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之间
这一天应该是1923年9月1日。对于上中学二年级的我来说，是个心情沉重的日子。
暑假结束的前一天，学生们都感到心烦。这一天要举行第二学期的开学典礼。开学典礼一完，我就去了京桥的丸善书店为大姐买西文书籍。可是丸善书店还没有开门，只好等下午再来，便回了家。
这幢丸善书店的建筑物，就在我离开两个小时之后，竟成为一片废墟。它那残骸的照片，作为关东大地震的一个可怕例证，受到全世界的瞩目。
我不能不想，假如我去时丸善书店正开门，我的结果究竟会怎样。
大震灾当天，从早晨起万里无云，秋季的阳光仍然炙人。十一点左右，毫无任何前兆的疾风突然袭来。这风把我做的风标从屋顶上刮了下来。我不知道这疾风和地震究竟有什么关系，但是我记得，我上了屋顶，重新安装风标时还想过：“今天真奇怪！”并仰头望了望碧蓝的天空。
在这次历史上罕见的大地震发生之前不久，我还和住在附近的朋友从家门前的大街上走过去。
我家对门有一家当铺，我和朋友蹲在这当铺的库房背阴处，用小石子砸那头拴在我家大门旁的红毛朝鲜牛。
这时，听到轰隆隆的声音。当时我穿着粗齿木屐，正拿小石子砸牛，身体摇摇晃晃，根本没发觉地面晃动。我那朋友突然站了起来，正想问他去干什么，就看到身后的库房墙塌了下来。这时我才意识到是地震。
地面上所有的东西都发了狂，电线被扯得七零八落，当铺的库房猛烈地颤抖，把屋顶上的瓦全都抖掉了，厚厚的墙壁也被抖塌，转眼之间就成了一副木架子。不仅库房如此，所有人家屋顶的瓦都像筛糠似的左摇右晃，上下抖动，噼噼啪啪地往下掉，一片灰蒙蒙的尘埃中，房屋露出顶架。传统式的建筑果然好，屋顶变轻了，房屋也就不坍塌了。
我还记得，我抱着电线杆承受着强烈的摇晃，仍然想到了这些，而且非常佩服日本式建筑的优越性。然而这绝不意味着我遇事沉着冷静。
人是可笑的，过分受惊时，头脑的一部分会脱离现实，想人非非，看起来显得十分沉着。
即使我在想着地震与日本房屋构造等问题，下一个瞬间仍然想到了我的亲人们，于是拼命地向家跑去。
我家大门顶上的瓦掉了一半，但是没有东倒西歪。然而从门楼到门厅的甬路石被两厢屋顶的瓦全埋了起来，门厅的格子栏杆全倒了。啊，都死了！
这时，我心里主要不是为此悲哀，而是莫名其妙的达观，站在院子里望着这片瓦砾堆。
随之而来的想法是，自今而后我将是孤身一人了。怎么办？想到这里我环顾四周，这时我看到，方才和我在一起抱着电线杆的那位朋友，和他从家里跑出来的全家人都站在街心。
没有办法，我心想，还是先和他们待在一起吧。当我走到他们跟前时，那朋友的父亲正要和我说话，忽又噤口不语，不再理我，直勾勾地望着我的家。我受了他的吸引似的回头望去，只见我的亲人一个不少地从家里走了出来。
我眼前仿佛是一场梦。
生和死是无法挽回的，唯有享受其间的一段时光。死亡的黑暗背景正衬托出生命的光彩。
令人畏惧的虔诚
极端的新皈依者
有这样一个农村女孩，到上海工作了三四年之后，渐渐地发生了一些令人很不舒服的变化。她回家越来越少，和父母、村人说话只用上海话，而决不使用她自己曾说了20来年的家乡话。她生病的时候坚决不要母亲去上海看望她，怕人知道她有这样“老土”的妈；家里要给她御寒的衣服，她让妈妈去邮局给她寄。她妈要送她，她坚持和母亲分开一段距离，并只送到村口--她妈想多送她一点到公路上，被她训斥回去。在结婚之前，她从没带自己的上海男友见过自己父母；结婚以后，她再没和母亲见过一次。
这个女孩早年也没什么不孝的劣迹，相反还颇为沉静内向。最离奇的是她自己也是农村出身，不过是高中毕业了在上海当个超市收银员，却比真正的上海人还要瞧不起乡下人。她对上海文明发自内心的虔诚是令人畏惧的。
