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黑龙江省委于8月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真理标准和民主集中制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当时之所以还是令人望而生畏的问题，并不在于问题的理论难度，而在于当时人们心有余悸——怕高悬着的“反毛泽东思想”、“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群众运动”、“否定解放军支左”、“否定新生事物”五顶大帽子有朝一日扣到自己头上。会议最后通过讨论达成共识，一致认为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破除这“五怕”；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能辨别真伪，分清是非。8月3日，新华社详细报道了这次会议的内容，首都各报都在头版显著位置上予以登载。
此后，各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纷纷在各种会议上发表讲话，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新华社播发了这些消息。按新华社报道的时间，依次为：
1978年：
8月27日 汪锋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第一书记
9月10日 廖志高 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
9月19日 习仲勋 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
9月24日 铁瑛 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
李丰平 中共浙江省委书记
9月27日 江渭清 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
10月3日 刘子厚 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
10月5日 谭启龙 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
10月8日 王铎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第一书记
10月11日 霍士廉 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
10月12日 赵紫阳 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10月14日 陈丕显 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10月17日 陈伟达 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
黄志刚 中共天津市委第二书记
10月21日 许家屯 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
10月23日 乔晓光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
10月26日 马力 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
11月1日 白如冰 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
11月3日 王谦 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
11月5日 宋平 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
11月7日 彭冲 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
11月13日 王恩茂 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
11月15日 安平生 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
11月15日 任荣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
11月22日 段君毅 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
12月6日 毛致用 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1979年：
6月14日 万里 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6月14日 林乎加 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10月9日 李德生 沈阳部队党委第一书记
10月19日 许世友 广州部队党委第一书记
向仲华 广州部队党委书记
10月30日 肖华 兰州部队第一政委
韩先楚 兰州部队政委
11月10日 李志民 福州部队政委
廖汉生 南京部队第一政委
聂凤智 南京部队司令员
杜平 南京部队政委
11月22日 吴克华 成都部队司令员
孔石泉 成都部队第二政委
刘志坚 昆明部队党委书记、政委
李克忠 昆明部队党委副书记、副政委
11月23日 刘震 新疆部队司令员
11月24日 北京部队党委中心学习组和机关部门负责人一起座谈讨论真理标准问题
11月24日 武汉部队党委常委学习讨论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及大军区的负责人，大部分都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他们的发言均联系当时全国及本地区的实际情况，高度评价这场讨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特别强调其政治意义。
党政军领导对一个理论问题的讨论如此关注，且主动、公开表态支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都属罕见，然而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又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越出理论问题的范围，成为重大的政治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犹如巨石，激起了层层波浪；犹如春风，吹醒了冬眠于“两个凡是”中的人们；犹如磁铁，吸引了全国各地、各领域的人们。它已经在绝大多数人心中取代了权力标准、蒙昧主义、唯心主义的地位，拉开了一场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帷幕。人们的思想在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逐渐获得了解放。
邓小平“自告奋勇”抓科技和教育。他说：我愿做大家的后勤部长在1975年主持全面整顿的过程中，科技、教育战线的整顿是一个重要方面。邓小平关于整顿和发展科技、教育的论述，以及对科技、教育战线混乱局面的整顿，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那次全面整顿使邓小平在政治上再一次被打倒，然而他在人民心中，特别是在广大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形象更高大了。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在人民的拥戴下再次复出。复出前，这位中国人民的儿子再次袒露了自己的胸怀：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的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
要拨乱反正，搞现代化建设，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处着手呢？经过反复、深刻的思索，邓小平坚定而有力地说：“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
1977年，再次复出的邓小平破例向中央提出了一个请求：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对此，中央同意了。
1977年5月12日，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同中国科学院方毅、李昌谈话，针对科教战线的落后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强调要抓科技和教育。他指出，我们和国外的科技水平比，在很多方面差距拉大了。现在是问题成堆，要从问题堆里找长远的、解决根本问题的东西。一个时期，说科技人员是“臭老九”，连发明权都没有。整个国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科学研究是先行官。5月24日，他同王震、邓力群谈话，在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还着重强调：“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他急切地说：“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他提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技和教育，各行各业都要抓。”
重新回到中央领导岗位上以后，在致力于恢复和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同时，邓小平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倾注于发展我国的科技教育事业上。
