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文选》所收录的署名宋玉作的《高唐赋》与《神女赋》。两篇在文学史上的实际影响很大，还由此形成了一个辞赋作品的系列，后世如曹植的《洛神赋》、陶渊明的《闲情赋》等名作均与之有关。但由于研究者多认为其并非宋玉所作，写作年代又不太清楚，所以过去一般文学史著作很少提及。案东汉前期傅毅所作《舞赋》叙言“楚襄王……使宋玉赋高唐之事”，表明当时宋玉作《高唐赋》一说已为人熟知，《而神女赋与《高唐赋》相互连贯，实系完整的一篇。所以两赋究竟是否出于宋玉虽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在西汉时已经存在是没有疑问的，故暂置于此。
《高唐赋》写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宋玉为之说楚怀王在高唐观梦遇巫山神女之事，而后应襄王之命赋高唐，主要写由高唐观所见巫山景色，至襄王前往会神女结束。《神女赋》先写襄王告知宋玉其梦遇神女的情形，而后宋玉应襄王之命代为赋神女。大抵前篇以写景为主，后篇主要写神女的体貌与情态。
另一篇值得注意的作品是1993年于江苏东海县一座汉墓中出土的书于竹简的《神乌傅（赋）》。该墓墓主下葬于成帝元延三年（前10），赋写作当然在这之前。它的文字虽已残缺，但经学者考释，基本内容还是可以看出来。这是一篇动物寓言，写一对乌鸦夫妇艰苦筑巢，却被别的鸟盗走了材料；雌鸟去索讨，又被伤命危，雄鸟感于情想同它一起死，被雌乌劝阻。此赋情绪的表达十分强烈，还有一个特点是多用对话。从《神乌傅》的内容和表现特点看，这应是一种通俗的说唱的文本，强烈的情绪和较多的对话，对说唱表演是必要的。从前曾经出土过汉代演艺人的陶像，被称为“说唱诵”。两者结合来看，是很有趣的。
《神乌傅》出土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揭示了汉代辞赋除了以铺陈华美辞藻为主要特征的文人创作，还存在着重视故事性的趣味较为通俗化的一支，它也证明了从敦煌石窟发现的唐代俗赋有古老的渊源。对这一类赋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理解赋这一文体的丰富性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多种意义。
三、东汉的辞赋
东汉辞赋总体成就似不如西汉，但却酝酿着一系列的变化。体物大赋虽然还占着优势，但随着王朝的衰落，正渐渐失去生机，而以表现个人情感为中心的抒情小赋逐渐兴盛起来。
东汉前期的辞赋东汉前斯重要的辞赋家首先有班固（32—92）。他和父亲班彪一样，都是史学家兼辞赋家。其代表作为《两都赋》。
“两都”指西都长安，东都洛阳；《两都赋》也是由《西都赋》和《东都赋》两篇合成。东汉建都洛阳，但也一度发生过两都孰为优的争议。班固的赋作表示赞成以洛阳为都。在结构形式上，班固模仿了司马相如，以“西都宾”与“东都主人”的相互论辩展开内容。建都是重大的政治决定，要说文人辞赋在其中能起多大作用是不切实际的。实际班固的赋是以歌颂东汉王朝为基本目的，其依据则是儒家的政治学说。故《西都赋》主要赞美长安的繁华富丽，包括统治阶层的享乐生活；《东都赋》则更多地歌颂了东汉统治集团所实施的各种政治措施如何恰当，以及王朝的威势、洛阳风俗的淳厚，这样就显出东汉的统治比西汉的统治更符合儒家理想。这种比较反映了儒家思想在辞赋中很深的渗透。
但《两都赋》还是有一定的特色。它的夸张建立在写实基础上，不像司马相如那样近乎虚诞；它以描绘都市为中心，比西汉辞赋更为广泛地反映了人们的生活场景，山水、草木、鸟兽、珍宝、城市、宫殿、街衢、商业、服饰、人物……增添了不少新鲜内容，景象也颇为壮丽。在结构上考虑严谨，对文字的锻炼也相当精心。京都赋是辞赋的一个重要类型，它的基本格式是由《两都赋》奠定的。
冯衍的《显志赋》在另一种意义上显示了某些新的迹象。冯衍曾追随光武帝，有功不封，后又罢官居家，很不得意。《显志赋》是一篇表达对现实不满、宣泄内心郁闷的抒情之作，这在一定程度上回复到屈原、贾谊的系统上去了，但它的结构却是借用了纪行赋的写法，通过一次虚拟的游历对自己的遭遇、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发表感想。篇中屡屡显示出对老庄思想的兴趣，如开首附《自论》即说自己的人生态度是“与道翱翔，与时变化，夫岂守一节哉！”赋中又赞美“夫庄周之钓鱼兮，辞卿相之显位”；包括对一切鼓动或助长战争、实施严刑苛法的人表示出极大的憎厌，认为追求功业常常造成罪孽，也是以老庄为旨归的。在儒学势力还十分盛大的当时，这显得颇为特别。
