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古文观止鉴赏(中华古文化经典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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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章 宋文(1)

上梅直讲书苏轼

【导读】

梅直讲即梅尧臣,字圣俞,当时他任国子监直讲。苏轼在嘉佑二年考中进士,主考官为欧阳修和梅尧臣。本文即是苏轼考中进士后,写此信给梅尧臣,要求拜见。文章以周公、孔子的故事来衬托自己与欧、梅的关系,显得形象高大,气度非凡。全文的主旨是获得贤人作为自己的知已是人生最大的快乐,通过古今对比层层铺垫,前后呼应,写得委婉有致。

轼每读《诗》至《鸱鸮》,读《书》至《君奭》,常窃悲周公之不遇。及观史,见孔子厄于陈、蔡之间,而弦歌之声不绝,颜渊、仲由之徒相与问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耶?吾何为于此?”颜渊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夫天下虽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乐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贵,有不如夫子之贫贱。夫以召公之贤,以管、蔡之亲,而不知其心,则周公谁与乐其富贵?而夫子所与共贫贱者,皆天下之贤才,则亦足以乐乎此矣!

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从之游,而与之上下其议论。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意其飘然脱去世俗之乐,而自乐其乐也。方学为对偶声律之文,求升斗之禄,自度无以进见于诸公之间。来京师逾年,未尝窥其门。

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于礼部,执事与欧阳公实亲试之[1],轼不自意获在第二。既而闻之,执事爱其文,以为有孟轲之风,而欧阳公亦以其能不为世俗之文也而取:是以在此。非左右为之先容,非亲旧为之请属,而向之十余年间,闻其名而不得见者,一朝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有大贤焉而为其徒,则亦足恃矣。苟其侥一时之幸,从车骑数十人,使闾巷小民,聚观而赞叹之,亦何以易此乐也?

传曰:“不怨天,不尤人”;“盖优哉游哉,可以卒岁”。执事名满天下,而位不过五品,其容色温然而不怒,其文章宽厚敦朴而无怨言,此必有所乐乎斯道也——轼愿与闻焉。

【注释】

[1]执事:指古代官僚的侍从人员。

【译文】

我每次读《诗经》读到《鸱鸮》,读《尚书》读到《君奭》时,曾经私自替周公不被了解而难过。待到阅读《史记》时,看到孔子被围困在陈、蔡两国的交界处,但是他却照常抚琴歌咏而不停歇。当他和颜渊、仲由等弟子互相问答时,夫子问道:“《诗》云:‘不是野牛不是虎,却在旷野奔走?’难道我们的学说不对吗?我们为什么落到这种地步?”颜渊说:“老师的学说太伟大了,所以全天下都不能容纳。虽是如此,不被容纳又有什么可难过的呢?他们容不下咱们,正好显出夫子的君子本色哩。”夫子轻松地笑起来,说:“如果你发财致富了,我情愿当你的大管家。”天下虽然不能容,但是他们师徒却是如此自尽如此快乐!这时才体会到周公的富贵,倒有不及孔子贫贱的地方。以召公的贤德,凭借管督和蔡叔的亲属关系,竟然不体谅他的好心,那么周公去和谁来安享富贵快乐呢?可是孔子的共同过贫贱生活的弟子们,却都是天下的贤才,也就可以有共同的快乐的吧!

我七八岁时,刚知道读书的时候,就听说如今天下有位欧阳公,他的为人好像古时孟轲、韩愈一流的,同时又有位梅公和他交游,互相启发一块儿讨论。以后长大些了,才能够阅读他们的诗文,从而想像他们的为人,猜想他们飘逸潇洒摆脱了世俗的快乐,而高兴地过着自己认为是快乐的生活吧。那时正在学习讲究对仗平仄格律的诗赋,想谋求三升两斗的俸禄,自己也觉得没有参见各位先生的资格。因此来到京师已经一年多了,也不曾到各位府上去拜访。

今年春天,天下读书人都到礼部来应试,执事和欧阳公亲自测验我们,我出乎意料地获得了第二名。后来才听说,执事喜爱我的文章,认为颇有孟轲的风格;同时欧阳公也以我不作一般化的世俗文字而同意录取,所以我名字就排在前列了。因此在这件事上既不是通过您身边的人替我事先打通关系,又不是有亲戚老友为我嘱托说情;向往了十几年之久,只闻其名而不得相见的人物,居然一下子成为知己——回家考虑这事,认为一个人不可苟且地享富贵,也不可以无所作为地忍受贫贱日子。如今有大贤在此而可以追随作为他们的弟子,就也能够有凭仗而引为知己之乐了。那苟且地碰上一时的运气而宝贵,身后跟着车辆、骑兵等几十个侍从,让那街坊上的百姓聚集观看而啧啧称羡的,又怎能替换我的这种快乐呢?

