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内容的变化必然引起文学形式的变化。就每种文学样式来说，这一时期体裁样式的丰富多样，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小说方面，30年代的中国现代小说艺术体式走向成熟，作家们尝试各种小说体式的建设，并且形成了特有的小说艺术流派。许多作家有意追求不同艺术体式的个性化表现和独特的审美效果，如社会分析派小说塑造人物典型的技巧、新感觉派小说圆熟的人物心理分析、京派小说老练精巧的叙述方法等，都显示着这一时期的小说在艺术上的成熟。能够容纳较为广阔的社会历史内容的小说，特别是中长篇小说成为这一时期最有成就的文学样式，一批最具文学才华的作家创作出了最杰出的代表作品，如《子夜》《家》《骆驼祥子》《边城》等。中篇小说在这一时期也比较繁荣，翻开当年一些主要的文学杂志，都可以看到“中篇创作”、“特约中篇”这样一一些新辟的栏目。当时一些以出版文学作品著称的出版社，像良友图书公司、生活书店、现代书局、开明书店和文化出版社等，也都竞相出版了《中篇》《中篇创作新集》《小型文库》一类专以收纳中篇小说的丛书。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出版的中篇小说近200部。十年中，短篇小说创作数量惊人，艺术上也日见成熟。“五四”时期老作家的佳作不断问世，一些新出现的优秀作家纷纷写出了代表作，奠定了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同时，一大批青年作家脱颖而出，生气勃勃地登上文坛。这一时期，大力推动短篇小说在不同时期繁荣的刊物主要有《太阳月刊》《萌芽月刊》《拓荒者》《北斗》《现代》《文学月报》《文学》《文学季刊》《作家》《光明》《中流》等等，此外，一些报纸也发表了短篇小说的优秀之作。综观这些小说创作，不仅在体式的开创上获得丰收，而且在作品的内容和风格上也取得重大进展。“五四”时期，由鲁迅开创的诗体小说、散文体小说，这一时期在沈从文、艾芜、萧红等作家那里得到了发展；而小说的戏剧化也是这一时期新的现象，许多作家都在追求把尖锐的戏剧性冲突集中在同一场景中，通过富于动作性的对话描写来展示人物性格。这一时期小说重要的门类有社会写实小说、世俗讽刺小说、抒情心理小说、神话与历史小说，它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发挥了小说这种近现代主要文学形式多维度的表现功能。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30年代由于中国城市市民读者群的形成，文学也在走向市场化和商品化，通俗小说在向新文学和外国文学定型模式的学习中，不断提高自身的艺术品位，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通俗小说家在创作中由“俗”趋“雅”，进行着社会言情小说和一切武侠小说的创作，出现了张恨水、刘云若、还珠楼主等通俗小说作家，拥有了一大批都市读者。
诗歌方面，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以殷夫为前驱、蒲风为代表的中国诗歌会诗人群，和以徐志摩、陈梦家为代表的后期新月派，以戴望舒为代表的诗人群。诗歌领域注重表现现代社会内容，出现了从抒情到叙事、从短到长的新倾向。这一时期诗歌创作十分活跃，涌现出了艾青、田间、臧克家、蒲风、柯仲平等一批坚持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诗坛新人。诗歌体制上，短诗在艺术上显得更为凝练严谨，在风格上也日趋多样；长诗也出现了，如蒲风的《六月流火》等。散文在这一时期也获得了发展，题材更加广泛，形式灵活多样。30年代散文领域得到最充分发展的是着重于社会批评的杂文和叙事体散文，抒情小品的成就则逊于“五四”时期。从整体上看，30年代的散文创作开始由写自我到写社会，从写内心到写现实，从写主观到写客观，超越了“五四”时期散文创作囿于个人生活一角的写作范围以及关注个人内心世界的写作方式，散文的取材与立意，日见丰富。反帝反封建的题材更提到首位，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左翼作家的散文，以周作人和林语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作家的散文以及京派与其他作家的散文共同丰富了30年代的散文园地。“三十年代散文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有其鲜明的风貌，担当了特有的历史使命。”其标志是：阵地扩大了，除《语丝》以外，还有《太白》《水星》《中流》《宇宙风》等一大批散文刊物纷纷创办，同为数众多的文学期刊和报纸副刊汇为洪流；作家队伍扩大了，“五四”时期的作家创作依然不辍，新作家又大量涌现。
杂文方面，鲁迅以旺盛的斗志、“以一个思想家在写杂文”的方式写下了大量的杂文，把对中国社会、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传统的广泛评论与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相统一，“这种笔法既继承我国杂文的传统，又反叛这个传统中所夹杂的封建性的东西，而且又吸收世界文化中的精华，从而铸成自己的风骨，自己的文体”，他“把杂文提高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以他为标志，现代杂文的历史才开始形成”，使杂文成为现代文学体裁中的独特文体。这一时期，杂文创作异彩纷呈，和第一个十年相比，杂文早已突破了三言两语的随感形式而显得更加丰富和更加成熟。含蓄和反语在杂文中的运用使得杂文深沉蕴藉、犀利泼辣。杂文数量增多，质量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左翼作家革命的、战斗的、健康的杂文成为我国现代杂文的主流，有力配合了左翼领导下的反对“文化围剿”的斗争，代表杂文家有徐懋庸、唐弢、聂绀弩等。30年代杂文的兴起与许多报纸副刊和刊物是紧密相关的，如《申报·自由谈》《中华日报·动向》《立报·言林》等注重杂文的报纸副刊，《十字街头》《太白》《涛声》《芒种》《新语林》等注重杂文的杂志，杂文此起彼伏，一时蔚为壮观。
