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邓小平第一次使用“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样鲜明、准确的文字和思想概念。同一时期，邓小平类似的提法也很多。
1984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指出：“我们把改革当做一种革命，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
1986年9月2日，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的采访时，邓小平指出：“我们也讲现在我们搞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
邓小平把改革与革命相提并论，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进行的改革实践的高度评价，是对改革的目的、性质、作用的科学揭示，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克服和校正人们对改革认识的种种疑虑和偏差，推进改革的深入发展。
然而，对于邓小平提出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思想观点，当时却存在着种种的疑虑和不同认识。
有人担心，说改革是一场革命，会不会同“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那种“革命”相混淆；有人认为，说改革是一场革命，会导致用改革否定和取代革命；还有一种意见，认为革命必须是质变，而改革只能是量变，所以不能把改革称为革命。
这些疑虑和认识，只有通过改革不断深化和发展才能逐步解决。
邓小平以上三次关于改革是一场革命的重要谈话，虽然当时新闻媒介作了及时的简要报道，但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党的十四大以前，它们没有被收入党的重要文献汇集之中。1987年出版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中，也没有这三篇重要谈话。直到1993年9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它们才得以公开发表。这也向人们说明了全党认识统一的过程。
邓小平领导的改革，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新的革命。早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就明确指出了改革的性质。他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任何革命都是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相对于第一次革命而言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革命，把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革命，将把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中国变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对此，邓小平在1985年8月21日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时这样说：“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实践向人们更加清晰地表明，改革就其已经引起和将要引起的社会变革的深度和广度而言，的确是一场新的革命。这一点，不但中国人逐渐认识到了，连外国人也开始认识到了。
1986年初，美国《时代周刊》评选邓小平为1985年度的世界新闻人物。这个杂志曾经评选他为1978年度的新闻人物。如果说他当选为1978年度的新闻人物是因为他那特殊的政治经历和“推动中国现代化的非凡壮举”，那么，第二次当选，则在于他推行的改革“对十亿中国人的生产力的一次解放”和“给中国带来了如此巨大的变革”。
在这次评选之前，《时代周刊》组织了以高级编辑亨利·穆勒为首的33人新闻旅行团。在对中国进行了为期5天的考察和采访，并同邓小平本人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后，该团的成员们都承认中国的变化之大远远超出他们的预料。这一期《时代周刊》出版者序言中有一个小标题，就是“邓小平领导意义深远、大胆而担风险的第二次革命”。在封面设计上，艺术家罗伯特·卢森堡别出心裁地创作了一幅有邓小平肖像的艺术拼贴画，画面左上方有一把剪刀在剪开红绸子，这表示中国正向一个新时期迈进。卢森堡1982年曾到过中国，再次访华后他深有体会地说：“今天出现的新的精神面貌和新的奇迹，是三年前所不曾有的，这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开端。”
改革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也为未来的中国探索了道路。正如邓小平1985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说：“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当然，邓小平领导的“第二次革命”，并不是对我们“第一次革命”的否定，而是建立在“第一次革命”的基础之上，对过去革命的继承和发展。“第二次革命”不是否定和抛弃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那种原来意义上的革命，也不是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对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它的实质和目的，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不仅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而且还要解放生产力。
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解放生产力，是革命和改革的共同特征和基本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革命”，彻底打碎了束缚生产力的旧社会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而解放了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仍然有解放生产力的艰巨任务，这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过去历史造成的原因所决定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们党曾正确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其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但由于对这些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和基本国情的判断出现失误等原因，曾经脱离生产力发展的实际，一味追求提高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程度和企图“以阶级斗争为纲”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结果遭到了严重挫折。再则，我国20世纪50年代所形成的经济体制，虽然有其历史的由来，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受到外国模式和自己某些空想的影响，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它抹杀了经济社会化、商品化、专业化以及分工协作的内在联系和要求，制约了社会生产力的内在质量和整体素质的提高，从而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改革的根据，“第二次革命”的由来。
历史的危机感和时代的使命感压在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心头，“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改革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只有通过改革，才能破除束缚，解放生产力，从而进一步发展生产力。
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实践，由邓小平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与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一样，人们对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个新概念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过程。理论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讲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
