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现代化，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了我们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差距，反复强调，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和先进科学技术，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1978年3月，他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的讲话中说：“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认识落后，才能去改变落后。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
1978年10月24日上午，访日第三天，邓小平前往日本国会议长接待室，对众议院议长保利茂和参议院议长安井谦进行礼节性拜访。在这里，邓小平在日本参众两院议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前，还同日本六个在野党领导人进行了约十五分钟的恳谈。
恳谈中，邓小平借用历史上徐福奉秦始皇之命东渡日本寻求长生不老药的故事，轻松地道出了主题。他说，日本早有蓬莱国之称，听说有长生不老药。
这次访问的目的是：第一交换批准书；第二对日本的老朋友表示感谢；第三寻找长生不老药。
邓小平的话音一落，议长室里就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笑声。
接着，邓小平又补充说，或许没有长生不老药。但是我想把日本发展科学技术的先进经验作为礼物带回去。
邓小平的话诱发了日本朋友的幽默感。一时间，议长室里谈的尽是“关于药的话题”。
公明党的竹入委员长说：“（长生不老的）最好的药不就是日中条约吗？”
民社党的佐佐木秘书长接过话来：“日本正处在药物公害中，最近对中国的中草药评价很好。”
对此，邓小平又说：“由于山区都进行开发，草药也不大容易弄到了。所以，最近在进行人工栽培。”
邓小平的睿智和幽默给在场的日本朋友留下了深刻印象。
为了帮助邓小平寻找“长生不老药”，日本方面特意安排他参观了一些现代化的工厂企业。
24日下午，邓小平参观了日产汽车公司神奈川县座间市的日产工厂。
邓小平乘上电动汽车，通过麦克风听取工厂厂长的介绍，参观了日产公司以设备最新而引以为豪的车体工厂和组装工厂。
在车体工厂里，48个产业机器人在依次焊接车体，自动化程度达到96%。
邓小平对此非常感兴趣，不时地问：“这里的工人都受了什么教育？”“零件都是在公司生产的吗？”
在传送带以每分钟21米的速度运行的组装工厂，邓小平从汽车里探出身体，观看作业。他了解到，这里汽车日产量是当时中国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月产量的几十倍。看到这种巨大的差距，邓小平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参观结束后，邓小平对日产公司的主人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欢迎工业发达的国家，特别是日本产业界的朋友们对中国的现代化进行合作。”
对日本的访问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印象。25日，他对日本经团联会长土光敏夫说：“一定要抓管理”，“不能只生产东西。还要提高质量，严格地进行管理”。“中国荒废了十年，在此期间，日本等其他国家进步了。因此，我们落后了二十年。”
此后，在设计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过程中，邓小平经常以日本为例，强调要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和先进科学技术。他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一日千里，从长远看，必须重视教育和科学技术。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开放。“拿中国来说，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二十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
时至今日，我们对邓小平当时用“长生不老药”的典故来比喻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和先进科学技术，也许会理解得更加深刻了。
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小康。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邓小平素以务实派著称于世。在设计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更是体现了他实事求是的风格和作风。
对于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大国建设现代化，仅有良好的愿望是不行的，还必须对自己的国情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早在1975年，邓小平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
1975年9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时就指出：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尽管有了工农业初步的基础，但我们还很穷、很落后，不管是工业、农业，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还要几十年的时间。
