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对美好人性的歌颂来源于他们特殊的文化立场，即对资本主义商业文明的警醒，对都市化过程中人性异化的憎恶和不满，他们以乡村中国的目光度量城市，向往古风犹存的自然、田园和乡村，怀恋其间淳朴的人情风俗，都市常作为与乡村世界的对立面出现。城乡的对峙也是两种文化形态、两种生活形态、两种生命样式的对峙。沈从文的都市小说几乎都是揭露都市“衣冠社会”的种种丑行，鞭挞他们生活的空虚堕落、人性的扭曲病态；萧乾小说中也隐现着城乡的对立结构，凌叔华、林徽因则以细致入微的笔触揭开城市家庭和人生虚假的帷幕。但与其平和宽厚的审美感情相一致，他们的揭露和批判都不露锋芒。京派都市小说多是富于寓意的世态讽刺和风俗讽刺小说，在左翼的社会讽刺和政治讽刺之外发展出新的讽刺样式。京派在对乡村中国的描绘和对现代都市的批判中寄托民族重造的希望，在已经逝去的生活形态中追寻新的民族性格，表现出对民族复兴和社会变革的积极态度，但这其中也包含了矛盾。他们脱离现实斗争，在“民族”和“人性”的范畴内观照历史和现实，使他们民族品德的重造理想流于幻想。但是，对乡村中国的审美在给京派带来文化判断的局限性的同时，也成就了他们充分个性化的、独特的文学风貌。
京派有自觉的审美意识和文体意识。他们提供了比较成熟的抒情性的诗化小说。这既得自于京派作家对题材特殊的选择、处理方式，也与他们刻意在小说中营造意境有关。京派小说的选材多是普通人事，时代的风云甚少出现在他们笔下，即使写到这类题材也以淡泊平和的姿态处理，情绪和笔法都内敛、节制，与他们和谐恰当的审美理想相一致。京派小说有田园牧歌风味，京派作家对自然风光、乡俗民情和民间文化有特殊的审美敏感。沈从文笔下湘西的青山碧水，废名描绘的菱荡竹林，芦焚追忆的果园城，都是极为出色的景色描写，加之朴野的民俗和古老的传说，既是人物活动的背景也营造出特殊的文化氛围。写景抒情在京派小说中占有重要位置，甚至压倒了写人叙事，他们普遍走上了意境创造的道路。京派小说的诗意还来自于散文化的结构方式，他们对传统小说情节的淡化扩大了小说的文体功能。京派对中国小说文体实验的热情和他们对“五四”以后多种小说体式特别是抒情体小说和讽刺体小说的发展都值得肯定，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格局中也有特殊意义。
京派小说的语言简约、古朴、自然，在中国现代小说中成就突出。京派作家在遣词造句上都很努力，语言运用也达到相当纯熟的境界。他们吸收化用古典文学作品中的精华，废名的语言简练古奥，就是他在白话文基础上吸收某些文言成分、古典诗词的结果。沈从文、凌叔华、汪曾祺的语言同样有典雅纯正的特点。与京派作家丰厚的生活积累相联系，京派小说语言也有通俗、口语化的一面，显得清新活泼富于地方色彩。沈从文的小说最具代表性。
京派小说反映出京派作家面对中西方文化的独特态度。一方面，京派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受过西方文学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他们也在实践中运用过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段，如废名对意识流手法的转化，林徽因对蒙太奇手法的借鉴等等。对于西方文化他们并不保守，而是持一种开放的胸襟和眼光。但他们与传统文化之间又有着深刻的内在精神联系，他们创作了具有中国气派的文化小说。京派作家在创作时融会传统绘画技法如讲构图、重白描和留空白等；常常出现在他们笔下的翠竹、水、月光也都是古典文学中常见的审美意象；并且在着力追求“和谐”、“节制”、“恰当”的审美意识，创作情感上也承袭了东方的传统美学精神，这一切都使京派小说呈现出含蓄蕴藉的美学特色。京派对资本主义商业文明的批判和审视，对乡土文明和传统文化价值的挖掘并不完全意味着他们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相反，他们一直都在“现代与传统之间”实践自己对“纯正文学趣味”的追求。
京派小说是意蕴丰厚的文化小说，京派强调文学与政治、文学与商业的超然意识，但他们同样看重文学对社会人生的介入意识，只是这种介入是通过道德和美学的层面达到的。他们敢于探索，能在艺术实践中整合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雅与俗、田园与都市等各种因素，成就富于民族特色的小说样式。尤其是他们创作的抒情小说使由鲁迅、郁达夫开辟的现代抒情小说在20世纪30年代获得长足的发展。京派小说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格局中不是主流文学，他们所描绘的田园牧歌生活在客观上是与现代的工业化进程相悖的，现实感也较弱，因而在20世纪30年代救亡的文学语境中显得不合时宜。但京派所提供的文学图景对左翼文学和海派文学却是一种补充和修正，也丰富了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格局。而且他们对文学独立品格的坚持，对文学本体意义的强调和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启示意义。
废名
