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汪精卫一起脱离重庆的周佛海、褚民谊、陈公博、梅思平等，都是在南京时的“低调俱乐部”人物（这名称是周佛海起的，他们认为抗战前途无望，和平才是唯一出路）。他们伴汪来到上海，赤手空拳，在日军卵翼下生活，而丁默邨李士群等握有一定的实力，因此，在汪精卫筹备所谓“还都”的活动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当然内中还有日方的牵线关系）。
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了“国民党六中全会”，决定“还都”和“组府”方针。会议是在“76号”召开的，一班汉奸新贵，为了避人耳目，不走正门，都从“76号”的后门开纳路（现武定路）进出。汪在上海期间，还开了一个“和运遇难烈士追悼会”，追悼在河内被暗杀的曾仲鸣和上海的季云卿等人。
5.狗咬狗的竞争
特工总部的丁默邨、李士群和唐惠民，勾结在一起，表面气味相投，骨子里勾心斗角，各有打算。三个人的个性和作风也不相同。丁默邨性情急燥，心地狭窄，动不动使出官僚架子。李士群则比较狡猾，外表和善，但居心阴险，手段毒辣。
外人听到李士群的名字，总以为是个杀气腾腾的彪形大汉，其实他五短身材，面貌清秀，一眼望去像“白面书生”。唐惠民另有一功，颐指气使，目空一切。因此三人招收党羽，扩充势力的途径也不相同。李着眼于利用金钱收买一批流氓和亡命之徒，当时“76号”的经费来源由江海关关税项下拨给，按月由日本宪兵队送去，由李妻叶吉卿保管，负责财务的是李的内侄叶耀先。经济大权操于李手，李便挥金如土，凡是投到他门下的，首先都可得到一笔巨款，名为“治装”。凡是愿意与之合作或接受指挥的，金钱地位，从不计较，因此，羽党日丰。如国民党上海区的特务苏成德、马啸天、万里浪等，都为李所收买，死心塌地为李效力。苏成德投伪不久，即被委为特工总部的南京区长，伪府“还都”，兼任警政部的特种警察署署长，以后又调南京市警察厅长、上海市警察局长等职。马啸天初为上海政治保卫局局长，后调南京区长，“还都”后又任南京宪兵副司令。万里浪初任特工总部第一厅长，后调上海政治保卫局局长等职。
唐惠民的活动对象，大都是文教界人物。他曾拉拢明光中学校长汤增扬和徐则骧，汤等提出条件，为丁默邨拒绝，汤等表示不干。唐惠民即对汤、徐说：“你们既然不愿参加，还是赶快离开上海的好，否则对你们不利。”汤等即离沪。等到丁默邨派人去逮捕时，已逃逸无踪。李士群便在丁默邨面前挑拨，说是唐惠民事先通的风。同时唐看到李士群有所要求，丁默邨总是照办，而对自己的请求则百般留难，因此丁唐之间暗地摩擦，已非一朝一夕，更兼李士群从中挑拨，裂痕日深。
某次李、唐的孩子互相争吵，唐借题发挥，指桑骂槐，推翻写字台，表示不干，接着又和叶吉卿大闹一场，唐的行动明系对李而发，李则装聋作哑佯作不知。不久，丁默邨要唐惠民去南京筹备特工总部南京区，派唐兼任区长，说是“汪先生即将还都，你的主要任务是到南京为汪先生开路”，其实这是李士群暗中使用的调虎离山之计，把唐惠民赶出了“76号”。