实际上，在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全面改革推开后，邓小平就曾多次讲过改革是解放生产力。
1984年11月20日，邓小平在会见挪威首相维洛克时说：农村改革实际上是一场革命，其目的是解放生产力。
1985年3月7日，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重要讲话。他指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1985年10月23日，在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邓小平指出：“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1987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也门总统萨利赫时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解放了党和人民的思想，也将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可惜的是，当时的理论界未能很好地注意和领会邓小平这些论述的深刻含义，未能认真地加以研究和宣传。所以造成这样的状况，与是否承认和赞同“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联系在一起的。
1992年，中国的历史又进入一个关键时刻。
面对着风云变幻的世界大势和治理整顿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遇到的种种难题，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路子怎么走，持续了十多年的改革能不能深化下去，中共十四大的主旋律究竟是什么，中国能不能把握住世纪之交中华民族大发展的良好机遇？世界将目光投向了中国，中国面临着考验。
这一年刚开始，邓小平就迈开了巨人的步伐，去了南方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了重要谈话。
邓小平精辟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地回答了这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特别强调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要求全国人民思想再解放一点，改革开放的胆子再大一点，建设的步伐再快一点，千万不要丧失发展中国的大好时机。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了科学的阐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对于改革的性质、意义和任务，以及改革和革命的关系，邓小平再次作了明确的阐述：“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
邓小平的谈话，回答了人们对改革认识上的种种疑虑，再一次说明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道理，解决了一个重要的思想认识问题，对于我们理解正在从事的伟大事业，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洪流中去，具有极大的启迪。
这一年的10月，党的十四大在北京召开。江泽民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报告对改革开放14年的伟大实践进行了深刻的总结，提出了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历史性号召。同党的七大一样，党的十四大又在我们党的旗帜上书写了崭新的内容。对于过去14年的实践和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江泽民用了一个概念来加以概括，这就是：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他说：“十四年来，我们从事的事业，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其引起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是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
改革是一场试验。判断的标准：三个有利于。
1986年11月，被称为美国证券大王的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率代表团前来北京参加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范尔霖来北京前就有一个愿望：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见面，并给邓小平带了两件特殊的礼物。
范尔霖如愿以偿。14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他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
会见中，范尔霖表示，美国的企业界和金融界对到中国投资很感兴趣，愿同中国的金融界加强合作。邓小平说，美国在投资方面有足够的知识，但还要看是否有勇气。
范尔霖将一枚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证章送给邓小平。他告诉主人，佩戴这枚证章可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通行无阻。同时，他还送给邓小平一本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证券样本。
从当天的电视新闻中，人们看到邓小平也向范尔霖赠送了一份小礼物。邓小平送给客人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当时国内的新闻并没有报道，而国际新闻媒介却异常重视。日本的《朝日新闻》以整版的篇幅发表评论，称邓小平此举是中国将推行股份制的一个信号。因为邓送给范尔霖的是刚刚由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的新中国第一份股票——飞乐股票。
精明的“证券大王”拿到邓小平送的这张面值只有5元人民币的股票，立即改变原定行程，专门又去了一趟上海，到改革开放中第一个出现的证券交易所办理了正式转让手续。
股票，有人说它是市场经济的一个象征，这在中国很长一段时期里被视为资本主义经济独有的东西。邓小平选择中国自己发行的股票送给范尔霖，其意义非同小可。
一个月后，邓小平在一次听取经济情况的汇报时，对金融改革问题发表了意见。他指出：“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他又专门谈到了证券、股票这些东西能不能搞的问题。他说：“对金融问题，我们知识不足，可以聘请外国专家做顾问嘛。”他对在座的中央领导同志说：“其实，许多经营形式，都属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方法，既可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为社会主义所用，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
邓小平的谈话，推动了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促进了我国证券、股票市场的培育和发展。然而，股票、证券毕竟远离我们的生活时间太长了，建立一个健康有序的证券市场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难免还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特别是股市极强的投机性，若管理控制不好，会引发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是不是因为存在着诸如投机性等问题，证券市场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的重要谈话，再次对这个改革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发表了看法。他指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这些话，为我国证券市场的培育发展和宏观管理指明了方向。
“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是邓小平在指导改革开放实践的过程中反复强调的一个原则。股票、证券只是改革这个系统工程中的一部分，是金融体制改革中的一个试验。
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场试验，是一场前人没有过的伟大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