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痛心于怀王不能明辨是非，被谗言所遮蔽，以致所见不明，邪恶小人妨害了国事，正直的人难以容身，所以他忧伤愁苦，沉郁深思写出了长诗《离骚》。”离骚“就是遭受忧患。上天是人的始创者，父母是人的本源。人的处境困顿，就会回过头去求助上天和父母。所以人在劳累、痛苦、疲倦、困窘之时，没有不呼叫上天的；在身心痛苦悲惨之时，没有不呼叫父母的。屈原行走正道，行为端正，竭尽忠诚和智慧来侍奉他的国君，讲坏话的人却来离间他们，可以说是处境困顿窘迫啊！诚信而被怀疑，忠诚而遭诽谤，能够没有怨恨吗？屈原创作《离骚》，大概是由怨恨而生的吧。《国风》爱慕美色而不过分，《小雅》讽刺时政而不乱君臣之道。像《离骚》这样的作品，可以说是兼有二者的长处。《离骚》远古称道帝喾，近世称道齐桓公，中间说到商汤、周武王，都是用来批评时政的。阐明道德的博大崇高及兴亡盛衰的道理，没有不详尽体现的。他的文笔简练，辞意含蓄，他的志向高洁，行为廉正。他讲的事物虽小，但意旨重大；举出的事物就在眼前，体现的意义却很深远。因为他的志向高洁，所以他所述及的都是芳香之物；因为他的行为廉正，所以至死不为小人所容。他自己避开污泥浊水，像蝉脱壳一样摆脱污浊，从而浮游于尘埃之外，不染尘世的污垢，他洁白无瑕，是出污泥而不染的人。推求这种高洁的志向，就是与日月争辉也是可以的啊！
屈原被罢黜免官后，秦国想攻打齐国，但齐国和楚国有合纵之盟。秦惠王对此感到忧虑，于是叫张仪假装脱离秦国，献上丰厚的礼物表示愿意为楚国效劳，说：”秦国最恨齐国。齐国和楚国有合纵关系，如果楚国真正能与齐国绝交，秦国愿意把商於六百里的土地献给楚国。“楚怀王贪图秦地而相信了张仪，于是和齐国绝交。楚国派遣使者到秦国去接受土地，张仪欺骗使者说：”我与楚王约好是六里地，没有听说给六百里。“楚国的使者气愤地离开了秦国，回国报告怀王。怀王很恼怒，大规模举兵攻打秦国。秦国出兵迎击，在丹水、浙水大败楚军，斩杀了八万人，俘虏了楚国的将军屈匄，接着便夺取了楚国的汉中地区。怀王于是调集国内的全部军队，深入反击秦军，两军在蓝田交战。魏国听到这个消息，偷袭楚国，到了邓邑。楚军害怕了，从秦国返回。齐国终因恼怒怀王而不援救楚国，楚国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
第二年，秦国愿意割汉中地区归还楚国，与楚国讲和。楚怀王说：”不希望得到土地，希望得到张仪就甘心了。“张仪听到了，就说：”用一个张仪抵汉中的土地，我请求前往楚国。“到了楚国，张仪又用丰厚的礼物贿赂当权的大臣靳尚，对怀王的宠姬郑袖施展诡辩。怀王居然听信郑袖，又释放了张仪。当时屈原已被疏远，不再在朝廷任重要职位，正出使在齐国，等返回楚国时，他劝谏怀王说：”为什么不杀掉张仪？“怀王后悔了，派人追杀张仪，却没有追到。
后来，诸侯联合攻打楚国，大败楚军，杀了楚国的将军唐昧。
当时，秦昭王与楚国通婚，想和怀王会见。怀王准备去，屈原说：”秦国是虎狼之国，不能信任，不如不去。“怀王最小的儿子子兰却劝怀王去。子兰说：”怎么能拒绝泰国的欢晤呢？“结果怀王还是去了。怀王进入武关，泰国的伏兵就截断他的归路，于是扣留怀王，要求楚国割让土地。怀王很愤怒，不同意，逃跑到赵国，赵国不接纳。怀王只好回到秦国去，终于死在秦国，只得把尸体运回，归葬楚国。
怀王的长子顷襄王继位做国君，任用他的弟弟子兰做令尹。
楚国人怪罪子兰劝怀王到秦国去而没能回来，屈原也痛恨他。尽管屈原被放逐在外，依然眷恋楚国，挂念怀王，念念不忘回到郢都，希望国君能够醒悟，风气能够改变。他那种挂念国君、振兴国家、挽救衰败局面的愿望，在一篇作品之中，多次地表现出来。然而终于无可奈何，不能返回，由此可见怀王始终没有醒悟啊！
国君无论是愚笨还是聪明，贤能还是不贤，没有不想求得忠臣来帮助自己，举拔贤才来辅佐自己的，然而亡国破家相继发生，圣明的君主、兴旺的国家却很多世代没有出现，原因就是国君认为是忠臣的，其实并不忠，国君认为是贤臣的，其实并不贤。怀王因为不懂忠臣应尽的职分，所以内被郑袖所迷感，外被张仪所欺骗，疏远屈原而信任上官大夫、令尹子兰，以至军队受挫，国土沦丧，失掉汉中六郡，自己死在秦国，被天下的人所耻笑。这正是他不能知人善任所引起的祸患啊！《易经》说：”井淘干净了，没有人来喝，使我心中难过，因为井水可以汲饮啊，君王明白了这个道理，大家都能得到福佑。“怀王是那样的不明，哪能享受福佑啊！
令尹子兰听说屈原恨他，非常愤怒，结果叫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顷襄王愤怒地放逐屈原。
屈原来到江边，披散着头发，在水泽旁一边行走一边吟诵。他脸色憔悴，形体枯瘦。一个渔翁看见了，问他说：”先生不是三闾大夫吗？怎么来到了这个地方？“屈原说：”整个世界上一片混浊，只有我干净清白，众人都醉了，只有我保持清醒，因此被放逐。“渔翁说：”圣明的人，不拘泥外物而能随着时代的潮流转移。整个世界一片混浊，何不跟随潮流而推波助澜？众人都醉了，何不吃那酒糟，喝那薄酒？为了什么缘故要坚守如美玉般高洁的德操，而使自己招来放逐的结果？“屈原说：”我听说：‘刚洗过头的人一定要弹掉帽子上的灰尘，刚洗过澡的人一定要抖掉衣服上的灰尘。’谁能让自己洁白的躯体，去蒙受浊物呢？我宁愿投入浩浩的江水而葬身鱼腹，又怎么能让高洁的德操，蒙受世俗的污秽呢？“于是屈原写了一篇《怀沙》赋。他怀抱着石头，自投汨罗江而死。