东汉中期的辞赋东汉中期著名的传统大赋，首推张衡（78—139）的《二京赋》。此篇继班固的《两都赋》而作，由“凭虚公子”称颂西京的富丽，而“安处先生”则赞美东京的德化。但《二京赋》包含着许多批判性的内容，如指斥秦始皇的豪奢实以虐民为代价，批评对方：“今公子荀好惩民以蝓乐，忘民怨之为仇也；好殚物以穷宠，忽下叛而生忧也。夫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这些实际都是以当时的社会现实为背景的。所以它并不像班固之作完全以歌颂当世的统治者为目的。在各种生活场景的描绘方面，由于《二京赋》篇幅更为巨大，因此能够写得更细致。尤其是作者花费了大量笔墨反映世俗生活，如都市商贾、侠士、辩士的活动等，《西京赋》中还有近四百字的一节描写“角抵百戏”的演出情况，这是《两都赋》所没有的。《东京赋》中清新流丽的自然描写，同样为《两都赋》所未见。总之，《二京赋》既是汉代体物大赋的殿军，又有若干变化。
张衡更有特色的创作是抒情性的赋。如《思玄赋》既吸收了冯衍《显志赋》那种虚拟的纪行，又学习屈原的手法将这种纪行染上神话色彩，借以表现对现实政治生活的厌倦和逃脱，在文字的想象世界中追求慰解。《思玄赋》的篇幅仍相当长，具有同样旨趣而以写实为主的《归田赋》则完全摆脱了汉赋的铺陈手法，标志了抒情小赋的成立。篇中“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两句点明了主旨：因社会的昏乱不可救，个人的抱负无从施展，而逃遁于田园。这是辞赋史上第一篇反映田园隐居乐趣的作品，其中写景的部分，自然清丽，十分出色：
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鸧鹒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
《归田赋》全篇仅二百余字，在写作态度上，堪称是对传统大赋的一种反拨吧。在张衡或许只是兴到而作，但却代表了辞赋文学的变化趋势。
东汉后期的辞赋东汉后期辞赋的创作依然不衰，汉灵帝光和元年置鸿都门学，以书画辞赋取土，可见一斑。这一时期不可能没有传统赋颂的创作，但却没有像样的作品流传下来，只有新体的抒情小赋，闪耀特异的光芒。
生活于灵帝时期的赵壹所作《刺世疾邪赋》表现出汉代辞赋从未有过的尖锐的批判锋芒。作者否定德政也否定法治，将春秋、战国、秦汉说成是政治日益恶化的进程，而“于兹迄今，情伪万方”，更把最激烈的批判指向当代社会。这样彻底的否定表明了彻底的失望，正是社会瓦解时代的思维特征；同时这也是对汉赋歌颂性主流的彻底的背叛。此赋篇末缀以两首五言诗，以起到强化抒情的作用，可见诗赋结合的写作方法在不断延续。
《刺世疾邪赋》那种尖锐激烈的写法难免造成抒情的粗糙。要说东汉后期成就最特出的辞赋作家，仍当数蔡邕（139—192）。其赋作完整保存至今的有《述行赋》和《青衣赋》。
《述行赋》作于蔡邕二十七岁那年，那时正是桓帝朝宦官擅权、政治极度混乱之际，他却被迫应召人京去给当政者鼓琴，幸而以病半途而归。作为纪行赋，本篇在写作方法上并无特异之处，但其篇幅相对短小，感情表达就显得集中有力。文中不但就沿途所见发生联想，借古刺今，如“皇家赫而天居兮，万方徂而星集。贵宠扇以弥炽兮，佥守利而不戢”之句，更将锋芒无所掩饰地直指“皇家”、“贵宠”；由于作者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对个人遭遇的愤慨结合在一起，他的感受就写得较赵壹为具体。
《青衣赋》写与一奴婢的情缘和别后对她的怀念。这即使有虚构成分，也应该与作者的某种实际经历有关系。这种不合道德传统的题材的出现，既体现了作者的大胆，也反映了在当时社会瓦解的情况下人们的思想和情感表现渐趋自由。赋的文字生动清丽，末一节尤为出色：“明月昭昭，当我户扉，条狎押猎，吹予床帷。河上逍遥，徒倚庭阶。南瞻井柳，仰察斗机。非彼牛女，隔于河维。思尔念尔，怒焉且饥。”这里描写了恋爱之人在月光皎洁的晚上因思念对方而不能成寐，在庭院中徘徊的情形，意境很美。《古诗十九首》中的《明月何皎皎》和乐府古辞中的《伤歌行》，都有类似描写，从中可以看出东汉后期的辞赋与诗歌相互影响的痕迹。
蔡邕是东汉末最著名的文人，他的一些创作特点体现了汉代文学与魏晋文学之间的关联。而且，建安时期著名文学家中，王粲、阮瑀是蔡邕的弟子，蔡琰是他的女儿，因而他对后一时期文学的影响有很直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