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是中国话剧的早期倡导者。1921年5月，他与陈大悲、柯岭等在上海成立民众戏剧社，并创办了《戏剧》月刊，介绍外国戏剧家并翻译他们的剧作，还对中国的话剧撰写剧评。1945年4月，茅盾创作了他唯一的一部剧本《清明前后》。剧作以1945年清明前几天重庆的“黄金案”为背景，通过女性民族资本家赵自芳和丈夫林永清在兴办民族工业中的种种艰难曲折，形象地展现了抗日战争后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挣扎与苦斗。剧本最后写出了林永清夫妇的初步觉醒，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只有投身于争取建立民主、自由、独立的新中国的斗争中才有出路。主人公林永清精明强干，自信自负，原来在上海开办工厂，“八·一三”战事爆发后，他出于民族义愤，把工厂从上海迁到武汉，再迁到重庆，但由于国民党政治的倒行逆施，实行“统制”和“管制”等有利于官僚资本的经济政策，使得民族工业走投无路。剧本还写了一些官吏纸醉金迷的生活和下层小职员的悲剧，从而暴露了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清明前后》在及时反映当时社会上发生重大事件和探索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出路方面，与《子夜》《林家铺子》等作品所表现的主题是一脉相承的。剧本曾由中国青年艺术社公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被国民党政府禁演。在结构上，全剧以林永清为一方，以金澹庵、余为民为另一方，围绕黄金案逐步展开双方的矛盾，时而明争暗斗，时而分合交错，造成紧张而又舒缓的戏剧效果。由于作者对剧本写作研究较少，《清明前后》在艺术上有一些缺陷，如对话过于冗长，戏剧性不强，人物性格刻画过多地借助作者的文字解释，形象不够鲜明，茅盾对此亦有清醒的认识，“剧本的写作方法，我还没有摸清楚。虽然将大纲请教了几位朋友，并承他们悉心指示，可是正像人家把散文分行了便以为是诗一样，我把小说的对话部分加强了便亦自以为是剧本了。而‘说明’之多，亦充分指出了我之没有办法。”建国后，茅盾写了研究历史剧的《关于历史和历史剧》，此外还有一些话剧评论和影评，如《从话剧<红旗歌>说起》《关于<党的女儿>》等。
茅盾不仅创作小说、散文，开展文学批评，还进行诗词创作。从1927年8月所作的新诗《我们在月光底下缓步》，到1980年11月写成的七绝《怀念老舍先生》，他诗歌创作时间达半个世纪以上。诗集《茅盾诗词》，收录了他的140多首近体诗词和新诗，从各个方面记录了作者生活和创作的历程，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和时代的风貌。诗集中大部分是建国以后所写，主要表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诗中充满着昂扬豪迈的格调。如他在1959年写的《歌雄心更雄》：“百万民歌会，歌雄心更雄。草原今非昔，冲天一片红。”诗给我们展现了一幅草原上歌声飘荡、意气风发的壮阔景象。1961年写《海南之行》（七首之一）：“榆林港外水连天，队队渔船出海还。万顷碧波齐踊跃，东风吹遍五洲间。”诗境开阔，诗情豪迈。1979年写的《国庆三十周年献词》（之一）：“而立之年四海春，长征接力有新人。转移重点从今始，万马奔腾谁绝尘。”诗中对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充满了希望和憧憬，他的词《西江月》（故乡新貌）同样赞颂了祖国欣欣向荣的景象。此外，茅盾的一些诗词表现对友人的怀念，如《赠赵明》《赠吴文祺》《怀老舍先生》等，感情真挚而深切。
茅盾是以杰出的文艺理论家与批评家的身份出现在“五四”新文坛上的。从1921年发起文学研究会，在《小说月报》上开辟新文学的阵地，到左联时期创作革命现实主义的巨著《子夜》，直到建国后发表的《夜读偶记》等理论著述。六十多年来，他为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茅盾的理论贡献主要集中在对本世纪以来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积极建设方面。茅盾的现实主义理论是中国新文学理论及中国现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上，茅盾认为文学应有为人生的目的，强调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和文学的革命功利性，同时重视文学的真实性和艺术特征。“思想固然要紧，艺术更不容易忽视。”茅盾不但要求文学的内容和形式要和谐一致，还重视艺术构思、表现手法、人物塑造及语言的运用。理性精神是茅盾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最显著的特征，他要求作家在创作中有主观能动性，以社会科学理论为指导，站在社会历史的角度展示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整体，特别是其间的政治、社会和思想的大变动，展示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和最终趋向。文学成为时代与社会的史诗是茅盾革命现实主义文学观的本质与核心，他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是由“五四”时的文艺思想发展而来的，同时吸收了象征主义等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法，显示出茅盾现实主义理论的开放性特征。