屈原去世后，楚国有宋玉、唐勒、景差一类的人，都喜好文辞而以赋著称。然而他们都只是效法屈原委婉含蓄的文辞，始终没有人敢于直言进谏。从此以后，楚国一天天被削弱，几十年后终于被秦国灭亡。
屈原投汨罗江后一百多年，汉代有个贾谊，作长沙王的太傅。他从湘江经过，把他写的《吊屈原赋》投入江中，凭吊屈原。
太史公说：我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为屈原的志向而悲叹。我到长沙，寻访屈原投江的地方，不禁黯然垂泪，追想屈原高尚的为人。等看到贾谊凭吊他的文章，又怪屈原，凭他那样的才能去游说诸侯，哪个国家不能容纳？然而他却让自己选择了投江这样的结局！又读到贾谊的《鸱鸟赋》，他把生和死等同看待，不以做官和罢官为意，我又感到茫然若失了。
酷吏列传序《史记》
【导读】
汉武帝为了强化封建集权统治，重用酷吏，严刑峻法，民不安生。司马迁作《史记·酷吏列传》，主要记叙了汉武帝手下的张扬、杜周等十个酷吏的行事，以及他们与汉武帝之间的亲密关系，揭露了酷吏的残暴，批评了武帝尚法酷刑的统治政策。
作者主张治理国家重在道德教化而轻刑法，只要朝廷施行德治，上行下效，大小官吏奉法循理，约法省刑，因循民利，就能够澄清吏治，达到天下大治。
孔子曰［1］：”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氏称［2］：”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昔天下之网尝密矣［3］，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4］，至于不振。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5］？言道德者，溺其职矣［6］。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7］。“”下士闻道大笑之［8］“。非虚言也。汉兴，破觚而为圜，斲雕而为朴［9］，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10］，不至于奸，黎民艾安［B11］。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
【注释】
［1］孔子曰：以下六句出自《论语·为政》。［2］老氏称：以下引文语出《道德经》。老氏：老子，姓李，名耳，又称老聃。著名古代思想家，道家创始人。［3］昔；过去，实际指秦王朝。［4］遁：回避。［5］恶（wū）：怎么。［6］溺：丧失。［7］”听讼“三句：语出《论语·颜渊》。［8］”下士“句：语出《老子》。下士：指浅薄的人。［9］斵（zhuó）：砍。［10］烝烝：美盛的样子。［B11］艾安：太平安乐。
【译文】
孔子说：”用政令来引导，用刑罚来约束，百姓可以避免犯罪却没有羞辱之心；用道德来引导，用礼仪来约束，百姓就会有羞辱之心而行为端正。“老子说：”高尚的道德并不表现为形式上的德，这才是真正有德。“”低下的道德处处表现形式上的德，却谈不上有德；法令越细致越明白，盗贼反而更多地出现。“太史公说：这些话多么确实可信啊！法令，是治理天下的工具，却不是决定政治清明和污浊的本源。从前天下的法网曾经是够严密的了，然而奸邪欺诈的事情仍然经常发生，到最严重的时候，上下狼狈为奸，以至于弄得国势不振。当时，吏治如负薪救火、扬汤止沸，不用强硬严酷的手段，又怎么能够担当职责求得效果和快意呢？那些主张道德的人，已经无所作为了。所以孔子说：”审理诉讼，我和别人是一样的，如果有所不同，那就是一定要使人们不发生诉讼啊！“老子说：”浅陋的人，听到讲‘道’就哈哈大笑。“这可不是假话。汉朝建立之初，砍去棱角使成圆形（废除苛法），削去雕饰镂刻使归于质朴（使政令宽缓阂约），法网宽疏得可以漏掉吞舟的大鱼，但是吏治美善，没有作奸犯科的事情，百姓太平安乐。由此看来，治理国家在于道德教化，而不在于法令严酷。
游侠列传序《史记》
【导读】
游侠是一群守信义、救危险的英雄好汉，但由于他们往往触犯法令，为统治者所不容，亦为正统人士所排斥，所以他们的事迹大多湮灭无闻。司马迁特意为他们设立了列传，以明显的歌颂态度为游侠正名，为其树碑立传，充分表现出司马迁对游侠的好感和敬佩。同时，司马迁歌颂游侠，事实上也就批判了镇压游侠的专制王朝，把自己摆在游侠一边，与专制主义统治相对抗。因此，本篇序文具有反专制、反强暴、颂反抗、争自由的进步思想倾向。
韩子曰［1］：”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至如以木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无可言者。及若季次、原宪［2］，闾巷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3］。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4］，羞伐其德［5］，盖亦有足多者焉［6］。