仅从道德高度去谴责这个忘本的女孩很容易，然而她的表现却代表着一个并不罕见的现象--新皈依者。历史上反复出现这一情形：刚刚加入到某个团体里的新皈依者，会摆出比这团体里的原有成员还要强烈的忠诚姿态。其强烈程度甚至有时连团体的原成员也感到吃惊和不解。
例如我们比较熟悉的前苏联领袖斯大林，虽然是格鲁吉亚人，但却表现出比俄罗斯人更强烈的“大俄罗斯主义”，而斯大林的父母，甚至连俄语也不会说。很多俄罗斯人对此都迷惑不解。
内心的耻辱
为什么他们会有如此的表现呢？学者们解释说，这也许是出于一种内心上极度想证实自我身份的想法。为了避免被盘查往事(这是变节者最怕的事)，变节者往往有着旺盛的“将功赎罪”意愿。明末乱世，降清的明朝重臣洪承畴等人导引清军，在征服效率上比八旗军还要高，而当被俘的抗清义士夏完淳提到他的往事时，他大怒了。这一内心的耻辱感可能驱使着他们表现出更加卖力地想洗掉自己原来的身份，表现出更狂热的姿态--虽然这经常是徒劳的。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解释为何在日本鬼子的队伍中，汉奸有时表现得更加残忍--即使是对于自己的同胞。这些变节者的故事不胜枚举，甚至我们可以在《西游记》里看到：孙悟空实际上是唐僧师徒四人中唯一一个出自妖魔一路“血统”的，但他在取经中表现得最为虔诚，对待原来实际是他同道的妖魔时也最为无情彻底。
远方的呼唤
还有一种解释是，当一种理念传播到其发源地之外的远方时，更容易赢得新皈依者的忠诚。
19世纪初美国曾将很多解放的黑人奴隶送回非洲，并为他们建立了一个家园，即现在的利比里亚。利比里亚的国名即得自“解放”一词。但这些在美国“身为下贱”的黑人，回到非洲故土后，却表现得比白人还要鄙夷当地土著黑人。他们保留着美国南方的口音和生活习俗，占据着政府的高层，并严格地不与土著黑人通婚，拥有着强烈的优越感，成了一个封闭的黑人殖民贵族圈子--这也是近年利比里亚内战的远因之一。
在传播过程中，这种虔诚有时还会产生螺旋上升现象：例如对科技的崇拜本来肇因于19世纪末的欧洲，日本对此信奉得更虔诚(如《铁臂阿童木》里的“阿童木”实际是atom“原子能”的音译，表现出当时日本对科技的崇拜)，而中国对西方科技的崇拜似乎更加强烈，表现在建国后全民对钢铁f大工业的象征)、高压电线等的狂热追求。在西方人开始质疑西医的缺陷时，我们却要求中医必须考西医课程才能执业。
回到开头的故事。这个女孩的行为用以上两种说法都可以解释，她那令人畏惧的虔诚伤害了家人，也在伤害着自己。或许可以说她可恨可笑，但她也可悲可怜。
大块的石头，是忠诚的标记，因为它不会使人跌倒。
自恋的甜柠檬
在人们的生活里，常常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选择。基本上，供人们选择的事物各有优缺点。这时，选择就变成了一个大难题：究竟哪个更好呢？
心理学家沃卢姆有两个很有意思的试验：第一次，他找了两个班的应届毕业生。那些学生马上面临毕业找工作。在离校前半年，沃卢姆让学生根据已有的资料评出三个他们最感兴趣的单位。半年后，学生们基本上都已经确定了自己的工作岗位。有些人如愿以偿，另外一批人却去了其他的地方。这时候，沃卢姆又让学生再给这些单位做个评价。结果很有意思：所有人对自己要去工作的地方评价都大为提高，而对自己不会去工作的地方，则人为地降低了评价。
这是学生们独有的心理现象吗？第二次，沃卢姆找了一些家庭主妇，他买了两种小用品送给这些家庭主妇，让她们在其中挑一件。不过挑的时候，要给两件东西都做个评价。“好”，还是“差”。
