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道路
沈从文（1902一1988），原名沈岳焕，曾用笔名休芸芸、炯之、小兵、甲辰、懋琳、璇若、上官碧等。湖南凤凰县人。凤凰地处湘西沅水流域，是土家、苗、侗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景色秀丽，充满传奇故事。1902年沈从文出生在一个旧军官家庭，祖父沈宏富曾任清朝贵州提督，父亲沈宗嗣在辛亥革命时曾参与组织当地的武装起义。嫡祖母是苗族，母亲出身世家，会识字读书，对沈从文影响颇深。沈从文六岁入私塾，并开始接触湘西的自然和社会这本“大书”，湘西秀美奇幻的风光和少数民族长期受压迫的历史既使他富于幻想，也使心灵上积淀了沉忧隐痛。1917年小学毕业按当地乡俗人伍，曾随所属土著部队辗转于湘、川、黔、鄂四省边境地区，当过预备兵、班长、上士司书等，见识了湘兵的勇武强悍，但也目睹了军队滥杀无辜的暴戾和残忍，过早面对了生活和社会中的血腥、黑暗和愚昧。这一切都促使他在创作中呼唤善良的人性和美好的人生。少时的逃学经历和军旅生活让他对沅水流域大大小小的城镇、乡村、码头极为亲切熟悉，那块土地上悲欢离合的人事和奇特的民俗风情滋养了沈从文的灵魂和心性，并成为他日后笔墨生涯的重要资源。1922年接触到《新潮》《改造》，经过抉择奔赴北京。升学未成自学写作，其间生活相当困窘。1924年底开始在《晨报副刊》《现代评论》等发表作品。1928年到上海，1929年与胡也频，丁玲合编文学刊物《红黑》《人间》。1930年起，先后在武汉大学，青岛大学任教。1933年返回北平，此后常居北平。同年9月主持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创作进入成熟期和丰收期，1931年到1937年出版二十多本小说、散文、文论集，许多代表作就产生在这一时期。1936年主持《大公报》文艺奖评选，扩大了京派的影响。抗战爆发后到昆明西南联大担任教授，抗战胜利后同到北平，除继续在北京大学任教外还承担《益世报》《平明日报》以及《大公报》等文学副刊的编辑工作。建国后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为陈列展品写标签，后从事文物和古代服饰研究，有《唐宋铜镜》《中国丝绸图案》等专著问世。70年代末出版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988年逝世。
沈从文是京派创作的重镇。他著作等身，出版小说集和散文集八十多部。《龙朱》《旅店及其他》《虎雏》《都市一妇人》《月下小景》《如蕤集》《八骏图》《从文小说习作选》《新与旧》《主妇集》《春灯集》《黑凤集》等都是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集。重要的中长篇小说有《阿黑小史》《边城》和《长河》（第一卷）等。散文集《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也为人称道。
沈从文用文字构筑了湘西世界。他始终以一个湘西“乡下人”身份歌唱湘西边地的“人生形式”。他数次表白，“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不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这乡下人又因为从小飘江湖，各处奔跑，挨饿，受寒，身体发育受了障碍，另外却发育了想象，而且储蓄了一点点人生经验”。“乡下人”在沈从文创作生涯中具有重要意义。这一定位既是沈从文对自己文化人格的认知，也标明他的题材取向、美学趣味和文化立场。沈从文是在进入城市后，接受“五四”启蒙思想，广泛地了解和接触中西方文化，并在乡村文化和城市文明的两相对照中，深切体悟到宗法制自然经济解体和现代文明进逼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后才逐步确立起自己“乡下人”文化身份的，“乡下人”既表明了他对“湘西”的重新发现和情感依恋，有时又是判断的尺度和标准，而“乡下人”的“保守”和“顽固”还使他始终坚持“爱憎和哀乐自有独特式样”的审美理想，不在文学事业上投机取巧，也不把文学当作商品，创作出独具异彩的文学世界。
“乡下人”爱土地，湘西边地生活形态和民俗文化是沈从文着力表现的对象，他“所写的故事，却多数是水边的故事。故事中我所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为背景，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我文字中一点忧郁气氛，便因为被过去十五年前南方的阴雨天气影响而来”，沈从文笔下那些勇猛的水手，吊脚楼上的娼妓，看船的老者，开小客店的老板娘都按照自己的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坚忍乐观地生活，他强调湘两生命形态的健康、协调和自然，表现湘西人原始强劲的生命活力，赞叹他们与自然的亲密和谐，展示他们淳朴自尊的民情民性，湘西由此成为自足自在的桃花源。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还蕴藏了丰富的民俗文化景观，这些民俗事象积淀着民族集体无意识，是湘西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这个“乡下人”的“审美择取与变形”常成为湘西精神的体现。