《论语》说过:“不埋怨天,也不责备人。”又说:“悠闲啊游乐啊,可以安度余年了。”执事的名声传遍天下,但官位没超过五品,您却和颜悦色而毫不气愤,您的文章宽厚敦朴而无怨言,这必然是在“道”这方面取得了快乐——我是很愿意听您的指教的。

喜雨亭记苏轼

【导读】

喜雨亭是苏轼在凤翔府任签书判官的第二年建造的一座亭子。这篇散文就是叙述描绘这座亭子的。说明了此亭命名的缘由,并紧扣”喜雨亭“三个字来展开描述,或分写,或合写,或倒写,或顺写,或用主客问答的方式来渲染,重点在于突出一个”喜“字,表达出人们在久旱逢雨后的无限喜悦之情,也表现出作者重民重农、与百姓同忧共乐的思想感情。作者思路开阔,集议论、描写、记叙、抒情于一体,文笔灵活多变,文情荡漾。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则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书;汉武得鼎,以名其年[1];叔孙胜敌,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齐,其示不忘一也。

予至扶风之明年[2],始治官舍。为亭于堂之北,而凿池其南,引流种树,以为休息之所。是岁之春,雨麦于岐山之阳[3],其占为有年。既而弥月不雨,民方以为忧。越三月,[4]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5]。忧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适成。

于是举酒于亭上,以属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岁且荐饥,狱讼繁兴,而盗贼滋炽。则吾与二三子,虽欲优游以乐于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遗斯民,始旱而赐之以雨,使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而乐于此亭者,皆雨之赐也。其又可忘耶?

既以名亭,又从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伊谁之力?民曰太守[6],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然,归之造物[7];造物不自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注释】

[1]我国自汉武帝起,纪年开始加上名号直至清亡。汉武帝元狩七年夏六月在汾河上得到一个古鼎,改年号为”元鼎元年“(前116年)。[2]扶风:即风翔府的古名。治所在今陕西凤翔县。[3]雨(渎去声)麦:有的以为撒播麦种籽,如此则与冬小麦时令不合,请参看译文。岐山:在凤翔县东北。[4]乙卯:此处干支,是以纪日的。乙卯,指四月初二:下面的甲子,四月十一;丁卯,四月十四日。[5]忭:欢乐。[6]太守:汉代郡长官名,此处用此雅名称宋代的府、州长官。[7]造物:创造万物的,古时以为是天。故称天为造物。

【译文】

亭子用“雨”来命名,是为纪念下雨时的欢乐。古人有喜事,就用来给事物取名字,表示永远不忘。周公得到了优异的谷穗,就用它为自己的文章命名;汉武帝获得了古鼎,拿它作为午号的名称:叔孙得臣战胜了敌人长狄,就用狄人首领的名字给儿子取名字:这些喜庆事或大或小并不一样,但是表示不忘则是一致的。

我到扶风的第二年,开始修筑官舍,建立亭子在正堂的北面,同时开凿了个池塘在它的南面,引来流水种上树木,以作为休息的地方。这年的春天,在岐山以南下了一场滋润麦苗的雨,占卜的结果是将有个丰收年景。过后足足有一个月没有下雨,百姓这才担忧了。过了三月份,乙卯那天才下雨,甲子那天又下了雨,百姓都认为雨量还不够。到了丁卯日降下大雨来,下了三天才停住。于是官员们共同在衙门庆贺,商贩们在集市上互相唱起小调来,农民们都在村野里一起欢笑。忧愁的因此而喜,患病的人因此而痊愈,而我们的亭子恰恰在这时落成了。

于是在亭子上举办酒宴,来劝客人饮酒并告诉他们。我问:“如果再过五天不下雨行不行?”都说:“五天不下雨,麦子就收不成了。”“如果再过十天不下雨行不行?”回说:“十天不下雨,庄稼就早死了。”“没有麦子,没有谷子,就会闹饥荒了,打官司告状的就多起来了,偷盗抢劫的也会越发猖獗了。那么,我和你们几个,虽然想在这亭上悠闲自在的快活,这能办得到吗?如今老天不遗弃这些百姓,刚刚天旱就赐给咱们这场雨,使我和大家能悠闲自在地在这座亭子上玩乐,都是雨的恩赐哩!这怎么可以忘记呢?”

