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内·笛卡儿（R6n（—Descartes，1596—1650年），出生在一个法国贵族家庭，信奉天主教，从小在耶稣会办的学校受教育，后在大学学习医学和法学，同时对数学和科学保持着长期的兴趣。毕业后曾一度参加荷兰雇佣军，退役后到各地旅行。1628年后移居荷兰，潜心研究和写作，他的主要著作都是在荷兰完成的。晚年应瑞典女王之邀到宫廷讲学，次年在瑞典逝世。笛卡儿不但是哲学家，还是著名的数学家和科学家，他是解析几何的创始人。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有：《指导心智的规则》（1628年）、《方法谈》（1637年）、《第一哲学的沉思》（1641年）、《哲学原理》（1644年）。
（第一节）方法论的反思
笛卡儿生活在新旧知识交替的时代，他首先从方法论的角度，摧毁旧的经院哲学体系的基础，同时证明新兴的自然科学的合法合理性。他的《方法谈》和培根的《新工具》一样，为理性时代制定了新的“游戏规则”。
普遍数学
笛卡儿坚持统一的科学观，所有科学门类都统一于哲学。他把哲学比作一棵大树，树根是形而上学，树干是物理学（自然哲学），树枝是医学、力学、伦理学等应用学科。他说：
我们不是从树根树干，而是从枝梢采集果实的，因此，哲学的主要功用乃是在于其各部分的分别功用，而这种功用，是我们最后才能学到的。
那么，哲学如何能够统一各门科学呢？笛卡儿的回答是，科学的统一性不在研究对象，而在于方法，哲学首先要研究科学方法他认为数学方法是普遍适用的一般方法，但数学家却没有对数学的方法进行反思，对它反思是哲学家的任务。他说，古代的几何和当代的代数有狭隘和晦涩混乱的局限，“应当寻求另一种包含这两门科学的好处而没有它们的缺点的方法”。笛卡儿称科学的方法为“普遍数学”（mathesis universalis）。
普遍数学把数学最一般的特征运用到其他学科。数学的一般特征有二：“度量”和“顺序”。这两个特征在运用于更大范围时，需要从哲学上加以界定，使它们获得更普遍的意义。数学的“度量”只是量与量之间的比较。在数学以外的领域，我们可以把度量转化为不可量化的对象之间的同与异比较。比如，哲学研究的对象不是同质的，没有一个统一的衡量尺度，但我们可以通过概念的比较，把握不同的对象之间在性质和程度上的相似和差异。
科学研究的顺序有两种：一是从简单到复杂的综合，一是从复杂到简单的分析。在数学中，研究对象是同质的，这两种方法是可逆的。但在形而上学关于因果关系的研究中，终极原因是无限的上帝，被造的事物是有限的，原因和结果是不同质的，处于不同系列，从原因不能直接推导出结果。因此，形而上学不能直接诉诸无限的终结原因，需要找到一个确定无疑的简单的出发点，由此建构出关于原因和结果的知识。就是说，形而上学的方法首先是分析，寻找确定的第一原则，然后再运用综合，从第一原则推导出确定的结论。
方法论规则
按照先分析后综合的顺序，笛卡儿建立起四条方法论的规则：
第一，决不接受我没有确定为真的东西；
第二，把每一个考察的难题分析为细小部分，直到可以适当地、圆满解决的程度为止；
第三，按照顺序，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地上升到对复杂对象的认识；
第四，把一切情况尽量完全地列举出来。
上述规则的第一条说明分析的必要性，指出分析的目的是找到无可怀疑的、确定的“阿基米德点”；第二条说明分析是由复杂到简单的过程，分析的结果要尽可能地细致，细致到可以加以满意地解决的程度为止；第三条指综合的过程，从分析的结果出发，由简单的、确定的真理一步一步推导到复杂的道理；第四条指分析和综合的过程不能半途而废，分析要彻底，综合也要全面，才能达到完全的真理。这四条规则都没有经验感觉的地位，分析和综合都是理性的方法。
（第二节）第一哲学的沉思
笛卡儿的《第一哲学的沉思》是上述方法的应用。该书包括六个沉思，前三个沉思用分析方法，建立第一原则“我思”（cogito）和终极原因“上帝”，后三个沉思用综合方法，从简单推导复杂，得到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
普遍怀疑
