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皮鞋象征着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不单指父亲。物无贵贱，但人有，他常这么说。一件事你可以做得不完美，但一定要体面，就像他经商时把自己打扮得像家财万贯的老板，衣着精致。多年的实践经验使我的有些未涉世先有的理念抬不起头，他像所有父亲教育儿子那样，说一个人不能丢了可以证明自己的东西。就像他不能丢了这双皮鞋一样。但是我不明白他送我这双皮鞋的意义，如果说这是在传承一种精神，要我学他一样经商或者用功读书，他大可直接告诉我，不需要用一件不值得去保留的物品来说明问题。或许是青春特有的反抗作怪，我不能很好地接受这个事实。有时我气到极点就想把皮鞋从楼上扔下去，出走几天完事。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就是我的这种想法以至让我到最后都没有想明白--这不过是一双皮鞋，不是什么精神或是财富。他从不问我想做什么，也许正是因为他知道连我都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才这么要求我。
我穿着皮鞋走在风中，远处的灰色天空发出沉闷的响声，空气沉重，我带着沉重的心情走向那片沉睡的土地。
高三文艺会演对于一群整年封闭在考试中的学生来说足够惊奇和躁动。人群整日都是兴奋与期待。那时我和黄逸已经十分熟络，但仅是熟络，我们不谈感情，谈的都是些无关情感的话。如果不是黄逸邀请我跟她一同跳双人舞，我绝对没有心情浪费时间来看这些夹在文艺与活跃之间，在人思维边缘来回跳跃，让人幻想不是、思考也不是的无聊节目。
那晚我重新穿上这双皮鞋，将它擦得锃亮，还打上鞋油，我仿佛感受到了我父亲说的那种精神，使人为之一震的那种感觉。我无心观看节目，所有的姑娘都穿着花里胡哨的衣服在后台练习，黄逸也在其中，身为艺术表演者的她没有不登台的理由，哪怕是这个简陋的舞台。说是双人舞只是顾及我的面子，我的任务是在黄逸进行一段独舞后，随着她的拍子上台，配合她完成最后几个动作，然后单手抱黄逸的腰旋转一周，再用快速拉回的动作在结尾将彼此的身体倾斜四十五度。尽管说起来简单，可我深知自己的力不从心。尽管练习了很长时间，但没有任何功力的我还是异常担心。
黄逸在舞台上像一只跃动的精灵，从指间滑出的舞姿，腿部的柔美弯曲，腰部迸发出的旋转力量以及跳跃的舒缓度都给人以震撼。我带着恐慌感完成了这个节目，在胳膊因重力而变得炙热酸痛的时候，台下爆发出了掌声。心脏的快速跳动一直延续到散场。然后我们逃掉晚自习，跑进一家油腻的小店，开了四听啤酒庆祝，黄逸笑着和我干杯，我仔细盯着她看，从上到下，把她看得很不好意思，她化了妆，很淡的那种，依稀可见。那是我第一次把黄逸看得如此清晰，以至于以后再也没机会看到。
高考完未公布分数的那段时间，我常穿皮鞋，好让自己变得更加成熟。我骑着新喷了漆的"大阳"，带着黄逸骑遍了所有街道，听小提琴版的《天空之城》，到肮脏的小饭馆喝酒，偶尔还能赶上新上映的电影。大多时候我们的时间都在"大阳"奔跑的速度中度过，黄逸望着临近天空的墙壁大声呼喊，撞上了，撞上了。这使我格外高兴。有时我分外恍惚，好像感觉不到她的存在，但只要听到她笑呵呵的声音就又会像往常一样和她吃喝玩乐。对于黄逸说她要去的远方，我不能接受，就像我从来不认为这世界上存在乌托邦式的生活。