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在讲话中说：最近一个时期，在党内和群众中围绕着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有不少议论。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我们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这就是要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对邓小平同志进行打击、诬陷，是其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和其他反革命势力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任何借口，从而有利于稳定全国的局势，有利于对“四人帮”斗争的全局。对邓小平同志的功过，毛主席早有明确的全面的评价。1973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工作后，是有成绩的，也犯有错误。应当遵照毛主席提出的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的指示精神，对邓小平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改正错误。经过五个多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和多方面工作，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条件逐步成熟。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总之，“问题正在解决，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在“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这时候，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但是，应当肯定，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其中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不能把他们，包括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1976年12月5日中央曾就此问题发出过通知，应该说，这方面的实际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的同志应该警惕“四人帮”余党和反革命分子的阴谋，不要在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了。
显然，华国锋竭力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路线，坚持“两个凡是”的立场没有改变。然而，今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这一方针与他想结束“文化大革命”、发展经济的目的是相悖的。思想路线不改变，各方面的拨乱反正工作都难以顺利进行，在“两个凡是”的旗帜下，要结束“文化大革命”、发展经济，无疑是缘木求鱼。
会后，迫于压力，华国锋派汪东兴、李鑫到邓小平处谈话，提出要邓小平在出来工作之前写个文件，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理所当然地遭到邓小平的拒绝。邓小平严正地说：“我出不出来没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人民的正义要求是无法压服的。在老一辈革命家的坚决呼吁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断催促下，经过长达9个月的斗争，终于在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中央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会议一致通过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邓小平的再次复出，顺应了党心民意，这是对华国锋等人继续坚持“两个凡是”的否定，对于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以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具有重要意义。
邓小平的再次复出，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就要真正开始了。
“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面对在“两个凡是”方针的指导下，各方面拨乱反正工作举步维艰的局面，党内外许多同志毅然起来抵制“两个凡是”这一无形的“紧箍咒”。
率先起来反对的是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写信给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这封信虽没有直接批评“两个凡是”的方针，但是提出了用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事业的正确主张，实际上已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毛泽东思想严格分开。
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此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
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行。他说：“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指汪东兴、李鑫——作者注）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邓小平还强调：我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不赞成“两个凡是”，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是能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的理论问题。此时的邓小平还没有恢复职务，处在那么微妙的地位上敢于如此直率地讲话，这正是邓小平在长期革命斗争和复杂的政治环境中锤炼出来的特殊性格和大无畏精神。
“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论断的提出，在当时国内外均引起异常强烈的反响。随后，一些突破“两个凡是”的文章在思想理论界开始出现。
《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披露天安门事件真相、认定天安门事件是革命事件的文章。
《中国青年》杂志复刊第一期刊登了有关天安门事件中的诗词及天安门事件中一位英雄的文章。
北京外国语学院“童怀周”小组的成员毅然编辑出版了《天安门革命诗文选》上下卷，一时成为人们竞相抢购、供不应求的畅销书。
邓小平在恢复职务后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的闭幕式上，针对“两个凡是”，再次强调指出：“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他认为：“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他还强调：“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他还列举了知识分子这个一谈就陷入自我矛盾的“毛主席的主张”。他说：“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同时也非常注意知识分子要好好地改造世界观。这是从爱护出发，是为了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他们能够好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四人帮’把知识分子一概称为臭老九，并且还说这是毛主席说的。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曾经把他们看做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不能继续讲。但是从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来看，毛泽东同志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的。他在一九七五年，还针对‘四人帮’的诬蔑，提出老九不能走。”
与此同时，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也纷纷发表文章，呼吁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等优良传统和作风。
聂荣臻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的文章，提出要坚持用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强调实事求是的思想是毛主席留给我们党的最宝贵的理论遗产，“一切正确思想，都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否则就变成形而上学”。
徐向前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一文中指出：“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永远对党忠诚老实。”
陈云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一文中指出：
“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
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旨在解放人们的思想，突破旧思维定式的精神束缚，从而拉开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
思维方式、思想观念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它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段时间。因此，尽管邓小平提出“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这一命题，汪东兴等人还是认为与“两个凡是”精神不一致，要求其修改；尽管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组织上恢复了邓小平的职务，但是，华国锋等人发言的主基调还是“两个凡是”的方针；尽管华国锋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但是，报告认为这“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报告还是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历史就这样令人难以捉摸地摇摇摆摆地前进着。
历史在徘徊，人们的思想充满迷惘。拨乱反正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由于“两个凡是”方针的影响而难以深入下去；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是，由于又掀起了新的“洋跃进”热潮，重蹈新中国成立以来大起大落的覆辙。人们不满于这种状况，开始了认真的反思。随着“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反复阐释，人们的思想也渐渐活跃起来。不少报刊，就教育上的“两个估计”问题、老干部和“走资派”问题、所谓的“文艺黑线”问题、“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等等，展开了热烈讨论。举国上下要求从各方面拨乱反正的呼声越来越高，要求为冤假错案平反的情绪也越来越强烈。这些促使人们从更高层次上思索——判断路线和思想是非的根本标准究竟是什么？衡量真理的价值坐标又究竟在哪里？思索、探讨，终于引发了一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1977年12月，中央党校内一千多名高中级干部学员在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倡导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遵守胡耀邦提出的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的有关指示和要把实践作为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这两条原则，认真地研究和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部的同志也开始酝酿撰写有关真理检验标准的文章。
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在第三版上发表了署名“张成”的题为《标准只有一个》的文章。文章提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
1978年5月，华国锋以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的身份，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离京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同一天，胡耀邦请周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报告。
同年5月9日，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刊登了经胡耀邦亲自审定，由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写第一稿，经《光明日报》和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部及理论界有关同志共同研究讨论，历时7个月，十易其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此文又在《光明日报》上以特约评论员文章形式发表。次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接着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相继转载，并成了有关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导火线。
这篇文章约七千字，共分四个部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和“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从小标题上就可看出，该文论述了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社会实践，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说明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文章针对现实，强调指出：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套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勇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才能够逐步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顺利地进行新的伟大的长征。论文在当时发表，其鲜明的倾向性和强烈的针对性是显而易见的。
一石激起千层浪。此文一发表，即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反对的，有赞同支持的。凡盼望天安门事件早日得到平反、盼望早日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定式的人读了此文，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们期望此文能使各项工作真正拨乱反正。然而，最先引来的却是责难。就在《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的当天晚上11时，在报社值夜班的一位负责人便接到一个电话，指责“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次日，新华社负责人也接到一个指责新华社转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电话。
5月17日，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在一个小会上点名批评此文和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撰写的理论文章《贯彻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他说：“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