既已给亭子取了名字,又接着写了歌词来歌唱它,唱道:“假使老天降下珍珠,受冻的不能用它做衣服;假使老天降下荚玉,挨饿的不能拿它当粮食。一场雨下了三天整,这是谁的力量?老百姓都说是太守,太守却说我没有,把它归功于天子。天子却说不是这样,把它归功于老天。老天又不认功劳,把它归功于太空。太空辽阔幽深,没法为它颂功扬美名——我只好给我的亭子取了这个‘雨’名。”

凌虚台记苏轼

【导读】

扶风太守为登高远望建筑了一座土台,并请苏轼为他写了这篇记文。文章从凌虚台的兴建和命名谈起,从而引出事物的废兴成毁是人事所不能预料到的,指出人世间有”足恃的“和”不足恃“的,应该致力于探索真正足恃的东西,文中并未点明真正足恃的东西是什么,但体现了作者旷达的人生态度和勇于探索的精神。

文章风格苍凉,议论深沉,文笔含蓄,耐人寻味。

国于南山之下[1],宜若起居饮食与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于终南[2];而都邑之丽山者,莫近于扶风[3]。以至近求最高,其势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尝知有山焉。虽非事之所以损益,而物理有不当然者,此”凌虚“之所为筑也。

方其未筑也,太守陈公杖履逍遥于其下[4]。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也,曰:是必有异。使工凿其前为方池,以其土筑台,高出于屋之檐而止。然后人之至于其上者,恍然不知台之高,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虚“。以告其从事苏轼,而求文以为记。

轼复于公曰: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橐泉也[5],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6],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7]。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

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

既以言于公,退而为之记。

【注释】

[1]国:郡国指州地或府地。[2]终南:即终南山,一称南山,在陕西西安市南,秦岭的主峰之一。[3]扶风:县名,此指凤翔治所。[4]太守陈公:太守为汉代郡的长官,此指知府。陈公,陈希亮。[5]祈年、橐泉:春秋时秦穆公的祈年宫、橐泉宫。[6]长杨、五柞:汉武帝长杨狩猎场、五柞宫。[7]仁寿、九成:仁寿:宫名,隋文帝建造。唐太宗改建为九成宫。

【译文】

城郭建立在终南山下面,似乎是每日的起居饮食都和青山相接。四方的青山,没有高于终南山的;而城市依傍着终南山的,没有比扶风再靠近的了。凭着最靠近的地位来寻求它最高的山景。在这种形势下应是必然得到的;然而太守住在府邸中,却不曾知道还有高山在这里呢。虽然事情并不因此而损益,但是根据事情的常理来说并不一定是这个样子,这就是”凌虚“建造的原故了。

当此台未兴建的时候,太守陈公拄着手杖,穿着履,自由自在地漫步在它下面时,看见山峰冒出在丛林上面,一个连一个地重叠连接,宛如行人在墙外经过,只看见他头顶上的发髻一般,就说:”这儿必定有特殊的景色。“于是命令工匠开凿它前边成为方池,然后把挖掘的土筑起高台,一直修建到高出于屋檐之上才停止。自这以后,人们登至台的上头,恍惚之间却没有觉出台子的高来,竟以为是山峰突然间从下面奋起跳跃出来似的。陈公说:这样这台子是很适合叫做”凌虚“哩。将这情况告诉他的佐吏苏轼,并要求他做文章来记述它。

苏轼回复陈公说:事物的废弃与兴建、落成与毁坏,是不能够预先测度到的。从前这里是荒草野坡,被露水寒霜遮蔽,狐狸长蛇出没的地方,当那时节,怎能会知道有座凌虚台呢?废弃与兴建、落成与毁坏,是前后交替而循环无穷的,那么高台是否恢复为荒草野坡,也是无法预知的啊。我曾经陪您登台远望:那东面就是秦穆公的祈年宫和橐泉宫的遗址,在它南面就是汉武帝当年的长杨苑和五柞神宫的废墟,而它的北面就是隋朝的仁寿宫而被唐太宗所改建的九成宫了。估量它在盛极一时的时候,那宏伟高耸奇异华丽的外貌,坚固而不可动摇的结构,岂止是超过这台一百倍——恐怕还不止的哩!可是几代以后,纵想要寻觅它的模糊的样子,甚至连破瓦断墙也都不存在了。早就已经变成长庄稼的田地、生荆棘的丘墟了,何况这座小小的台子呢?这座高台尚且不能依靠坚固以垂永久,又何况是人事的得失,忽往忽来呢?倘若想利用这一建筑工程以炫耀于世间而自我满足,那就错了。因为人世间本来就有足以依靠的东西,然而,却不在于一座台子的存在或消失的啊!

把这话向陈公说了以后,回去就为他写了这篇记文。

超然台记苏轼

【导读】

苏轼于熙宁七年(1074),从杭州通判上调任密州知州。超然台在密州城上,其弟苏辙命名。苏轼在到任第二年写此文。全文围绕”乐“字,论述了超然物外,随遇而安的思想,但行文中也隐约流露出无可奈何的辛酸。作者认为,如不能超然物外,则乐少悲多;如能超然物外,即使在困苦的环境中,也有可乐的东西。为了突出后者,既用前者来相比,又用四方形胜与四季美景来渲染。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铺糟啜醨[1],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夫所为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于中[2],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3]。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4],如隙中之观斗,又乌知胜负之所在[5]?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