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时代，我国北方和西北地区生活着许多游牧部落民族，历史书中称他们为鬼方、猃狁和西戎。到春秋战国时，经过内部兼并聚合，留下势力强大者大约有7个，其中在西北和宁夏境内有义渠戎、乌氏戎等小方国，中原大国把他们总称为“西羌”“西戎”或“犬戎”（畎戎、畎夷、昆夷、绲夷等）。古代史研究告诉后人，这些古戎人，实际上也是形成中华民族和汉族的主要成分与族源之一。
商周时期，在今甘肃、宁夏交界地区的众多羌戎小国皆以义渠戎马首是瞻，义渠戎经常率领众戎军东犯。据史书记载，在商朝武乙和帝乙年间，周人首领弃时，就曾与义渠戎经常交战。传至13世孙古公亶父时，由于不堪戎部落的侵扰，不得不由原驻地豳（一作邠邑，今陕西省旬邑县西南）举族东迁，定居在岐山之南一带（今陕西省岐山县东北）。因为首领居住的中心地点周围筑城墙环卫，所以岐山下这座古城及其周边地区称之为周原，整个部族也以“周”为名，其势力范围达到今宁夏固原地区的东南部。周人前脚走开，戎人后脚跟进，迅速填补了周部落留下的真空地带，仍然成为周人西边一个不安分的邻居。但是，周人在岐山一带大力发展农业，经济实力大大增强，渐渐成长为西方的一个强盛方国，并不断向东扩张势力和西征鬼戎。俗话说擒贼先擒王，当时在宁夏固原和甘肃庆阳一带的义渠戎国，成为首先打击的目标。大约在公元前1100年的商朝武乙三十年，周人大败义渠，戎王也成了俘虏。《诗经》记载：“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后在周武王向东用兵的灭商战争中，西戎各部纷纷出兵助阵，其中仅战车就有300辆，可见西戎也利用周人东进之机，大大发展了自己。周朝建国以后，又回过头来解决后方的心腹之患，把矛头指向西北部的羌戎。在周穆王、周夷王和周宣王当政时，不断起兵伐戎，但都没有能把诸戎势力消灭。据《国语·周语》记载：西周时期，周穆王曾征伐居住在宁夏南部、甘肃东部的犬戎，但仅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对戎族的战争没有达到目的，却使得“自是荒服者不至”，周王朝的威望遭到了削弱。另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穆王时“戎狄不贡，王乃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又得四白狼、四白鹿，王遂迁戎于太原”。穆王的军队西越宁夏南部的六盘山和甘肃东部的陇山，攻占了西犬丘。战后，穆王迁犬戎之一部于太原。太原，据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史学家顾炎武考证，认为在今甘肃陇东和宁夏南部六盘山一带，又称太原不是今山西之太原。迁戎于太原，是宁夏南部地区戎族定居的最早记载，也是宁夏最早的民族大迁徙的历史记载。
周王室迁都洛阳以后，原来在西陲负责给周王室养马的秦人便逐渐代替周在西部的地位，同时也成为诸戎新的攻击对象，秦戎矛盾上升为西部的主要矛盾。这时西戎诸部也学会筑城、造宫室、称王。秦穆公时期，实行向西扩张政策，继续向西向北用兵。据《史记·秦本记》记载：秦穆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当时西戎主要有八国，其中活跃在宁夏地区的有义渠戎、乌氏戎和朐衍戎。而义渠戎、乌氏戎活动范围在今甘肃陇东及宁夏固原、泾源一带，朐衍戎活动范围在今天宁夏盐池、陕西定边一带。
但义渠戎的势力并没有被消灭，仍然不断进行反击，直到秦孝公（前361年～前338年在位），实行“商鞅变法”主张，国力大增，为灭戎打下了物质基础。秦惠文王七年（前331年），秦军乘义渠戎国内乱之机，攻占义渠戎王城郁郅（今甘肃庆阳），最后灭了义渠戎国，其他乌氏戎等均不战而降，一举消灭了各戎邦国，在这一地区建县设北地郡，宁夏南北各地全部纳入到秦国的版图，迈进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秦彻底解决西陲的后顾之忧后，国力大增，为后世统一中国打下了基础。戎人或内迁融合于诸夏，或远徙加入到匈奴和边远地区其他民族的行列中去，从此西戎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