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廪［7］，伊尹负于鼎俎［8］，傅说匿于傅险［9］，吕尚困于棘津［10］，夷吾桎梏［B11］，百里饭牛［B12］，仲尼畏匡，菜色陈蔡［B13］。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苗［B14］，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B15］。“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跻暴戾［B16］，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B17］“，非虚言也。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B18］，与世浮沉而取荣名哉！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B19］！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B20］，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B21］。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B22］，虽时扞当世之文罔［B23］，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B24］，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B25］，令与豪暴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
【注释】
［1］韩子：即韩非，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以下出自《韩非子·五蠹》。［2］季次、原宪；都是孔子的学生。［3］厄（è）困：危急和困难。［4］矜（jīn）：炫耀。［5］伐：夸耀。［6］多：称道。［7］虞舜窘于井廪：舜未称帝时，他的父亲因偏爱后妻之子而存心杀他，让他修缮粮仓而撤梯烧仓，让他淘井而推土填井。窘，受困。廪，谷仓。［8］伊尹；商汤的贤相，相传他曾经是汤妃的陪嫁奴隶，做过厨师。［9］傅说（yuè）：殷王武丁的贤相，早年曾为人筑墙。［10］吕尚：即姜太公。［B11］夷吾：即管仲，曾遭囚禁。［B12］百里：即百里奚，秦穆公贤相，曾卖身为奴，替人养牛。［B13］”仲尼“句：孔子路过匡地，被误作阳虎（匡人的仇人），几乎遇害；由陈国到蔡，又被围而绝粮。［B14］苗：同”灾“。［B15］飨：通”享“。［B16］跖：柳下跖。跻：庄跻。二人均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盗。［B17］”窃钩“四句：语出《庄子·肤筐》。［B18］侪：同类。［B19］间者；这里指杰出的人才。［B20］延陵：吴公子季札。孟尝：齐国孟尝君田文。春申：楚国春申君黄歇。平原：赵国平原君赵胜。信陵：魏国信陵君魏无忌。以上四人是战国时期有名的四公子。［B21］排摈：排斥，摒弃。［B22］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均为汉初很有社会影响的游侠。［B23］扞（hàn）；违犯。文罔：指法律禁令。罔，同”网“。［B24］比周：互相勾结。［B25］猥（wěi）：滥，杂。
【译文】
韩非子说：”儒生利用经书扰乱法制，游侠依仗武力违犯禁令。“两种人都受到韩非子指责，可是儒生却被世人称赞。至于那些以儒术取得宰相、公卿、大夫职位的人，他们辅佐国君，功绩和名声都已载入史册，因此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至于像季次、原宪，他们是里巷平民，勤苦读书，怀抱独善其身的君子之德，坚守正义，不肯与世俗苟合，当世的人也讥笑他们。所以季次、原宪终生住在陋室草屋里，连粗劣的衣食都得不到满足。他们已经去世四百余年，后世的儒生却不断地怀念他们。如今的游侠，他们的行为虽不合于国家的法制，但是他们说话必守信用，办事必有结果，已经许诺的事情一定诚心诚意去办，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去解救别人的危难。在使面临危亡的人得以保全，面临死亡的人得以生存之后，他们不炫耀自己的才能，耻于夸耀自己的恩德，游侠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