一天以后，沃卢姆又找到了那些主妇。结果是：主妇们对自己挑选回家的小用品颇有好评，而对那些没被选中的东西则没什么好评价。
很有意思的结果，不是吗？人们常常认为，这山望着那山高。大家会对那些得不到的东西充满好感。但是在进行选择的时候，因为做出决定非常不易，所以人们在潜意识里，自然不愿意自己的选择被证明是错的。
这种效应，被称为“甜柠檬效应”，用来比喻人们一味地强调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是身份美好、有价值和难能可贵的。虽然在别人眼中以及在事实上并非如此。甜柠檬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人们缓解内心的焦虑，协助人们平静地来面对现实。
在对待我们自身上，也有这样的认识。我们会把自身的缺陷合理化，使自己看起来坚强、勇敢，有力量。
有人会问：这不就是自恋狂吗？的确，这种对自我的欣赏、悦纳和自我陶醉，按照自我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就是自恋，但它是一种健康的自恋。
其实人一出生时都是自恋的。对于婴儿来说，自己就是整个世界。这种“原始自恋”，虽然幼稚，但却是一个人健康自恋的基础。没有享受过这种“原始自恋”的人，会造成终生的缺乏安全感和满足感，缺乏自信。这样的人为了平衡自己的心态，就会不断地沉浸于白日梦中，从而出现种种自恋型人格障碍。
以下这些特征，你有吗？
①对批评的反应是愤怒、羞愧或感到耻辱
②喜欢指使他人，要他人为自己服务
③过分自高自大，对自己的才能夸大其词，想受人特别关注
④坚信自己的思想是世界上独有的，不能为其他庸人所理解
⑤对无限的成功、权力、荣誉或理想、爱情有非分的幻想
⑥认为自己应享有他人没有的特权
⑦渴望持久的关注与赞美
⑧缺乏同情心
⑨有很强的嫉妒心
你自恋吗？上述那些条，你符合几款？一个人，只有充分满足了原始自恋，又在现实生活的挫折中逐渐学会自我欣赏和自我陶醉，才会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爱，什么才是真正的自信，从而学会真正的爱。
我们并非爱好赞扬，没有利益我们决不赞扬任何人。赞扬是一种精明、隐秘和巧妙的奉承，它从不同的方面满足给予赞扬和得到赞扬的人们。
坏消息综合征
美国曾有个心理学研究小组，为搞一项调研，去了医院的妇科产房。太奇怪了！这个连孩子爸爸也不能随便走动的地方，去那里搞什么名堂？没什么大名堂，只是有个小结论：在医院产房这个地方，好消息传得快；如果一个健康的孩子出生了，护士就会怀抱婴儿，立刻把这个好消息，告知产后的母亲以及那些产房外面急等消息的父亲。然而，一旦发现了某个孩子身上有残疾，谁也不忍心传递这个坏消息了，所以，坏消息通常比好消息慢了几拍。
严格来说，这算不上什么重大研究成果，在心理学研究迅猛发展的今天，这岂不是小菜一碟，但我喜欢这项研究发现，我喜欢像医院产房这类地方，好消息比坏消息传递得快。如今，打开电视或者报纸，我们总是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坏消息，飞机坠地或火车相撞，战火纷飞中的残肢断体，大地震，大海啸，灾难性信息是以光速来传递的，而好消息不仅少，通常还会慢几拍。当年，伊拉克战争爆发时，我们的新华社在报道这个灾难性新闻时抢了头功，据说，比全球各大通讯社快了几秒，很沾沾自喜了一番。但是，快了几秒又能怎样呢？