那天我骑着车，黄逸背靠着我坐在后面，气流涌动的温度像火，我只顾骑车，我毫无目的地让"大阳"载着我奔跑，我感到青春即将消耗殆尽，在我还没有好好享受它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尾声。随着路程的加长，我逐渐失去对摩托车的热爱，以及我所能感受到的那份精神力量。这是一瞬间的事，行程表见证了我在它身上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就那么一会儿，我感觉自己苍老了，所有景色都让我对其失去色彩，所有人物都令我感到厌倦。我把"大阳"停在县城外一片被杂草覆盖的空旷地带，黄逸拿了根树枝蹲在地上画着什么，光线从侧面打过来，像千百个镀了金的小人。
"是要去武汉吧？"我努力装得从容。"哪里都差不多，但是不想回来了。""是啊，别回来了。外面发展多好，回来有个屁用，外面多好啊。"我四十五度仰望着天空，它真的能够呈现出忧伤的姿态。万物仿若在一时间萧条、苍凉无比。我没有再说什么，突然有种情绪使我变得悲愤无比，可能我爸只是想让我做些对自己有意义的事，他想让我知道一种精神，像他穿着这双皮鞋下海经商赚钱一样；他想让我来代表他，让我成长，以他认为对的方式和精神，就像我认为对的方式是荒废时间在摩托车上来发泄自己。以前我认为不合我意的全是错，之后才发现不合我意的都是自己的错。
我在油量耗尽前把黄逸送到车站，她挺关心地问我干什么去，我学着某位十八岁出道作家的口吻对她说："走吧，姑娘，前行是你最好的选择，你总能找到喜欢你的和你心爱的，不要因为远行而耽误了风景，不要因为离开而丢失了心情。"我骑上"大阳"依旧精神抖擞，车的震感塞满了骨头的缝隙。前行吧！我大声对自己说，加大马力飞驰而去。
直到现在，我没有再见过黄逸。也许她早已飞黄腾达，忘记了这座小城和我这个会骑"大阳"的小混混，也许她混得并不如意，不想回到这个小城，见到以前见过的人。
我加大马力飞驰而去，在潮湿的弄巷里找到肌肉男，我把"大阳"的前车灯打开照着他，对他喊："你这该死的，老子早看你不顺眼了！"我急需一种方式来发泄，发泄对黄逸离开的伤感和我的无奈，以至于拳头挨在脸上我感觉不怎么疼。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送我这双皮鞋，亦不知道鞋跟处的刀痕从何而来，我努力塑造一个好的形象给自己看，在我把皮鞋甩到肌肉男脸上的瞬间崩溃。
我把上衣脱了搭在肩上，空气中弥漫一股93#的汽油味。我脱下皮鞋，把他装进盒子里，放在墓碑前，物归原主，就像我爸当时把它郑重地交给我一样。我仰望着灰黑色云朵囤积的天空，压抑感随之而来，我盯着风中飘浮的沙尘看，像在看一份久违的精神。
我坐在水泥石板上看到一名少年骑着一辆海蓝色的新型摩托车，从我视线里扬长而去，像当年骑行在西城区的我。我想他应该更有理想，更有追求，这辆摩托车应该比"大阳"有更大的马力，更好的引擎，更棒的声音，他戴着深绿色安全帽，穿着泥白色上衣，会在气流中来回穿梭，不计速度地向前飞驰，心无杂念。他或许载过他心爱的姑娘，每条街道上都有他们的身影，一边唱歌一边微笑。我想他会比我骑得更快、更有技巧，在青春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也许他正在驶向一个未知的地方，那地方充满着未知的人，未知的事，内心积聚着未知的情愫，然后不知为何地离开。
雪是凋谢的云朵
