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祥子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他是由破产农民转为城市贫民的一种典型，原本保留着农民淳朴、勤劳的性格和气质，他一心攒钱买车的奋斗，体现了城市底层劳动者不安于卑贱的社会地位、对较好生活条件的渴望。然而，恶魔般的社会却粉碎了他这一善良而卑微的愿望。经过“三起三落”的磨难。他所失去的不仅是车子和积蓄，更重要的是劳动者的美德和全部生活理想，亦即精神上的毁灭、人性的异化。样子为什么会堕落？他是被腐败的环境锁住，而不得不堕落。他也一次又一次想向命运搏斗，但一切都是徒劳，终于向命运就范。他的一切幻想和努力都成为泡影，恶劣的社会毁灭了一个人的全部人性，这也证明，都市贫民想依赖自己的奋发劳作，摆脱悲苦人生是行不通的。祥子的悲剧也与他个人性格上心理上的弱点有关。祥子是农民出身的车夫。他带着农民文化意识走进城里。农民的文化积淀不仅赋予他勤劳诚实正直本分的美德，同时也造就了狭隘愚昧自私等思想和思维的缺点。狭隘封闭愚昧使他对社会出奇的隔膜。他天真地相信只要行得正就能立得牢，不招人惹人就能平安生存。因而他“不想别人，不管别人”，“他只关心自己的车”，既不知道防范什么，也不知道接近联合什么，对于黑暗政治与社会动乱茫然无知。军阀混战的消息传遍全城，到处关闭门户谨慎防范，祥子却要碰运气，并自以为即使不幸赶到“点儿”上，“他必定有办法，不至于吃很大的亏”。但是，恶劣的社会情势并不因他的隔膜而不恶化，更不因为他的麻木而放过他。车被抢去，还差点儿送命。这固然是生活所迫势在必行，但他的简单麻木封闭愚昧确实加速了悲剧的进程。他不知道生活在这样一个没有公道的社会里，像他那样既无权势又无财势，而又不能审时度势，虽不伤害人也注定要遭殃。而在挫折面前自暴自弃的个性上的缺陷，则使祥子彻底走向了毁灭。爱情理想的破灭，使祥子生活态度的某些改变，也是祥子走向深渊的原因之一。在被迫接受了虎妞推脱不开的“爱情”之后，祥子虽仍思抗争，但也只剩招架之功，他曾经对虎妞干预他的生活的企图有所抵制但却最终受制于她。最后在虎妞身亡、小福子自尽以后，他的人生理想彻底泯灭，精神支柱彻底崩溃，终于自我放纵、跌入了流氓无产者之列。
祥子的悲剧，是社会悲剧，更是性格悲剧，人性悲剧。祥子悲剧的内涵是十分深刻的。它有力地暴露了黑暗社会对人的灵魂的腐蚀，揭露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的罪恶，同时也否定了城市贫民阶层个人奋斗的生活道路。老舍不仅怀着深切的同情写出了市民底层社会的贫困生活和悲惨命运，而且他还以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表现了他们的精神贫困，他不仅是市民社会的表现者，而且也是他们思想文化意识的表现者、批判者。《骆驼祥子》继承了《二马》《猫城记》的文化批判精神，对北京市民社会劣根性给予深刻暴露。旧的市民文化对人们精神侵蚀的结果是培养了一个又一个灰色的灵魂，并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小说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不仅在于以深广的社会批判锋芒表现了北京贫苦市民的悲惨的生活和命运，而且在于它对这个社会阶层的思想文化的表现和批判；不仅在于揭示了市民社会悲剧命运的社会根源，而且表现在它显示这一悲剧的文化根源。文化的批判深化了社会批判的内涵，避免了流于反映生活表层；社会批判增强了文化批判的现实意义，并在一定程度上沟通了作者以前作品中文化批判与时代精神的隔膜，这标志着老舍在时代文化思潮的影响下沿着自己生活和创作的道路开始步入时代革命的洪流。
虎妞是仅次于祥子的重要人物，也是全书中写得最生动的形象之一。车厂主刘四的女儿和人力车夫祥子的妻子的双重身份，使虎妞的性格呈现出二重性：一方面，她是剥削阶级中的一员，她的身上沾有许多剥削者特有的恶习；她帮地痞出身的父亲“把人和车厂治理得铁筒一般”，并在这种环境中养成了泼辣粗鄙的个性，对虎妞，老舍的批判多于同情，他所批判否定的是虎妞吃喝享受思想意识和粗野放荡的行为，而且也有她的愚昧。但另一方面，虎妞也是一个受害者，由于一直帮着父亲经营车厂，她失掉了青春年华，已经三十七八岁了，还未出嫁。她也有自己的苦闷和追求幸福的愿望。她终于选中年轻、憨直的穷车夫祥子做自己的配偶，不仅是出于过盛的性欲望，也证实在她内心，依然存有一些美好的情感追求。然而，虎妞对祥子的追求，一开始就采用了诱骗与强逼的方式，婚后又一心想把祥子引入自己的生活轨道，给祥子带来许多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磨难。即使她对待祥子的本意，并不是恨，而是爱，祥子也得到过她的关心，只是她表达爱的方式，已经被鄙俗观念弄得畸变异常了，她对祥子的爱，不仅没有给祥子带来任何温暖，给予他奋发向上的勇气，却成了消磨祥子顽强意志的“魔鬼”。在她的性格中，既有泼辣、豪横、乖戾、狡黠的一面，也有率直、苦涩和堪怜的一面。虎妞的结局是，高龄分娩引发了难产，“蛤蟆大仙”装神弄鬼，坑走了她仅余的七八块钱，她和未能出生的婴儿一道，凄惨地死了。