沈从文在湘西与都市两重文化体验中看待古老中国的“常”与“变”，以“对政治无信仰对生命极关心的乡下人”的文化立场关注现实社会，“乡下人”这时又承担了评判者的角色。他意识到“我表示的人生态度，你们从另一个立场上看来觉得不对，那也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没有从政治、阶级层面反映乡村的落后和都市的罪恶，也不取经济角度探讨社会进步与道德颓下的永恒悖论，而是在伦理道德和民族文化层面上剖析社会和人生，以“乡下人”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他以记忆中的乡村生活和理想化的乡村生命形式比照都市暗淡的现实状况和扭曲矫饰的人生形态，从湘西下层人民的性格和灵魂中发掘情感美和道德美，赞美和眷恋湘西世界，批判和审视都市文明。由之建立城乡对峙的文学格局，二者互相映衬，城市文化使湘西文化具有了理想化形态，湘西文化则使城市文明“真正呈现出病态”。
沈从文在对湘西生命形式的讴歌和对城市生命形态的挞伐中表达他对生命和人性的哲学思考，追寻“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他用毕生精力呼唤健全、完善的人性，“这世界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形体虽小而不纤巧……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他通过描写城乡世界各种形态的生命形式来探索人性，人性是他全部创作的核心和中轴，尽管他也意识到表现人性“于历史似乎毫无关系”，“与时代潮流未必相合”，“形体”也小，但他坚信“一个作品的恰当与否，必须以‘人性’作为准则。是用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都‘共通处多差别处少’的共通人性作为准则”。与此相应的是他独特的生命哲学，以及他所区分出的特定审美概念“生命”和“生活”。在沈从文，“生命”超越于“生活”，前者是本质、永恒、理想和自由的，后者则是鄙陋、现世和沉重的，并由此形成以“生命”为主要审美取向的文学追求。这种审美选择和文学观念“发挥了近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中比较欠缺的人性审视及道德完善功能”。
沈从文对人性的特殊关注与他独特的文学理想有关。动荡的时代和“民族品德消失”的现实使他努力寻求“民族品德重造”的途径，对现代人性堕落、民族品德消失的清醒认识，对民族和人类命运的深沉忧患成为他文学创作的强大动力。湘两时期传奇的生活经历既让他领会了“爱”与“美”，也让他向善向美，“不管故事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些！丑的东西虽不全是罪恶，总不能使人愉快，也无从让人由痛苦中见出生命的庄严，产生那个高尚的情操”。这一切都使他执著于通过文学创造张扬理想的生命形式，实现文化的再造和民族性格的重塑。他让人们领略湘西世界自然生命的美丽和雄强，认识这个民族曾经有过的伟大和光辉，湘西世界成为他“阐扬个人和民族精神雄强向上的总体象征”。而他对都市文明的批判，既是对湘西世界生命形式的衬托，也是焦灼于民族品德消失而发出的严厉警告。
沈从文希望小说能代替经典著作，希望“读者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我认为推动或执行这个工作，文学作品实在比较别的东西更其相宜”，他相信文学和文化有力量帮助人们理解人性，向善向美，重建道德感和价值体系，进而探索“中国应当如何重新另造”。显然，他对理想生命形式的文学追寻联系着民族改造这样艰苦又沉重的课题，在这一意义上，文学是他的武器。这样，沈从文走的就是经由文化和美学层面人手改造人和民族的途径，与20世纪30年代主流文学倡导的社会革命和阶级解放的方式有根本不同。沈从文以文学改造人的灵魂，“对人类的远景凝眸”的文学理想与“五四”时期“改造国民灵魂”、民族灵魂和精神重铸的基本主题是一脉相承的，民族灵魂的深掘和重造无疑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命题和历史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沈从文的文学理想具有现代品格。但这种经由文化重构实现民族精神重造的方式在当时具有理想化色彩。作为一种文化上的设计，它很难在短期内转化成直接有效的实际变革力量。另外，它所提供的乡村生活图式由审美和文化的层面看来是动人的，也从一个特定角度找到了民族道德堕落的病因，但从历史的角度观之却不尽然，它毕竟是从相对落后的地区认识世界的。此外就文学创作本身看，不从政治经济角度剖析社会不仅偏离了时代文艺主潮，就人性探索本身而言，也很难达到一定的深度和广度。这种试图远离政治的文化理想在20世纪30年代充满尖锐社会斗争、文学与政治联系日益紧密的政治文化语境下注定无法兑现。但沈从文的局限性也是他的独特性，他文学理想中并存着的现代性与局限性造成小说意蕴的复杂性，也使他的作品具有穿透力。20世纪80年代的“沈从文热”固然与宽松开放的文学语境和人们多元化审美趣味有关，更重要的原因是社会历史批评和文化批评相结合的批评方法凸显了沈从文创作的文化底蕴和文学价值，沈从文由此真正从边城走向世界。