废名（1901一1967），原名冯文炳，字蕴仲，1926年起笔名废名，湖北黄梅县人。1924年入北京大学英文系学习，参加过语丝社。1927年张作霖进京，改北京大学为京师大学，废名离校，后返校继续在英文系就读直至1929年毕业，后留校在国文系讲授散文习作和现代文艺，其间与冯至等人创办文学杂志《骆驼草》。抗战爆发离开北京大学回到故乡从事小学和中学教学工作。抗战胜利后重返北大。他从1922年开始以“冯文炳”的名字发表文学作品，多刊登在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以及《语丝周刊》《晨报副刊》和《浅草》季刊上。《竹林的故事》（1925）为其最早的小说集。1927年后有小说集《桃园》（1928）、《枣》（1931）以及长篇小说《桥》《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废名曾钻研佛学，20世纪40年代著有《阿赖耶识论》一书，佛禅精神曾对废名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方式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他还创作过一些新诗，并出版过理论著作《谈新诗》，剖析了“五四”到20世纪3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新诗人创作的得失，提出自己独特的新诗主张。废名后来转向学术研究。1952年调至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中文系任教直到逝世。
废名的小说多写平凡人事，在艺术上能把外国现代派技巧和中国古典诗词的表现方法融为一炉，创作具有探索性、实验性。文体简洁奇僻，能够营造“充满的是诗境，是画境，是禅趣”的艺术境界，艺术风格鲜明而又独特。
废名的小说创作起于1922年，终于1948年，有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第一部小说集《竹林的故事》充满田园风味和乡土气息，多用清新冲淡的文笔展示封建宗法制乡村中翁媪和小儿女善良天真的灵魂和古朴纯洁的乡风。《竹林的故事》清新烂漫，极具诗意。作家细写竹林、菜园和竹林下的三姑娘，描绘出清朗的人生图景，笔到之处流露出温馨的青春气息。作者赋予自然景物以诗意和灵性，竹林和三姑娘物我合一，难分彼此，竹林见证了三姑娘成长历程中的喜与悲，而竹林的葱茏、挺拔和寂静又象征着三姑娘聪明朴素、淑静娴雅的性格特征。小说尤为人称道的是青年顾客向三姑娘买菜的场景，这段描写将人物美好的心灵外化为人物的语言和行为，用传神的笔触刻画出乡村少女的天真烂漫和纯洁无瑕。
废名也以不无忧伤的现实主义态度表现宁静、古老的宗法社会关系在现代面临着的瓦解趋势，关注和同情农民的命运。这在《浣衣母》中表现得尤为深刻。《浣衣母》中的李妈身世凄苦，丈夫和孩子或是亡故或是远走，但她却慈爱宽厚，她在自己的家门前给孩子们、城里的少年和姑娘以及来往的行人挑夫开辟出自由的乐土，即使是蛮横跋扈的士兵也被她感化。李妈因而成为“公共的母亲”。但李妈给予众人的关爱和温暖却不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教条，李妈后来收留的一个中年单身汉让她变成“城外的老虎”，中年汉子也因人言可畏而离去。小说营造了恬静的田园生活氛围，李妈苦涩辛酸的结局，隐含着作者对旧的伦理道德的批判，也使作家对古朴乡风的赞美化为深沉的哀伤。《河上柳》中陈老爹的遭际同样反映出颇具古风、自足自乐的田园生活形态在未来的命运，显示出作家清醒的现实主义眼光。废名的田园小说也在淡远之外增添了苦涩。
与同一时期其他乡土小说家看取故土和乡村的角度不同，废名着眼的并不是旧农村凋敝、萧索、贫富悬殊的社会现状和农民灵魂的创伤，他赞美宗法制农村古风犹存的乡间生活，比之其他乡土小说中沉郁荒凉的悲剧氛围，废名的田园诗是清新、朴拙而略带感伤的。
《竹林的故事》之后，废名的艺术趣味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与社会原因、师承渊源有关，当然也是作家独特的艺术追求所致。1925年后，国家政治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国事日非的社会状况深刻地影响着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文学观念和治学方向。但废名却与汹涌的时代思潮保持了一定距离，以一种宁静和隐逸的姿态面对时代。他到西山隐居，“终是逃避现实，对历史上屈原、杜甫的传统都不见了，我最后躲起来写小说乃很像古代陶潜、李商隐写诗”。这时，废名的创作关注现实趋淡而渐渐转向对自然、宇宙、时空和人生的静观与参悟。艺术情趣，也由平实和清朗而变得愈来愈奇僻晦涩。这一阶段的创作淡化故事情节，在写实中有象征，玄想中有禅趣，“隐逸性似乎很是占了势力”。废名的蜕变没能给当时的文坛提供战斗者的文学，却也是现代小说发展由单一到丰富的一个表征。而且，“近来创作不大讲究文章，也是新文学的一个缺陷”，废名以其对“文章”的讲究对新文学的不足有所弥补。当然，这种蜕变也是他融合中西文学，有意识地革新传统叙事模式，探索小说艺术表现手段的结果。长篇小说《桥》尤其典型地体现了这一艺术倾向。
1925年，废名开始精心写作《桥》。它的创作延续了十余年，上下两篇共43章。上篇共18章，写主人公程小林少时与史琴子的相遇和缔婚；下篇的25章已是十年后，写程小林回乡的生活和感悟。整部小说没有连贯统一的故事情节，每一章都是一个带有标题、自成一境的独立场景，《桥》就由这些片断性的场景连缀而成。内在的诗意和散文化的结构使其无愧于“诗化小说”的称谓。当时就有论者指出《桥》逸出了传统小说创作的成规，“诗的成分多于小说的成分”。
《桥》建构了一个远离尘嚣的乌托邦。这里充满东方传统礼俗社会的古风古德，流溢着恬淡自守的田园诗意。史家奶奶慈祥宽厚，三哑叔勤敏知恩，小林和琴子、细竹能“发乎情，止乎理”，各自自然适意。他们依照自然和传统的礼俗行事，平时敬老敬祖，清明时节上坟，春天打杨柳，牡丹花开看牡丹，美好的人事与乡间的修竹碧水相映成趣。而那些“送路灯”、“送牛”的古雅民俗更将《桥》中的世界诗化成和谐、宁静的世外桃源。这里寄托着作者在乱世之中对安宁、美好人间的向往，并成为和谐恬淡的传统中国的象征。正像沈从文指出的，废名“作品所写及的一切，算起来，要成为不应当忘去而已经忘去的中国典型生活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