30年代初，报告文学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活跃于文坛。1932年钱杏邨编的《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是我国第一本明确冠以报告文学称谓的报告文学集。之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日益动荡，人民民主革命的迅速发展，报告文学创作更是风靡一时。30年代报告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得益于时代的需要、理论的准备和报告文学自身的演进，代表的报告文学集有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梁瑞瑜编的《活的记录》、谢冰莹的《从军日记》、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等，其共同的特点是：“反映生活真实、及时，文字朴实，情感强烈，洋溢着浓郁的时代气息和斗争激情。在内容方面，既有这一时期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大波大澜的奔涌，又有社会生活浪花细珠的喷溅。”文学的社会功用上，报告文学“大多数写的目的却是宣传”，“发出痛苦的愤怒的正义的呼声”。
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二个十年，是我国话剧运动的成熟时期，多幕剧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五四”时期拥有众多读者的诗体戏剧此时已不再具有主导地位，以曹禺、夏衍为主的，通过时代性戏剧冲突，表现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主题的散文体戏剧，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最高成就，如曹禺的《雷雨》《日出》，夏衍的《上海屋檐下》，田汉的《回春之曲》，洪深的《香稻米》，等等。曹禺的剧作《雷雨》是现代话剧成熟的标志，剧情结构的紧凑，对话语言的精练，显示了作者卓越的才能和深厚的艺术修养。在左翼剧作家中，既能及时反映现实，配合一定的斗争需要，而又能开掘深入、刻画细致而产生深远影响的是夏衍，他的解剖小市民心灵的《上海屋檐下》，从小人物的生活上反映了大的时代。曹禺、夏衍、洪深、李健吾、熊佛西的剧作，共同组成20世纪30年代话剧的繁荣局面。在电影剧本的创作方面，第二个十年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题材较前大大开阔，多方面地反映了不同阶级、阶层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描写农村破产和城市工人斗争生活的题材，这时开始进入中国电影领域”，题材接触了现实生活，并且趋于多样化，“有较强的现实感和时代感”。
第二个十年，作家在运用创作方法、驱遣艺术技法、艺术风格以及时代审美风格的形成方面都有了与第一个十年不同的特点。首先，作家们逐渐认识到了个人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传统之间的密切联系，他们不再热衷个人感受、情绪的抒发，转而重视时代背景、社会环境的描写，努力把个人命运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进行文学创作，旨在突出时代性、社会性，从而塑造出一个个生动鲜明的艺术典型。左翼作家受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典型论的影响，重视对个人命运，尤其特别是个人性格的描写，注重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从时代、环境、社会关系的影响上去把握与描写个性的形成与发展。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成为第二个十年中后期左翼作家创作的普遍追求，也成为这一时期左翼作家革命现实主义艺术水平的重要标志。左翼文学也在这种方法的引导下形成了以茅盾为代表的社会分析小说流派，显示了左翼文学运动的实绩。其次，作为中国小说现代性的转换，对心理刻画的重视是小说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30年代的小说在艺术上吸取现代手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一时期叙事体作品中，心理刻画艺术得到了特别重视与发展，社会结构剖析与人物心理结构剖析的统一，成为这一时期心理刻画的重要特色。作家明确揭示了心理活动的历史背景与社会阶级基础，同时注意从社会历史的运动中把握和显示人的心理活动的发展趋势，避免了静态的心理描写，并达到了一定的历史深度，茅盾、丁玲、吴组缃是这一时期此类心理小说最杰出的代表。京派、海派作家在心理分析上注重对于人物潜意识的发掘。曹禺、夏衍的戏剧创作中也十分重视人物丰富复杂的心理蕴涵。此外，讽刺艺术和幽默艺术在一些作家身上得到发展，如张天翼和老舍小说中的讽刺艺术都取得了艺术上的成功，林语堂的幽默艺术在小品文中获得生机。最后，随着题材的扩大和主题的深化，作家已经能够全面地审视现实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与生动性，许多作家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艺术世界。茅盾以严峻的现实态度和理性的审美情趣熔铸成自己“都市生活世界”，老舍以幽默的笔调在北方古都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中建构了“北京小市民世界”，巴金以澎湃的激情在溃败的封建大家庭中营构了“热情忧郁的青年世界”，沈从文以诗意的笔触在城市与乡下的对照中构筑了神奇的“湘西边城世界”。此外，艾芜小说世界里具有浪漫气息的南国，东北作家笔下充满关东粗犷气息和亡国沉痛的北国，以及沙汀笔下的川地风情，等等，组成20世纪30年代小说多姿多彩的艺术世界。由于对继承传统的理论提倡，批判地吸收传统文学的营养，发展新文学的自觉性程度有了很大提高，随着作家对民族生活、民族性格与民族心理把握日益准确，对民族语言的运用的逐渐圆熟，加上对民族传统表现手法的有意识的借鉴，开始出现了一大批具有鲜明民族风格与个人风格的代表作品，如鲁迅《二心集》《伪自由书》中的杂文与《故事新编》，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老舍的《骆驼祥子》，曹禺的《雷雨》与《日出》，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戴望舒的《乐园鸟》，等等。这些作品都表明中国现代文学正趋于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