同年10月7日，在会见英国保守党上院领袖卡林顿时，邓小平说：中国有中国的问题，中国自己有自己的条件，因为我们人口多。即使我们的生产能力和总产值达到了美国的水平，人民的生活水平跟你们西方的水平还差了一个很大的距离。说赶上西方，就是比较接近，至少还要50年。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清醒的估计。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热情空前高涨。然而，我们究竟与先进国家的差距有多大，到本世纪末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会是个什么样子，大多数人并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细心的人会发现，邓小平在谈四个现代化时有了一个微妙的变化，使用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新提法。
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委会代表团时说：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现在我们的技术水平还是你们五十年代的水平。如果本世纪末能达到你们七十年代的水平，那就很了不起。就是达到这个水平，也还要做许多努力。由于缺乏经验，实现四个现代化可能比想象的还要困难些。
两天后，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同外国人谈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到本世纪末，我们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七十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
“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说明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开始有了比较准确的定位。
1979年12月6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邓小平会见来华访问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整个会谈气氛融洽，话题广泛而深入。
在涉及本世纪末中国经济发展规划时，大平委婉而明确地问道：中国的现代化规划确实是十分宏伟动人的。但是我想知道，你们的现代化蓝图究竟是如何构思的？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阁下能具体谈谈吗？
讲这些话时，大平首相心底不免泛起些许激动的波澜。60年代，池田内阁组成时，大平官拜内阁官房长官。在经济增长速度问题上，他力排多数人的“稳定增长论”，制订了雄心勃勃的“国民经济倍增计划”，并大力推动实施。到1970年，这个计划果然实现了。从1965年11月到1970年7月，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约达10.5%，发展速度超过了所有先进的西方国家。大平功不可没，如今提及此事，自豪之情仍溢于言表。
邓小平吸着烟，陷入沉思。他佩服大平思维敏锐，提问题切中要害，同时也觉得需要认真回答。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开始“新长征”，建设“四化”的呐喊声越来越高亢。但“四化”以什么为标志，步子怎么走，中央心里也没有底数，为此还一度陷入了“洋跃进”的泥潭，不得不在三中全会后花很大气力来调整和整顿。看来，仅有口号、热情和干劲是远远不够的……过了大约一分钟的时间，邓小平蹭掉烟灰，注视着大平，缓缓地说道：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与你们不同，是“小康”，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说到这里，邓小平伸出手指向大平示意：“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
译员低声翻译着，温文尔雅的日本首相专注地倾听着。
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邓小平起身，告诉大平：我准备了一席川菜，为阁下摆家宴。
川菜的麻辣使大平的额角不时渗出了热汗，但更使他激动不已的是：中国领导人向他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中国未来20年发展的蓝图，是中国人不掺水分的“真正的雄心壮志”。
日本首相走了，但是，“一千美元”、“小康水平”这些概念及其所包含的内容却紧紧地与邓小平连在了一起，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步骤、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对于这次同大平的谈话，邓小平后来多次提到过，说“中国式的现代化”、“一千美元”、“小康社会”等概念都源于这次谈话。实际上，这些思想和概念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几十年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和得失，凝结了全党的思考和探索。邓小平在这个基础上作了高度概括。
关于小康水平的含义，邓小平后来有过多次阐述，最概括的解释是“不穷不富，日子比较好过”。他在论及中国现代化发展问题时，都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小康”这个概念的。
为了弄清“小康”这个词义，让我们听听孔子第76世孙孔令朋教授的解释：“小康这个词，据我了解，是出自于《礼记》这本书上的《礼运篇》。它是描述西周初期的社会景象。孔子要把这个社会作为他的理想社会，所以终生作此追求。小康是他的初级的理想社会，他最高的境界是大同。自从孔子提出小康概念，历经两千多年到今天，没有一个朝代能实现真正的小康。”