张晓
正要出门的时候，窗外忽然下起雪来。先是星星点点的冰晶，坠向地面不着痕迹，而后凛冽的寒风瞬间掠过，大片大片的雪花紧随而至，仰头望去，仿佛那些铅灰色的云朵正在凋落，一簇一簇的白色飘落下来，如同一场扑面而来的幻觉。
我马上把风衣重新挂回到衣架上，靠在床边，掏出手机发短信给安远：大雪封城了，你在哪里？
从十七层的阳台上向下望去，街道的两侧已经积了均匀的一层雪，穿梭的车辆节奏慢了下来。不远处市中心的几座地标性的高层建筑，已经隐没在了苍茫降落的大雪中，看不到了。
正在向窗外望的时候，爱尔兰风笛的声音空灵地在房间里荡起来，同时手机"嗡嗡"地震动着从枕侧向床的边缘滑去。我一把将它抓住，按了接通键。安远的声音从另一端传来：清和，你丫没见过雪啊还是怎么着，这点雪也叫封城了啊？我在广场这边喝咖啡赏景呢，你丫马上过来。
她顿了一下，很显然是抬头看了一眼招牌。很快，安远接着对我下了命令：嗯，店名叫"雪国"，你马上过来。
收起电话，我马上转身去摘衣架上那件还残留着我体温的风衣。
前一天晚上，跟安远一起吃饭的时候，本来已经说好今天上午一起去城郊的小湖边写生的。由于今天是周末，我们两个又都极端痛恨早起，于是把时间定在了上午十点。不料，这个冬天的第一场雪，竟然在这个时候落了下来。
下楼的时候我在电梯里看了一眼时间，差一刻就到十点了。小区外的街道上，行人已经开始变得稀少，我拦了辆出租车，一路风雪兼程来到广场附近。
推开"雪国"的门，第一眼就看到了临窗位置上坐着的安远。她正用手支着下巴望向窗外飞扬的雪花，星星点点飘落的白色映在她的眼睛里，闪出莹莹的光彩来。
我走近她，玻璃茶几上摆着两杯香草拿铁，些微水汽正从杯中飘散出来，氤氲出大团大团的白色。
我端起其中的一杯，用小勺搅了搅。安远回过头来看我，我便逗她：瞧你，又文艺了不是？还赏起雪来了。
安远故作嗔怒状骂我：你丫是不是骑乌龟来的？老娘等了你半个时辰了。她指指我手里的咖啡，说，快点喝完，我们去湖边。
我这才发现她的画架正斜躺在离沙发不远的地方。那天我们迎着那个冬天的第一场雪去了湖边，大雪在我们的身上积下厚厚的一层，湖边的法国梧桐还没来得及落叶子，便被这劈头盖脸的大雪压得垂头丧气。安远背着画架走在我的前面，她在大雪中雀跃穿梭，仿佛正行走于万物复苏的春天。安远象征性地在纸上涂了几笔，然后拉着我闪进了一家餐馆。我们抱着一个热气腾腾的火锅一直吃到暮色四合，我们不停地把大盘大盘的羊肉、香菇、牛百合倒进沸腾的锅里，然后不等熟透便分而啖之。餐馆的服务生看着我们，眼神里闪着几点异样的光，他或许从来没想到过，这个年纪的女孩子，竟然会有这样与啮齿动物雷同的吃相。
这是这样平淡的一天，我和安远在一起。
我和安远是在学校的画室里认识的，我们是学校里为数不多的艺术生，专业是美术。我们学校是全省有名的理科人才培养基地，文科生都被学校领导晾在一边，何况是我们这些可有可无的艺术生。
从高一开始，我便跟着学校里的一位美术老师学画画，每周三节课，画室就在教学楼顶层的一个角落里，冬冷夏热，楼下是那些普通理科生的教室，那些未来的人才与精英们。
美术老师锦城是刚从美术学院毕业的大学生，清瘦而单薄，偏白的面颊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颇具艺术家气质。授课的时候，可以看到他灵巧的手指上突兀的骨节。锦城的声音有些沙哑，却没有令人不适的沧桑感，很多时候，我都几乎错以为他是一个还处在变声期的男孩子。可是谁都知道，连我们这些学生，都已经快要远离"孩子"这个称谓了。
