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创作了具有民族特色和民族韵味的文化小说。这既指他的小说有深邃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湘西历史文化景观，也是说他的小说呈现出中国古典文学从容、节制、典雅的美学特质。沈从文曾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接触过《史记》《汉书》《四部丛刊》，还看过百来幅宋及明清的旧画，一大批古代的碑帖，20世纪30年代在青岛大学讲授小说史时对六朝志怪、唐人传奇、宋人白话小说和佛经故事作过深入研究，虽未接受正统教育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承受了民族文化的广泛熏陶，这渗透在他的小说创作中，规范、影响了小说的整体风貌。他在文学观念上追求感情调度的和谐节制，认为文学创作应该是一种使情感“凝聚成为渊潭，平铺成为湖泊”的体操，“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摊血一把眼泪，一个聪明作家写人类痛苦或许是用微笑表现的”，这都与温柔敦厚、哀而不伤的古典审美意识相一致。他实践了朱光潜的“距离说”，创作时追求客观化的叙述，以不动声色的态度展示人事的哀乐。这种节制和从容在他表现湘西的人生悲剧时更为明显。《我的教育》《黔小景》《黄昏》《新与旧》《巧秀与冬生》《传奇不奇》等，即使写到杀戮、流血也处变不惊。《菜园》由老妇人“忽然用一根丝绦套在颈子上，便缢死了”写母亲无声却深重的丧子之痛，没有戏剧化的大悲大喜；《长河·买橘子》写到保安队长强买橘子没有得逞就打住，淡化了强权与反强权的尖锐冲突；《丈夫》也只是以丈夫的哭泣和夫妻二人的回乡写丈夫内心的屈辱与悲哀，竭力保持文风的圆融和谐。当然，客观化的叙述只是作家表达情感倾向、道德判断、价值选择的方式不同，退隐于人物与事件背后的是“近乎出于地狱般的沉重和辛酸”，它以冲淡平和的笔调出之，倍添沉痛。另外，沈从文也吸收了许多古典文学艺术的表现手段来丰富小说创作，比如他注意小说的画面美，这既拓展了小说的表现空间也承续了中国文学“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诗画传统；他借鉴传统绘画技法，用笔故意留下空白，《边城》《丈夫》《三三》《旅店》等许多小说善用空白剖析人物心理、推进故事情节，既给读者留下联想、想象的余地，也达到言不尽意、含蓄蕴藉的艺术效果。他用工笔描绘自然风物的奇幻，也以白描传达人物神韵，写人状物呼之欲出，气韵生动。他还着意创造现实和梦幻水乳交融的意境。可以说，无论是从审美意识上还是在表现层面上，沈从文都深得古典文学艺术委婉、含蓄、雅致的精髓。
沈从文很早就读过狄更斯的《冰雪因缘》《滑稽外史》《贼史》，认同于狄更斯把“道理包含在现象中”的创作方法。他在湘西题材小说中对乡村小人物的关注，对上流社会的嘲讽以及对民族命运的忧虑与契诃夫是同调的，比如《丈夫》写卑微的丈夫到花船上探望做妓女的妻子，在目睹酒醉士兵、巡官对妻子的蹂躏中，心灵和人的尊严复苏、觉醒的过程，既写出了时代重压和习惯力量对人肉体和尊严的摧残，也带给人沉郁、苍凉的阅读感受，有“伟大的俄罗斯的悲哀”。沈从文自己意识到他“真正受的影响，大致还是契诃夫对写作的态度和方法”，二者在视角运用、感情基调上也常有异曲同工之妙。另外屠格涅夫对自然风景的强调，他打破文体界限创造《猎人笔记》的方法也常贯穿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直到20世纪80年代，他还依然认为“屠格涅夫《猎人笔记》，把人和景物相错综在一起，有独到好处。我认为现代作家必经懂得这种人事在一定背景中发生”。横向影响看，沈从文和美国的福克纳都站在“乡下人”的立场上关注入的命运，在对乡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双重批判中追求“一种至善至美的人类共同需求的文化”；他也和日本的川端康成不约而同地表现东方的美丽与悲郁，在艺术追求上发生审美的遇合。另外，沈从文对都市人性异化的敏感和鞭挞与西方近现代从异化角度反思现代文明的哲学思潮相合，而他对人性和生命形式的理解和尊重又与西方文学中的人文传统共鸣。此外也有论者认为沈从文在20世纪40年代还转向了现代主义，《看虹录》《摘星录》留有弗洛伊德、乔伊斯的印迹，“晚些时候却热衷于思辨哲学，弗洛伊德心理学、西方古典音乐和泛神论的、有关上帝的抽象观念。白话的耶稣教圣经影响了他的叙述风格，而且关于上帝和爱的思想一直保持到他一生的最后”。可以说，他和同一时期的其他中国作家一样，都接受了西方文学和文化的洗礼，“看得多而杂，不可能受什么影响，也可以说受总的影响”，而且在沈从文，这种影响是综合的，他是从自己文学世界建构的需要出发广采博取，为我所用，无论契合还是影响都附丽在本民族历史——现实的深厚根基上，这是沈从文的出发点也是目的地。