茅盾的现实主义理论经历了一个萌生、成熟、深入的过程。他早期的文学观是“为人生”文学观，倡导写实主义，他从进化论的角度接受了泰纳艺术社会学的观点和左拉的自然主义的影响，认为“新文学就是进化的文学”，应该是“有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能力”，“是为平民的非为一般特殊阶级的人的”，这表现出进化的人道主义的文学观点。在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上，茅盾认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是为表现人生而作的，文学要表现民众的生活和思想感情。由于自然主义“实地观察的精神”和“客观的描写法”而受到茅盾的注意，以此来改造旧文学中概念化、公式化的描写。他主张“研究社会问题”，从事“客观描写”，作家应该“经过长期的实地观察的训练”，“自然主义者最大的目标是‘真’”。他反对“游戏”的文学观念，认为文学对人类的社会生活有着积极的作用。既不同意传统所谓“文以载道”的观念，更反对把文学当作游戏，当作消遣品，认为“文学是表现人生的东西：不论它是客观的描写事物，或是主观的描写理想，总须以人生为对象”。茅盾吸收了“新浪漫主义”中积极因素，大力提倡“激励民气的文艺”，要求文学“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他要求创作者要把正确的人生观、宇宙观灌注到作品中去，以理想为骨架，揭破社会假面、描写人生丑恶，表示“对于当时罪恶反抗的意思”，同时还得综合地表现人生，写出生活中美好的事物，“隐隐指出未来的希望，把新理想新信仰灌到人心中”，“把光明的路指导给烦闷者”。文学反映社会生活必须依靠艺术的手段。在论述现实主义主张方面，鲁迅注重表现生活的深刻性而茅盾则强调文学的时代性。茅盾的这些理论倡导和批评实践，用于指导当时新文学的创作，也为批判复古派、鸳鸯蝴蝶派的文艺观点提供了理论武器，在丰富了新文学的理论建设的同时，大大促进了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创作。一批贴近现实人生，反映社会人生的作品在第一个十年大量出现，与茅盾的理论倡导是密不可分的。
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以及对马克思文艺理论的不断认识，茅盾早期“为人生”的文学观发生了变化，并以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立场来提倡革命文学。受苏联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影响，1925年茅盾发表的《论无产阶级艺术》《文学者的新使命》等文对无产阶级艺术的性质、特点、产生的条件、内容、形式从理论上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不仅肯定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及其社会作用，还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论述有关无产阶级艺术的问题。茅盾虽然追求文学的社会功用与价值，但文学特性和文学技巧从未在他的理论中消失，“形式和内容是一件东西的两面”，“形式和内容必相和谐”，这一点一直贯穿到建国后他的文学批评中。茅盾认为，革命文学必须为民主、民族革命斗争服务，表现民众的生活和斗争，在革命斗争中发挥积极的作用，革命文学的题材是广泛的，不仅可以表现工农民众，还可以表现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总之，茅盾提倡以无产阶级精神作指导，表现时代的社会生活，揭示历史发展及动向。
加入左联后，茅盾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他十分重视文学思潮同经济基础的关系，认为文学的发展最终决定于经济基础。他不仅对文学的总体特征进行了新思考，对作品的各种体裁特点也作了论述，如白话诗、叙事诗、散文、小品文、报告文学等等。此外，他也关注历史题材和乡土题材的创作。茅盾不仅对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作了新的探讨，而且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与创作发表了新的见解，认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应该同中国民主革命与民族解放事业联系起来，促使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发展。茅盾认为“文艺家的任务不仅在分析现实，描写现实，而尤其着重于在分析现实、描写现实中指示了未来的途径”。