除成就最高的小说，散文是沈从文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自传》《湘行散记》和《湘西》都是现代散文中自成一格的精品。《从文自传》记录沈从文少年时的生活轨迹和心路历程，既有回忆的温馨又有淡淡的感伤。“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点明了他的创作与湘西难分难解的精神血源关系。《湘行散记》和《湘西》诗意地描绘湘西的风物人情，是他1934年、1938年两次重回故乡的产物。《湘行散记》共12篇，1936年3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记叙作者从常德到桃源，再乘小船沿沅水上行直到家乡一路的所见所闻，在回忆和感触中写活了湘西形形色色的下层人物，水手、妓女、纤夫、山民……三教九流的生活和命运在他笔下栩栩如生。《湘西》包括题记共10篇，1939年5月由长沙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侧重描写具有代表性的物产和当地的“地方问题”，夹杂作者对它们的议论，有地方志的特点。这两个散文集组成一幅山水风情画卷，对生活在沅水流域湘西下层人民的人事哀乐作了广阔反映。他写多情的年青水手和沧桑的老水手在“阴雨天气”下严酷而苦难的生活，赞叹他们谋生度日的努力执著；他写杀人后落草为寇的矿工，写他们令人毛骨悚然的杀人经历和面对死亡奇特的从容。他也写“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人性的复杂性，认为他才是“活鲜鲜的人”。他借写辰溪的煤反映湘西人在压榨与掠夺之下孤弱而顽强的生命；又在《凤凰》中介绍地域文化的特异性，讲述蛊婆、“行巫”、女子落洞这些奇特的故事和风俗，并用现代的观念进行科学客观的分析……这些散文比小说更集中更逼真地反映出湘西世界特有的人生图景。
《湘行散记》和《湘西》内容各有侧重，但有一共同特征，即“作品一例浸透了一种‘乡士抒情诗’气氛，而带着一分淡淡的孤独悲哀，仿佛所接触到的种种，常具有一种悲悯感”。因为主要是叙述又可直接抒情，读者能更直接地触摸、感受到作者的灵魂和他对湘西非同寻常的感情：“我心中似乎毫无渣滓，透明烛照，对万汇百物，对拉船人与小小船支，一切都那么爱着，十分温暖的爱着！”这两个集子是作家两次返乡的观感、心境和观照家乡的立场更为理性，他肯定湘西生命坚韧执著的生活方式，“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在他们生活、爱憎、得失里，也依然摊派了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来临，他们便更比其他世界上的人感到四时交替的严肃”。然而沈从文也深刻地觉察到，虽然客观历史对于他们看似毫无意义，但历史是无情进行着的，从这一点来看，湘西和湘西的生命是停滞、封闭和浑噩的，他在挖掘湘西生命富有诗意和庄严的一面时，也发现了湘西生命被践踏而不自知的悲惨的一面，对于湘西生命的“过去和当前，都怀着不易形诸笔墨的沉痛和隐忧，预感到他们明天的命运——即这么一种平凡卑微生活，也不容易维持下去！”因此，这些“乡土抒情诗”的底蕴是同情、悲悯和炽热的爱。深切的爱和担忧有时也化成对湘西历史和现实的感慨、议论和批评这样比小说直接的情绪抒发，他在《苗民问题》中要求平等；在过去和现在的对比中责问湘西屠户人种退化的责任在谁，处处显示着对民族和人民疾苦的关切。
这两个散文集贯彻了作者对历史和生命的审视与反思。这种反思是沈从文着眼未来，通过比照现在和过去实现的。邂逅、重逢和追忆带来浓重的历史感兴。重返故乡的他仿佛又看到了十七年前的绒线铺女孩，“就成天站在铺柜里一垛棉纱边，两手反复交换动作挽她的棉线”，原来眼前的女孩正是当年绒线铺女孩所生，在感觉中，时间和生命仿佛都停滞了。《辰溪的煤》中的孤女眼看就要重复大女不堪回首的老路；《辰河小船上的水手》中的老水手每天都以八分钱出卖经验和力气，这种生存方式三十七年来没有任何改变。其他水手的命运也大同小异，不是老死沟壑就是流散四方。这种生命形态周而复始的历史循环似乎已是湘西历史的常数，也是湘西生命恒定的生存方式，因为“从他们应付生存的方法与排泄感情的娱乐看上来，竟好像古今相同，不分彼此”。因此历史在湘西是湘西人自己出演的，蕴涵在普通人轮回的生活里和时时发生着的哀乐生死中，他们浑然不觉统治阶级书面的历史，并因这种浑然不觉而显出生命的庄严和混沌。湘西的可爱和可悲在这里，沈从文散文内涵的复杂性也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