在老舍的小说创作中，引起争议最多的是他在1932年创作的长篇寓言体讽刺小说《猫城记》。它借助一个漂流到火星上“猫国”里的机师的所见所闻，痛快淋漓地嘲讽和批驳了中国这个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古老民族的民族劣根性，并对当时的中国政治腐败作了含沙射影式的揭露和批判，告诫人们中国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但与此同时，作品也流露出对于国事的悲观情绪和对于革命的严重误解，尤其是作品的后半部分，对进步政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斗争进行了不正确的嘲讽。40年代末老舍旅居美国期间创作的长篇小说《鼓书艺人》是他创作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这部作品，在现代文学史上，是一部少有的描写曲艺艺人命运的长篇小说。作者写出了对社会底层演艺界人士深沉的怜悯与同情，也表现出了对他们足够的尊重与理解。它以特有的艺术描写真实深切地反映了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悲惨生活和悲剧命运及其悲剧成因，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和重要的美学意蕴。同时，该作品作为老舍创作方向转换时期的力作，其最突出的现实主义特色则在于，他在惩恶扬善的同时，还表现了这一阶层的追求、抗争与革命意识的觉醒，政治批判的矛头十分醒目。
酝酿了近三十年之久的家传性质的长篇小说《正红旗下》是老舍晚年特别重要的一项创作活动。小说以清末民族衰落、列强入侵和人民抗争为大背景，展开了国难、家殇和民族衰落的三重悲剧。在对于满族由兴到衰的生动描写中，凝聚了一个满族作家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上，以现代性眼光审视历史，对于历史真实的痛苦眷恋和深刻自省。它是老舍艺术个性的再现，在改造国民性和文化批判方面，它与《二马》《离婚》有非常明显的继承关系，但又有所不同。它不是以往那种“单刀直入”式的民族性格和传统文化的批判，也不是《骆驼祥子》那种性格和社会双侧面的理性审视，作者站在时代历史的制高点上，对表现对象作全面观照，把性格和文化批判同社会政治批判结合起来，在批判国民劣根性和庸俗文化的同时，揭示造成这种性格文化的社会历史根源。作品以全部描写表明：旗人性格和文化现状不是天生的。二百年前，八旗子弟驰骋沙场，转战南北，英雄强健；打下天下后，大清王朝赏赐给他们优厚的政治经济特权，并在继承了封建专制的同时，为了维护其政治地位，也把汉文化糟粕如等级观念、特权思想、伦理纲常等当作精华继承下来。八旗子弟们由此而失去了自由、自信，也忘了自谴、自励。二百年积下的历史陈垢剥蚀了一个民族的灵魂，使一个充满生机的民族走向衰老腐化，在世界潮流面前，不仅失去了竞争能力，而且也失去了自守、甚至生存能力。佐领父子就是最好的说明。与此同时，小说对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的描写具有浓厚的经济意识和政治意识。同样的生活方式规矩礼仪，不同阶层的旗民有不同的态度和感受。大姐出嫁的描写所表现的，不只是旗人结婚的礼仪、讲究、气派，隐含其中的是封建的等级观念和阶级关系。
总之，无论早期作品中对国民性问题的关注，还是后期政治意识的日趋激进，作为一个本色的现实主义作家，老舍生活中的每一个重大步骤，自然都与时代潮流有内在的深刻联系，他始终关注的是现实、是时代，是民族的命运，始终表现的也是对于民族命运及社会人生的思考。而艺术眼光、文艺思想的变化，也标明，在民族解放的时代激流的冲击下，老舍已从一位不介入政治斗争、埋头写作的爱国作家，变成一位革命的民主主义者。
丰富多彩的北京风俗画面、地道的北京市民语言，独有的幽默讽刺与写实、抒情艺术，是老舍长篇小说特有的艺术风格。
