。笛卡儿说：“如果我要想在科学上建立一些牢固的、经久的东西，就必须……重新从根本开始做起。”从头开始，从知识的基础开始，这是近代哲学家的典型态度。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不是依靠自身的逻辑、靠思辨推理出来的结果，没有自然科学这一外来的刺激，认识论不会成为哲学的中心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不可取代的保障和导向。现在有些人批评近代哲学的知识论，说科学和其他知识不需要外加的基础。这是用科学成熟期的状况来否认科学诞生期对可靠基础的需要，这种没有历史眼光的观点是不足为训的。
其次，近代认识论中有经验论和唯理论两大阵营，两者的分歧除了唯名论和实在论这一遥远的历史根源之外，还直接地、集中地反映了对自然科学方法的不同理解。自然科学是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的结合，但是，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阶段，甚至不同的个人思想中，这两种方法不是等量齐观的，两者在运用的先后、作用的大小等方面有所区别。这些差别经过哲学的放大之后，便成为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分歧。唯理论以数学为知识的模型，因此，唯理论者无不推崇数学的方法，把天赋观念作为知识的起点，把必然真理作为知识的目标，把观念的内在标准作为真理的标准。经验论者则把实验科学作为知识的模式，因此提倡实验和观察，把经验作为知识的来源，重视或然真理，把观念与经验的符合作为真理的标准。
虽然有以上那些分歧，经验论和唯理论都属于理性主义。经验论的对立面不是理性主义，唯理论亦承认经验的作用。不论唯理论所说的理性（mtionality），还是经验论所说的经验（experience），都属于“理性”（reason）或“知性”（undefstanding）的范畴，只是他们对理性有不同的解释而已。两者都崇尚人的理性，不以宗教信仰、神学教条为知识的前提、基础和标准；都关注知识基础问题，区别了知识、无知和伪知识，确切的知与不确切的知；都持“基础论”的立场，认为知识的确切的真理是在确切的基础上按照正确的方法建构出来的；都从简单的、无可置疑的命题出发，使用分析与综合的方法，对整体与部分、原因与结果的关系进行探讨。
再者，近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一样，也有机械论的特征。现在人们喜欢把“机械论”和“唯物主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机械唯物主义”已成为固定术语。其实，机械论不仅是近代唯物主义的特征，而且是近代哲学的普遍特征，不管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不管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都受到自然科学的影响而有机械论的倾向。但是，各派对机械性的因果关系所做的解释，各有特点。唯物论把人的精神活动归结为感官活动，并最终还原为机械运动，得出了“人是机器”、“心灵是物质”这样彻底的唯物主义的结论。唯理论把心灵作为与物质不同的实体，心灵活动与物质运动属于不同的因果系列，因此产生了身心如何相互作用的问题。经验论把因果关系等同为观念之间的关系，因此产生出因果联系是否普遍有效的问题。这些问题和结论困惑着近代哲学家，并一直持续到现代。这些围绕因果关系的问题而产生的问题和结论，只有在机械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中才能得到理解。
最后，近代哲学的理论是以自然科学为范式而建立起来的。笛卡儿哲学按照“普遍数学”的要求建立了近代第一个形而上学体系，斯宾诺莎按照几何学的模式建立名为“伦理学”、实为形而上学的又一体系，霍布斯把自然法的观念推广到生活政治领域，建立了近代第一个政治哲学的理论，休谟以牛顿的物理科学为榜样建立“人性科学”。近代哲学一般都采取科学论文的形式，与古代哲学的对话、诗、散文等自由文体，与中世纪以问题为中心的逻辑论证的“学问”，都截然有别。近代哲学是科学意义上的理论，具有系统、确定、简约等特点以及一定程度的经验实证性。
近代哲学的思辨与实践精神
近代哲学继承了古代和中世纪哲学的思辨精神，但同时也表现了前人所没有的实践精神。近代哲学家是一个特殊的生活群体，他们大都不是大学教授，他们或服务于宫廷，或供职于公务部门，更多人从事自由职业。哲学不是他们谋生的手段。他们在工作之余，沉浸在思辨之中，因此感到精神上的快乐。斯宾诺莎甚至把知识的沉思当作最高的幸福和人生的拯救来追求。这使人联想起亚里士多德把哲学家的智慧作为最高的美德、把哲学家的生活作为最高的幸福的著名论断。但是，近代哲学家还有他们独特的时代特点，他们和希腊哲学家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仅仅追求个人好奇心的满足，他们从事哲学还有明确的功利目的；就是说，除了追求纯粹的智慧，他们还积极谋求经世济用的智慧。
近代哲学家的一个目的是解决学术界、思想界和社会中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有的属于自然科学，因此哲学家往往也是科学家；有的不属于自然科学，但哲学家试图以科学方法解决它们。在他们看来，个人的思辨与建功立业，满足好奇心和对人类事业做贡献是一致的。休谟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