抗战时期，茅盾坚持文艺“必须服务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于民族的自由解放，适合于当前抗战的要求”。茅盾的“大众化”、“民族形式”等观点，既促进了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深化，又推动了文学创作实践的发展，他在《抗战以来文艺理论的发展》中认为，文艺的大众化、民族化是“五四”以来新文艺发展的方向。凡是有利于表现人民大众的抗日战争，且为人民大众所欢迎的各种艺术形式均应提倡，以民族形式的章法、句法、语汇来表现民族的意识情绪、生活风习和人民的智慧，才能成为完全的民族形式。毛泽东《讲话》发表后，茅盾结合国统区的文学实践，提倡人民的文艺，认为文艺必须反映人民大众的政治要求，要求人民的文艺在题材方面要有广泛性，重视表现时代新人物，作品中既要有歌颂也要有暴露。
建国后，茅盾主要从事文化领导工作，同时对社会主义文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著有《夜读偶记》（1958）、《鼓吹集》（1959）、《鼓吹续集》（1962）、《关于历史和历史剧》（1962）、《读书杂记》（1963）、《茅盾评论文集》（1978）等，积极倡导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主张文学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倡导建立新的民族形式，在批评中既注重作家的世界观，又重视作家的生活积累与艺术技法；既提倡创作方法的多样化，又注重“两结合”；既注重重大题材，又重视题材的多样化。茅盾建国后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丰富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理论，推动了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
《夜读偶记》将历史上的文学流派分为现实主义、反现实主义、非现实主义三类，并揭示了它们与时代阶级斗争的联系，对文学思潮、流派的哲学基础、社会基础、思想方法作了探索，认为世界观、思想方法、创作方法三者是一致的，同时认为象征主义、印象主义乃至未来主义的技巧上的成就可以为现实主义作家吸收，从而丰富现实主义创作的技巧。在《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和《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的跃进！》中，茅盾坚持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认为社会主义文学必须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联系，同时指出社会主义文学对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作用。茅盾要求作家深入生活，提高对于生活的认识，增强认识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认为作家在现实生活中挖掘得愈深，他所创造的人物以及人物所生活的环境就愈富于典型性。同时，他批评一些作品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及题材上的狭窄。在《漫谈文学的民族形式》中，茅盾认为文学的民族形式包含语言和表现方式两个因素。民族形式的结构特点应该是可分可合，疏密相间，似断实连，长到百万字却舒卷自如，大小故事错杂而安排得各得其所；在人物塑造上，粗线条的勾勒和工笔的细描相结合。《关于历史和历史剧》从历史剧《卧薪尝胆》的许多不同版本谈起，运用大量史料，论述了关于史料的甄别，先秦诸子、西汉学者对吴越关系、对吴夫差、越勾践以及对吴越两方文臣武将的看法和评价，进而谈到历史剧的创作问题，认为历史剧当然是艺术品而不是历史书，既是艺术又不违背历史的真实，因此历史剧创作不但允许而且必须进行艺术虚构，但又不应该改写历史，捏造历史和颠倒历史。《贯彻“双百”方针，砸碎精神枷锁》认真贯彻“双百”方针，认为创作题材应当多样化，以全面的观点处理描写光明面与揭露黑暗面的问题。《鼓吹集》《鼓吹续集》《茅盾评论文集》中的大部分文章热情推荐新人新作，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培养新生力量，他对谷峪的《新事新办》、茹志鹃的《百合花》与《静静的产院》、李准的《李双双小传》与《耕云记》、王愿坚的《七根火柴》与《普通劳动者》、杨沫的《青春之歌》进行了全面细致而又实事求是的分析。在评价的标准上，茅盾在文学批评中坚持政治性、思想性第一，艺术性第二的原则。毋庸讳言，由于受到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茅盾在当代的文学理论与批评留有配合政治运动的痕迹，如对胡风的批判以及认为在阶段社会中，文学的历史基本上就是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等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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