唐惠民到南京不久，李士群又用丁默邨名义电召唐惠民回沪，说有要事商议。唐一到上海车站，即被日本宪兵和“76号”人员押禁于北四川路新亚酒店，说唐在南京有擅自收编土匪等行为，同时改派苏成德为特工总部南京区区长，胡均鹤、萧一城为副区长。唐在新亚酒店被禁一个多月，经过疏通，才获自由。唐原住“76号”，获释后移居愚园路宏业花园。直到1940年李士群任伪警政部长时，才起用唐惠民为常务次长，从此唐惠民对李士群唯命是听，以部属自居，不敢再分庭抗礼。1941年5月，李兼任伪清乡委员会秘书长兼驻苏办事处主任，唐亦兼任清乡委员会民众运动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1942年，李任伪江苏省政府主席，唐为省府秘书长，后调建设厅长，直至1943年9月李死时为止。
唐惠民离开“76号”后，丁默邨与李士群为了争夺权利，不时发生摩擦，矛盾日益尖锐。李不惜以金钱献媚日军，拉拢部属，人心都去丁向李，丁对李虽表不满，亦无可奈何。
汪伪政权成立前，安排伪职，明争暗斗，各显神通。丁默邨本想以原任特工总部主任，再兼警政部长，而以李士群、唐惠民分任次长，这样警政特工可以掌握在手。不料李士群钻营伎俩，远胜于丁，当汪精卫初到上海时，李即和公馆派的陈君慧、陈春圃等早有勾搭，接上陈璧君的内线，李妻叶吉卿又常在上海、南京的汪公馆走动，里应外合，使丁默邨望尘莫及。因此，伪国民政府成立，发表人事，丁默邨只当上社会部部长，连原来的特工总部主任也落了空，给李士群抢了去。警政部长一职，为了不使丁李之间矛盾加深，暂由财政部长周佛海兼任，次长二人，一为李士群，一为邓祖禹，周佛海虽兼警政部长，无暇顾及，实权仍操于李手。不久，李调升部长，以唐惠民为次长，李如愿以偿，唐亦感恩不尽，而丁李之间矛盾激化，终致破裂。
从此以后，李士群更是一帆风顺，除任伪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特工总部主任、警政部部长外，又先后任伪苏浙皖鲁四省行营秘书长、清乡委员会秘书长、调查统计部部长和江苏省政府主席、省长等职。丁默邨则做了四年多的伪社会部长，真到1945年5月，才调任伪浙江省长。
6.扰乱金融秩序，发国难财
周佛海在伪国民政府“还都”前，有必要依靠李士群在上海的势力加以庇护，李士群也需要利用周佛海的地位来增强自己势力，因此彼此互相勾结。周任伪财政部长后，为了扩充势力，在上海以伪财政部名义，办了一个税警学校，由罗君强任校长，随又成立税警总团，直属于财政部，粮饷装备都较一般伪军为优。周兼任伪警政部长，虽为过渡性质，但利之所在，从不放松一步。某次为统一制发伪警制服，周妻杨淑慧与李妻叶吉卿发生矛盾，杨要介绍周三宝承包，叶拟介绍上海美罗西服公司高维华承包，双方相持不下，各在自己丈夫面前挑拨是非，周李之间遂存芥蒂。
在上海、南京等地沦陷后的4年中，币制尚未变更，沦陷区人民继续沿用国民党中（中央银行）、中（中国银行）、交（交通银行）、农（中国农民银行）和小四行中南、通商、浙兴、四明等银行钞票，伪华北临时政府发行的华北联合银行钞票，在南方并不通行。伪维新政府发行的华兴银行钞票，虽市面通行，但要按票面八折或九折计算，不久也告停用。
1941年1月6日，伪国民政府成立中央储备银行，总行设在南京。同月15日，在上海外滩设立上海分行。这个银行发行的“中储券”，票面分1元、5元、10元、50元四种，还有角分辅币，先在南京、上海两市与国民党“老法币”等价行使。是时李士群任调查统计部部长、警政部部长兼江苏省政府主席，对在江苏省范围内推行中储券，起初采取拖延办法，后经周佛海暗中派人疏通，以中央补贴省经费名义，拨出一笔巨款交李士群收受，李士群才以省政府名义，通令各地尽力协助推行，并指示上海“76号”不择手段地对各银行施加压力，强令推行中储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