邓小平在设计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时提出的“小康”，就是从温饱到现代化的中间阶段。用他的说法就是日子好过，但是还不富裕。就是不穷不富这么一个阶段，或者也可以说是温饱有余而富裕不足的阶段。这个阶段将会延续几十年的时间，一直到实现现代化为止。但是，小平同志对20世纪末的发展目标有多种提法，比如说“实现小康”，比如说“翻两番”，就是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比如说“人均八百美元”。这三个提法实际上是一回事。
邓小平关于在20世纪末实现小康生活水平、将现代化建设时间延长的思想，为我们党科学地确立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规划及实施步骤提供了原则性的指导，并逐渐为党的全国性会议所接受。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我们应该从国情出发，量力而行，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1982年党的十二大进一步明确了20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提出使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要从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这表明，20世纪末实现的小康，只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阶段，一个最低的目标。这个目标更加务实，更贴近中国国情，因而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更有力地调动了全国人民投入经济建设的积极性。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开。这次大会确定了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奋斗目标，也就是我们说的“小康”目标。
在这之后，翻两番，能否翻？奔小康，如何奔？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议论的热点。
十二大召开后不久，邓小平对国家计委宋平等负责同志说：20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靠不靠得住？党的十二大说靠得住，我也相信是靠得住的，但究竟靠不靠得住，还要看今后的工作。
为了实地验证小康目标合不合乎实际，1983年2月，邓小平到江苏、浙江、上海等地进行考察。
江南春来早。邓小平首先经南京来到苏州，考察江苏这个经济发达省份翻两番的目标能否实现，群众对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小康目标有什么看法。
2月7日，邓小平与江苏省领导同志交谈。他点燃一支香烟，开门见山地问道：“到2000年，江苏能不能实现翻两番？”
邓小平双眼充满了期待的目光。
“从江苏经济发展的历史看，自1976年至1982年，6年时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就翻了一番。照这样的增长速度，就全省而言，用不了20年时间，就有把握实现翻两番。”江苏的同志回答道。
“苏州有没有信心，有没有把握呢？”
苏州工农业生产水平高，基数高，在国内经济水平较为发达的地区中具有代表性。了解了苏州，就有利于党中央把握全局，决策全局。
苏州的同志向邓小平详细汇报了近年来苏州工农业生产情况说：“像我们苏州这样的地方，我们准备提前五年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奋斗目标，实现翻两番。”
邓小平仔细地听着，频频点头。经济发达地区不但能翻两番，而且还能够提前，他的心里踏实了，信心更坚定了。
随后，他又问：“人均八百美元，达到这个水平，社会是一个什么面貌，人民生活是怎么样的呢？”
江苏的同志掰着手指，从江苏苏州地区人民的吃、穿、住房、就业、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变化，一一向邓小平作了汇报，一幅繁荣富庶、文明昌盛、安居祥和的社会主义图画展现在邓小平眼前。他为苏州人民取得的成绩兴奋不已，情不自禁地赞叹说：“了不起呀！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贫穷。”
当时担任苏州地委书记的戴心思回忆道：“小平同志到苏州的时候，正好是我们党的十二大开过不久，那个时候，苏州和全国一样，大家都在议论翻两番、奔小康的问题。那个时候一谈就是这个问题，因为十二大刚刚开过。小平同志对江苏和苏州这个地方，他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能不能翻番，什么时候能够奔上小康。他很关心的就是这个问题。他问现在苏州农村的现状究竟是什么样子，你们对翻两番有没有信心。因为当时有一种议论，好像基础差的地方翻番比较容易，因为基数低，翻番比较容易。基础好的地方，好像块头大，翻番比较难。当时江苏的一些领导同志和我们苏州市呀，地区呀，我们的一致看法，就觉得不一定。可能基础好的地方翻番比较快。因此当时我们就估计苏州这个地方，翻两番肯定不要到2000年。”
“苏州园林甲天下”，2月9日，邓小平同苏州人民一起游览了吴中第一名胜虎丘和留园。
满怀着喜悦、欣慰，邓小平又来到考察的下一站——浙江杭州。
2月9日，在杭州刘庄宾馆一号楼，欢笑声中，邓小平招呼浙江省省委书记铁瑛、省长李丰平以及省里其他领导坐下后说：“这次，我在苏州住了几天，看到的情况很好，农村盖新房子多，市场丰富。现在，苏州市工农业总产值人均已经到了或接近八百美元了。你们浙江的经济情况怎么样？收入在全国列第几位？”
李丰平回答：“这两年浙江的发展势头很好。全省工农业总产值以超过10%的速度递增，人均达到五百美元，我们在全国排第七位。”
邓小平笑着说：“北京、上海、天津除外，你们是第四位嘛！辽宁、黑龙江的重工业产值高，人民生活不如江浙。”接着他问：“怎么样呵，翻两番能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