最完美地体现沈从文思想内蕴和美学风格的是《边城》，它是沈从文享誉中外的代表作。《边城》创作于1933年秋到1934年春，1934年9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单行本。《边城》是“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是一卷湘西的风情画，也是一首美好的抒情诗。《边城》是他湘西文学世界的艺术极致，也标志着沈从文所追寻的理想生命形式最终落到实处：“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凡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这件普通人事就是翠翠和傩送哀婉凄凉的爱情故事。小说写在湘川黔交界的边城茶峒附近住着相依为命的祖孙俩，祖父年逾古稀仍然摆渡送客，精神矍铄，翠翠伴着祖父，美丽乖巧。端午节赛龙舟的盛会上，翠翠偶遇被称为“岳云”的二老傩送，从此添了心事。傩送是当地掌水码头船总顺顺的次子，巧合的是，傩送的兄长天保也爱上了翠翠，从此生出种种悲剧：天保提亲不成在失意中坐船远行葬身河滩；傩送与翠翠祖父发生误会，也因失去兄长悲痛不已，在与父亲吵嘴后，无心再恋儿女之情负气出走；心疼翠翠的祖父思虑奔忙无果，在一个暴风雨夜溘然长逝。翠翠直到最后才明白中间的缘由，她一个人孤独地守着渡口，等着“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的傩送。作者用诗意盎然的语言和气韵流动的画面铺衍爱情故事，表现湘西美好的人生样式，赞美古朴的乡情风俗，哀叹莫测的人事命运，借“边城”创造出一个高度理想化也高度美化、净化的湘西世界。
小说在湘西秀丽的画面上表现淳厚古朴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塑造了作为“爱”和“美”化身的翠翠。翠翠在茶峒的山水风日里长成，大自然给予她“清明如水晶”的双眸，也教育她心地澄澈自然，平日天真活泼，给风烛残年的祖父带来许多人生的乐趣。作者通过描写翠翠与傩送自由纯洁的爱情，实现对翠翠性格的进一步刻画。小说用很大篇幅描写翠翠和傩送相爱的基础，前者温柔恬静，有美的体态和善良的心地；傩送是“结实如老虎，却又和气亲人，不骄惰、不浮华、不倚势凌人”的有为少年。翠翠在一次偶然中看到傩送泅水捉鸭，因一时的言语误会借身边的大黄狗骂了他，傩送不但不介意反而让家里人打火把送翠翠回家，这时翠翠才从他人口中得知这个聪明的少年是傩送。她开始微妙地不安起来，心弦被傩送拨动了。翠翠后来心不在焉地问身边的爷爷，他的船是不是在下青浪滩，袒露了她对在青浪滩的傩送的惦念和爱意。二老也真诚地爱着翠翠，他借给老船夫送酒葫芦特地看望翠翠，并邀请翠翠到自家楼上观看端午节的龙舟竞赛，他还在夜里“到那些月光照及的高崖上去，遵照当地的习惯，很诚实与坦白地去为一个‘初生之犊’的黄花女唱歌”，翠翠在这歌声里陶醉了。因此，他们的相爱也出于自然的人性和纯真的爱，丝毫没有受到金钱和社会地位的影响。在之后的许多波折中，翠翠自主自为地拒绝天保托媒提亲，相信自己梦牵魂绕的最初选择，直到最后，她依然在不知傩送是否归来的情况下痴情地等待那个归期：无定但曾在梦里用歌声把她的灵魂载浮起来的年轻人。她对傩送的爱是纯洁且经得住时间和世事的考验的。傩送在面临娶翠翠，过撑渡船的生活和选择门当户对的王团总的女儿，从陪嫁中得到碾坊的婚姻抉择时态度是明确的，他甘愿为爱守一辈子渡船：“我命里或只许我撑个渡船！”选择渡船还是碾坊实际是要爱情还是要金钱、权势的问题。爱情和婚姻关系常能揭示人性本来，袒露生命本质，沈从文常由此切入考察人性，他通过描写翠翠和傩送超越一切世俗利害关系的爱情，揭示出一幅健全、自然、理想的人生图景。尤其是翠翠，她对爱情初衷的信守，她的毫无机，心天真无邪，她在面临变故后柔韧执著生存下去的努力，使这幅人生图景“熠熠照人，如烛如金”，翠翠也因之具有令人动容的人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