老舍的小说“北京味儿”很浓，他常以北京这座具有浓厚传统文化气息的历史名城作为反映生活的基地，描述北平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表现他们在独特的文化氛围中形成的生活习惯和心理心态，从具体的生活场景到人物的言行举止，都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他也因此而被称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与批判者”。虽然在老舍的创作系统中不乏其他地域的描写，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老舍的小说只有一个“主角”，那就是北京。老舍生于北京，长于市民阶层，一生中在北京度过了大半，最后在北京去世。不过，在他从事写作的40年里，大部分时间却不在北京，只有解放后是真正在北京度过的。不论是在伦敦，在济南，在青岛，在重庆，在纽约，他都在写北京，可以说，北京是他创作的源泉。而对北京的热爱，对北京风俗人情和平民生活的熟悉，也使老舍的创作如鱼得水、左右逢源。他详尽地描写了北京文化的方方面面，包括北京人的讲究体面、排场、气派，讲究礼仪，生活态度的懒散、苟安、温厚等等。《正红旗下》对北京风土人情的描绘最为集中、生动，开篇前几章，以过年和“我”的出生为线索，对大至婚丧嫁娶，敬神恭佛，小到送灶过年守岁洗三做满月以及作揖装烟玩鸟养花……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艺术地再现了北京人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式。据专家考证，老舍笔下的北京相当真实，山水、名胜、古迹、胡同和店铺基本上用真名，而且数字庞大，有240多处，这也说明，老舍运用北京的地理知识是多么得心应手。同时，作为语言艺术大师，老舍的小说以北京口语为基础，并加以加工和提炼，形成了俗自精致、富有生气的文学语言，有力地配合了老舍以反映市民生活为主体的文学创作。他从一开始写作就采用北京口语，以后一直坚持语言文字的“俗与白”；又注意“全面运用语言”，“在用语言表达思想感情时，不忘了语言的简练、明确、生动，也不忘了语言的节奏、声音等各方面。”在老舍作品中，他用的是经过提炼的北京普通话，对话，是纯正的北京口语，而且是个性化的口语。肖像描写也是如此，他善于抓住人物身上的一个独特点进行如实描绘，也形象逼真。如《二马》中对温都母女的描绘就是这样：“温都姑娘和她母亲站到一块儿，她要高出一头来，那双大脚和她母亲又尖又瘦的脚比起来，她们娘儿们好像不是一家人，因为要显得脚小她老买比脚小一号的皮鞋，系上带儿，脚面上凸出两个小肉馒头。母亲走道好像小鸡啄米儿似的，一逗一逗的好看，女儿走起道来冬冬山响，连脸蛋上的肉都震得一哆嗦一哆嗦的。”在这里，老舍用口语描绘出了视觉形象，这就是他的独到之处：用语俗白，但不落俗套，能独辟蹊径，有新鲜劲儿。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老舍是一位著名的幽默作家。他自称是个“爱笑的人”，老舍幽默的形成，同“五四”新文化的洗礼和他在英国广泛接触欧美文学有关，尤其是与英伦之行给他以西方幽默艺术的滋养有关。在欧美文学中，幽默文学是独树一帜的。斯威夫特、狄更斯、马克·吐温、果戈理、萧伯纳等这些杰出的幽默作家及其作品，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望。老舍在英国广泛地接触了欧美文学，就不可能不受到这些幽默作家的艺术风格的影响。老舍曾说，英国幽默大师狄更斯的作品是他在那时候最爱读的，当时英国妇孺皆知的幽默小说家乌德豪斯和哲扣布的作品他也十分喜欢，他说：“我是读了英国的文艺后，才决定也来试试自己的笔”，正是《尼考拉斯·尼柯尔贝》和《匹克威克外传》决定了他小说创作的形式，“一拿笔，便向幽默这边滑下来了”。从历时的角度看，老舍的幽默艺术有一个逐渐发展成熟的过程。即从早期小说中带有明显模仿痕迹，追求“写得好笑好玩”。以致于像些滑稽舞；到后来形成了自己含蕴丰富、独具一格而又格调多样的老舍式的幽默艺术风格，老舍把幽默看成是一种“心态”，一种生命的润滑剂，在创作意识上，他常将幽默与讽刺有机结合，将“笑和泪并在一起”，进而对生活中各种丑陋现象进行无情的揶揄和嘲讽，而不是仅仅追求表面的肤浅的笑料，力求出自“事实本身”，《抱孙》描摹世态风俗，于招笑中通过婆婆、娘家妈为洗三造成婴儿死产妇亡，针砭了老市民的迷信守旧，可谓笑中带刺。《牺牲》则讽刺“没有根”的洋奴，于嘲骂中，把“好像他的嘴就是美国水龙头”的丑态，写得招笑风趣，可谓刺中含笑。让读者在笑声中产生思考，也从笑声中获取教益。在塑造人物时，他总是突破一般的政治层面，通过个人的遭际，透视民族命运，让人们从笑声中看到社会的不合理，体会到民族的劣根性，从而认识到必须打破旧体制，创建新体制。《离婚》中的张大哥，敷衍苟且，“一生所要完成的神圣使命：做媒人和反对离婚”，即建立和维持既成秩序，属“黑暗里的小虫”。但却“无论社会有什么样的变动，他老有事做”，而且是“最得人的张大哥”，这是北平社会的特色，也是现实中国的写照。正如作品所指出的：“这些男女就是社会的中坚人物，也要生儿养女，为民族谋发展？笑话！，’这样的人物个性当然是社会文化形态的投影，其意在唤醒国人拯救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