除此之外，每天获悉的一些糟糕透顶的“科学新发现”，也是让人吃不了兜着走的东西。这也不能用了，那也不能吃了，生活方式得改变了，可是没过多久，这些“科学新发现”又杀了一个回马枪，又得出了许多截然相反的结论，弄得我们晕头转向，不知所措，或者说是惶惶不可终日。而在互联网上，坏消息点击率总是很高，而好消息问津的人很少。仿佛坏消息生来就有翅膀，好消息沉沉地飞不起来。如果有谁不相信这个事实，你打开电视看一看新闻，或者随便打开一张当天的报纸，掰着手指或者用计算器计算一下，看看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数量惊人。美国有个叫拉斯普贝利的专栏作家，在谈到我们今天面对的这种现状时说：“全是一些呜呼哀哉的东西，听到坏消息我们都感到极大的惬意，我们上瘾了。”
是的，我们简直是上瘾了，受其影响，我们已心态失衡，失去了自我判断。有人总是对坏消息信以为真，对好消息心生疑问，亚洲人赌博成性，非洲艾滋病泛滥，而美洲和欧洲也不是什么好鸟，这里世风日下，那里人心不古，一说起商人来，都是奸商，一说起贪官来，当官的没几个好人，这种例子一抓一大把，而得了坏消息综合征的人呢？也是一抓一大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当然，我不是说要封锁坏消息，让媒体报喜不报忧，灾难性新闻可以让我们预警，阴暗面可以让我们认清邪恶和黑暗，以便在攻击邪恶和黑暗时毫不留情，但我们也要腾出时间为善行鼓掌，为光明喝彩。这也就是美国作家富尔姆说的：“我们是否应该听一些好消息来改变一下我们的心情。”
我常常想，今天马拉松长跑这项运动，是为纪念当年那跑回雅典累死了的士兵什么呢？是为他前面那句“我们胜利了”、还是为他后面那句“战争结束了”呢？我想，还是为“战争结束了”这句话的成分多一些。而作为我们每个人，也应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是该为医院产房的方式高兴呢？还是为新闻报道那快了的几秒拍红手掌。虽然我们没办法控制坏消息的速度，但我们可以这么想，当我们老了、生命终结了，别让我们嘴唇最后吐露的仍是一个坏消息，这是一个朴素的愿望，但问题是，我们必须马上做，从现在就开始做起，你说不是吗？
寻求快乐--是一种自发的、普遍的、不可抵抗的趋势，它渗透于从最高级到最低级的一切生命之中。
朝三暮四还是朝四暮三
朝三暮四这个词，现在已经演变成指那些感情不专一脚踩两条船的人。但其实，它最早的含义和人并无关系，是从猴子而来的。
相传以前宋国有个人，养了一群猴子来为他干活。后来粮食涨价了，他就去同猴子说：“猴子啊猴子，粮食涨价了。以后每天给你们吃两次橡子吧，早上四粒，晚上三粒。”猴子掰手指头算了算，觉得吃的东西比以前变少了，于是便十分不满地聒噪起来。那人想了想，说：“好吧，那我们就把菜谱变一下，改成早上三粒晚上四粒好了。”
猴子又算了算，很高兴地同意了。于是皆大欢喜：养猴子的人节约了粮食，且也没为猴子多出来的高兴而买单；而猴子，却因为顺序的改变而高兴起来。
猴子是我们的远亲。虽然我们知道数学上3+4和4+3都等于7，但是我们还是会犯和那些毛茸茸的远亲一样的错误。
这个美丽历史久远的错误，在社会心理学上叫“人际吸引的增减原则”。其大意是说，人们最喜欢那些对自己的喜欢、奖励、赞扬不断增加的人或物，最不喜欢那些显得不断减少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