科技、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成为邓小平推动整个拨乱反正工作的突破口。
“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这是邓小平反复向人们讲的一个道理。
他广泛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视察科研机构，会见科技教育专家，了解和展望世界各国科技发展动向，召集和出席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商讨振兴和发展科技大计。在党中央最高领导层中，是邓小平以极大的勇气和求实精神，深刻阐明了科学技术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系统地提出了党在新时期发展科学技术的基本构想。
1978年3月18日，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
这一天，科学技术界一次空前的盛会——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了。这次大会从筹备到召开，都是在邓小平的亲自主持和领导下进行的。
在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作了长篇重要讲话。参加了这次大会的著名作家马识途当时作了这样的记述：“邓副主席讲话了。字字句句是那么明确、亲切，大家屏息听着，生怕漏掉一个字。每讲到精彩之处，随之而起的是雷鸣般的掌声，响彻会堂，掌声中还夹杂着赞叹声。”
“我本想记住鼓掌的次数，但是因为次数太多，我自己也忘乎所以了。陪伴掌声的又是多少无声的笑和擦不尽的眼泪呀。”
从这些简洁、朴实的文字中，我们也许还能部分地感受到与会代表聆听邓小平讲话时的气氛。
“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这是邓小平对科学技术在现代化建设中地位和作用的准确概括。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
“能不能把我国的科学技术尽快地搞上去，关键在于我们党是不是善于领导科学技术工作。”
“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听到这句话，参加大会的代表们无不为之动容，这是邓小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真实感情的流露。
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再次抨击了林彪、“四人帮”用“脱离政治”的罪名来打击科技人员，给努力钻研业务的科技人员扣上“白专”帽子的行径，提出科技人员应当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学技术工作上去。对此，坐在台下的陈景润感触最深。
陈景润是新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个优秀代表人物。长期以来，他一心扑在科学研究上，在解析数论领域“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研究水平居世界领先地位，其成果被誉为“陈氏定理”。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文革”中却被说成是“白专”典型而受到批判。1975年9月，邓小平在听取胡耀邦等人的汇报时就明确指出，陈景润究竟算是红专还是白专？这样的人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说什么“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就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亲自过问，使陈景润破格从一般研究人员直接晋升为一级研究员，并对他的住房、医疗等问题给予了具体的指示，使他能够更好地集中精力从事研究工作。每次提起这些往事，重病缠身的陈景润都感激不已。
聆听着邓小平的讲话，望着那坚毅而慈祥的面容，黄昆的心情也难以平静。
黄昆是我国著名的半导体物理学专家，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他原是北京大学教授，“文革”中受到批判，无法从事本专业的研究和教学工作。1975年9月，邓小平在听取胡耀邦等人汇报时，曾专门提到过他。邓小平说：黄昆是搞半导体的，北京大学叫他改行教别的，他不会，科学院半导体所请他作学术报告，反映很好。他说这是业余研究的。这种用非所学的人是非常多，应当发挥他们的作用，不然对国家是最大的浪费。他是学部委员、全国知名的人，为什么不叫他搞本行？北大不用他，可以调到半导体所当所长，给他配党委书记，配后勤人员。由于邓小平的关心，黄昆又得以从事专业研究。然而，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黄昆迫于“四人帮”的压力，就此写了一篇“批邓”文章，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粉碎“四人帮”后，黄昆因为写过那篇文章而受到许多人的批评，自己也背上了沉重的包袱。邓小平了解到这个情况后，1977年5月12日向前去看他的方毅、李昌说：黄昆写那篇文章的包袱，可以解除了，他那时不批不行嘛！邓小平再次建议调黄昆到半导体所当所长，配个党委书记，并托方、李二人给黄昆带个口信，不要背包袱。
像陈景润、黄昆这样受到邓小平亲自关怀的专业人才还有很多。人们从中感受到了邓小平爱惜人才的无私情结和像大海一样的宽阔胸怀。
邓小平的讲话和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推动了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热潮，迎来了中国科学的春天。
教育，我是要一直抓下去的。教育部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
1977年8月，历经十年浩劫的教育战线终于拨正了它的航向，像一个久病初愈的患者，开始焕发出青春的活力。
8月8日，秋高气爽的北京城，沐浴着金色的阳光，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内传出阵阵的欢声笑语。再次复职还不到半个月的邓小平，神采奕奕地在这里同来自全国的三十多位著名科学家、教授和教育部门的负责同志畅谈着教育界的拨乱反正问题。
大厅里，传出邓小平那洋溢着满腔激情的声音：“这次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主要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向大家学习。外行管内行，总得要学才行。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
短短的几句话，激起了在座的科学家和教授们无限的感慨。多少年来他们没有与这样的中央领导心贴心地交换过发展我国教育事业的意见，没能好好地向中央领导倾诉过自己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忧虑了啊！
在那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岁月里，知识分子都噤若寒蝉，只有老老实实、埋头改造，除了附和“左”倾教条外，哪里还敢透露自己的困惑，诉说自己的冤屈呢？又有谁真正关心过他们的疾苦，听取过他们的心声呢？今天，在“文革”中同样遭受过不幸的邓小平就坐在他们中间，这又怎能不令他们激动万分呢？
在当时教育战线“两个估计”阴魂未散的情况之下，邓小平却力主狠抓教育，尊重知识分子，这充分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和敢于同错误思想作斗争的伟大气魄。
7月，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邓小平，主动提出了分管教育和科技工作，尽管他知道“科学、教育是难搞的”。当时“四人帮”虽被粉碎，但教育界仍然还笼罩着“两个估计”的阴影，特别是华国锋还在坚持着“两个凡是”，阻碍着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
然而，邓小平却以一个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冒着再丢“乌纱帽”的风险，勇敢地挑起了科技、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历史重担。
对于历经劫难的老科学家、老教授们来说，召开这样富有历史意义的座谈会确实来之不易，他们盼望了多少年，如今终于等到了教育战线柳暗花明的时刻。
座谈会上，科学家和教授们畅所欲言，倾诉着自己憋了10年之久的心里话。长春光机所研究员王大珩列举大量事实控诉了“四人帮”残酷迫害科技人员的罪行；大学教授们要求中央澄清新中国成立以来17年教育战线到底是红线还是黑线的问题；中科院学部委员、武汉大学教授查全性等人建议高等学校恢复高考招生制度，把好人才培养的第一关；医学家黄家驷建议给推荐和保送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补上基础课；还有人呼吁改善知识分子待遇……从8月4日至7日，专家、教授们一气畅谈了4天，邓小平总是每天上午8点半准时到会倾听，中午稍事休息，直到晚上华灯齐上才离开。他听到了老教授们发自肺腑的心声后，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和启发，拨乱反正的决心更加坚定，思路也更加明晰。
8月8日，邓小平在座谈会最后一天发表了《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即著名的“八八讲话”。
千头万绪之中，他首先谈起了对教育战线17年的估计问题：“对全国教育战线17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17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如果对十七年不作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