在那段岁月里，整个学校，对我们这些艺术生都是排斥的。每次找班主任请假来上美术课，这位有着二十几年教学历史的化学老师都爱搭不理，他的语气总是这样的轻蔑，恨不得我立刻在他的眼前灰飞烟灭。
在偏安一隅的画室里上课，也不得安宁。楼下的老师时常会找上来，说锦城讲课声音太大，影响了他们的学生集中精力做题，或者说画室里的人不够安分，桌椅一直在动，发出的声音吵到了他们上课。楼下的老师们就是靠着这样牵强的托词，把他们在教学中积累的压力与怨气，全部转移到了我们这些没有任何人庇护的艺术生身上。楼上的这间画室就是一只大垃圾桶，整个学校里的人都把不满与愤懑一齐向里泼。
遭遇别人的刁难，锦城一直都是忍让的。作为刚来学校的新教工，他没有资历，教授的又不是重要的课程，因此当楼下的那些老师们一脸怒气、毫无为人师表的风度地冲上楼来与他理论的时候，他多半会赔着笑脸做一番自我检讨以求息事宁人。看着他一味对那些强词夺理的滋事者吞声忍让，我们作为看客都会感到心痛--其实我们做不成看客，这个急速运转的商业社会对于艺术与艺术从业者的轻视与偏见有一天也会倾洒到我们身上，只是我们这些还没有站在风口浪尖上的人不愿意承认罢了。
开学不到一个月，画室里五十几个学画的孩子还没有互相认全。我们就已经遭受了数次这样的诘难。每一次，都是因为锦城的宽容与忍让不了了之。
一个星期四的下午，我们又聚在画室里上课。锦城在画室里来回踱着，指导大家给石膏人像画逆光侧面像。借着幼年的基础，那幅素描我完成得尤为顺利，涂完阴影之后，我打开画架上的铁夹准备把画纸取下来。或许是由于心底过于轻飘，我手一重，用力过度，画架立刻向后跌去，我想伸手扶一把，却没能来得及。木质的画架重重地跌在地板上，厚重的声响在安寂的画室里被无限放大着。
这原本只是一个小事故，没有任何值得铭记与书写的。坐在我前面的一个男生很绅士地伸手帮我扶起了画架，画室里很快恢复了平静--这本来就只是一个掀不起波澜的小事故。
可是就在不到一分钟之后，这一切变得难以收场起来。画室的门被人用力推开了，不，看那样的力道，应该是踹开的。一个有些斑秃的中年男人一脸戾气地冲了进来，没有人知道他怎么会这样的盛怒，他脸上的肌肉扭曲着冲画室里的每一个人吼道"：你们这些人什么时候能学会安静一点！再这样吵我们上课，就都给我滚，滚！"来者是教务处主任，一个有着近三十年教龄的物理教师。他在我们学校里有着毋庸置疑的威望与影响力，很多学生家长都会找机会请他吃饭，以便学生可以在学校里得到照顾，这从来不是什么秘密。很显然，刚才他正在楼下给学生授课，也只有他，会这样不留情面地斥责别人。
画室里的所有人都看到了年轻的锦城那一脸的窘迫与不安。来者依旧不依不饶，他继续大声指责："你们这些人，不务正业，还要扰乱别人……"
他的话被什么打断了。在画室的南面一排里，一个蓄着长发的女生桀骜地站了起来，她的手臂向前伸得很直，指着教务主任不堪盛怒的脸："你说什么？你再给老娘说一遍！"女生的眼睛里闪着灼人的坚毅，教务主任始料未及，一时呆在那里。很多年前，我看一部叫作《喜剧之王》的电影时，周星驰曾经在片中一脸严肃地说："你可以说我是跑龙套的，但是你不可以说我是"臭跑龙套"的。"这个女生的眼神里同样有着这样不容置疑的气势，她是在替自己、替锦城、替我们所有人辩驳。我们不是不务正业。她是在维护自己作为人的尊严，维护自己追求梦想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