哲学家的一些奇特思想多与他们某些奇异经历和体验有关，笛卡儿也是如此。1619年11月10日晚，笛卡儿连续做了三个梦。在第一个梦中，很多幽灵出现在他面前，使他心惊肉跳；在第二个梦中，他觉得眼前光亮闪烁，他能清楚地看到周围的东西；在第三个梦中，他看到一部字典和一本诗集，并能够判断，字典象征各门科学的综合，诗集象征着哲学和智慧的统一。这三场梦境如此清晰，几乎与现实不分。笛卡儿从这些梦得到的启示是，他必须完全在理性基础之上重建知识体系。
笛卡儿认为，现有的一切知识都是不可靠的，因为它们建立在不可靠的基础之上。为了重建知识，必须找到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建构哲学体系好像盖房子一样，只有基础打牢了，才能在这个地基上一砖一瓦地建筑知识的大厦。为了要打牢地基，首先要清理地基，即，取消所有的不可靠知识的基础地位。“不可靠”不一定等于“不真”，而只是说，这些知识未经充分的考察，不能成为知识的基础。“因为基础一毁整个建筑物的其他部分必然跟着垮台，所以我将首先打击我的旧意见所依据的那些原则。”笛卡儿的打击策略是怀疑的方法，凡是不能通过怀疑的推敲的原则，都要被排除在知识的基础之外。
笛卡儿的怀疑是普遍的。被怀疑的对象与梦境事物有关，人们一般认为不可怀疑的确定性，都在怀疑之列，包括：周围世界、我的身体和数学的观念。首先，周围世界是感知到的现象；笛卡儿说，既然我们有过被感觉欺骗的经历，感觉之不可靠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周围世界是可疑的，我们关于周围世界的知识不能成为知识的基础。
其次，我们对自己身体活动的感觉好像是确定无疑的；但是，我们在梦中对自身亦有感觉，我们不知道如何区别梦中的感觉和清醒的感觉。如果有人企图用有无外物对应来区别梦幻与真实的感觉，那是徒劳的，因为感觉和梦幻、想象一样，都可以在外物并不存在时发生。早在二千年前，《庄子》中就有过“庄周梦蝶”这样富有哲理的比喻，可惜笛卡儿不知道，否则他一定会引以为同道的。
最后，数学观念是简单的，因而是清楚、明白的，好像是不会有错的，“因为不管我醒着也好，睡着也好，二加三总是等于五，正方形总不会有四条以上的边；这样明白、这样明显的真理，看来是决不会有任何虚假和不确实的嫌疑的”。但是，这也只是未经推敲的印象而已，笛卡儿的怀疑是彻底的，即使像数学观念这样明白、清楚的对象，也是可以怀疑的。笛卡儿指出，数学是我们思想的对象，但思想的对象是可以怀疑的；因为可能有一个“邪恶的精灵”，他恶作剧般地把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对象置于我们的心灵之中，使之成为我们思想的对象，但这些对象不是思想的产物，而来自一个错误的根源。笛卡儿使用了“邪恶的精灵”的想象，好像不太严肃。但笛卡儿确有受幽灵蛊惑的梦境经历，他相当严肃地说：“我的怀疑并不是由于漫不经心或轻率，而是有很强的、考虑成熟的理由的。”从理论上分析，“邪恶的精灵”的假设涉及的问题也是一个十分严肃的形而上学的问题。自华达哥拉斯以来，哲学家一直在追问数学基础的问题：数的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它们有无外部原因？有无客观的实在与之相对应？因为对这些问题尚无确定的答案，我们无法肯定数学的观念是清楚明白、确定无疑的。就是说，未经哲学的论证，自身基础不稳的数学不能成为知识的第一原则。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笛卡儿的普遍怀疑属于分析的范畴。他的分析从复杂的现象（关于周围世界的观念）开始，经过比较简单的现象（关于我们自身的观念），达到简单的数学观念。根据分析要考虑一切可能性的规则，笛卡儿还要考察最后剩下的一个可能性：思想能否怀疑自身？笛卡儿的回答是否定的，从而找到了一个不可怀疑的第一原则。
“我思故我在”
笛卡儿说，思想可以怀疑外在对象，也可以怀疑思想之内的对象，但却不能怀疑自身。思想自身是思想的活动，当思想在怀疑时，思想可以怀疑思想的一切对象和内容，但却不能怀疑“我在怀疑”，否则的话，怀疑就无法进行。并且，怀疑活动一定要有一个怀疑的主体，“我”就是怀疑活动的主体；这样，由于想到我在怀疑，可以确定地知道作为怀疑主体的“我”是存在的。
真理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