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从前面已经提到的梅林格尔和迈尔的著作中摘引下面一段话：
“口误并非单一的失误行为，与此对应的还有其他经常发生的失误，对此人们通常冠以‘疏忽’（oversights）这个可笑的名字。”
关于日常生活中健康人出现微小的机能混乱，其背后必然存在特定的目的，我并非是第一个提出此论断的人。
如讲话时的失误——这明显是一种活动机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解释，这个解释当然也可以进一步扩展到运动行为的失误。我将这些运动失误行为分为两类，我用“闪失动作”（bungled action）来表示第一类，是指那些主要与错误的结果——如和意向有很大出入——相联系的动作。第二类称之为“症状动作和偶发动作”（symptomatic and chance actions），是指整体上都不太适宜的动作。但是，二者之间又没有明确的界限，这种区分仅仅是一种描述，在研究上并没有多大的意义，有时这个区分可能与这一现象的内在统一相悖。
如果我们仅仅将这些“闪失动作”标之为“混乱”或“大脑混乱”，这种心理学意义上的解释是没有什么帮助的。还是让我们分析一些个别例子，然后追踪其背后的决定因素，出于这样的目的，我再一次使用了自我观察的方式，尽管其中的一些例子并不常见。
1.与现在相比，早些年，我更多地到家里去探望患者，在很多情况下，当来到这些患者的门前时，我没有敲门或按门铃，而是从口袋里拿出钥匙，在茫然的状态下又将它收了回去。当我分析了出现这一情况的患者后，我被迫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失误——取出自己的钥匙而不是去按门铃——实质上是对这家人敬重的表示，等于自己有这样的想法：“在这里我感觉像自己的家”，因为自己很喜欢这里的患者（当然，在自己的家门前是用不着按门铃的）。
这种失误是人们的一种思想的表达，因为这种思想毕竟不能实实在在地被我们的意识所接受。对一个神经学方面的专家而言，他应明确，患者很客气地对待你，是因为患者期望你能对其疾病有好的治疗；另一方面，患者感到了你对他的热情和兴趣，这在心理上对治疗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其他人在这些方面也做过很多自我观察，结果发现，这种关于钥匙操作上的失误绝非我本人所独有。
米德（Maeder，1906）描述的经历和我的非常相似。“每个人都有在好朋友的家门口错误地取出自己的钥匙的经历，好像在自己家里用钥匙开门一样。在他按响门铃前，虽然因此出现延迟，但这是一种信号的表现，即自己好像和好朋友在自己的家里。”
琼斯（1911b，第509页）：“关于这种钥匙使用上的失误，其材料很多，这里我举两个例子。当我在家里正忙于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不得不停下来到医院处理一些H常事物，我经常会发现，我在用家里的钥匙开实验室的门，尽管这两个钥匙的差别很大。这种失误潜意识地表明：我宁愿待在家里。”
“几年前，我在一个大的机构工作时，职位并不高，这个单位的大门经常是锁着的，我要进去前，必须按门铃。有几次我发现自己企图用家里的钥匙去开这个大门，当时，单位仅为几个职位较高的人分配有这个大门的钥匙；显然，我想成为其中的一员，以避免在门前等待的痛苦。我的这个失误同时也表明我的一个愿望：在这里进出，应该像在自己的家里。”
汉斯·萨克斯博士报告了同样的经历：“我自己身上经常带有两把钥匙，一个是我办公室的，一个是我家里的。这两把钥匙是很不容易搞混的，因为，办公室的钥匙至少比家里的钥匙大3倍。而且，我通常将办公室的钥匙装在裤子的口袋里，而将家里的钥匙放在上衣的口袋里，然而，我经常发现，在我站在门前时却将钥匙拿错了。我当时决定将这些经历记录一下，既然我站在这两个门口时的心态基本上一致的，错误地使用这两把钥匙的机会也应该是一致的，如果正如前面讲的，这些失误是由一定的心理因素来决定的话。但是，我后来的观察表明，在这些失误中，更多的是用家里的钥匙去开办公室的门，而相反的失误只有一次，这次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很疲倦地回到家，自己知道有个客人在家里等着自己，当我到了门前时，却用办公室的钥匙去开家里的门——当然，这个钥匙太大了。”
2.我曾经在一个房子里住了6年，每天都要进去两次，我已习惯于站在二楼的门前等候开门，在这一为期很长的时间内，有两次出现了闪失，而且这两次的时间间隔很短，这个失误即在我回家的时候上到了三楼，多上了一层楼——我“爬得过高”。第一次是我回家的时候正沉醉于我一个白日梦抱负，在这个白日梦里，我计划使自己“更上一层楼”。第二种情况是，我在登上三楼的第一个台阶时，甚至连二楼的开门声都没有听见，这时我正在冥思苦想一个问题，当我意识到自己的失误后，企图发现我在思考的问题，我发现我被对我的作品的批评激怒了，有人批评我的作品“离题太远”，而这一点被较温和的表达“爬得太远”所取代。
3.一个反射锤和音叉并排放在我的写字台上多年了。一天，为了去赶一趟火车，咨询结束后便匆忙离开，在明亮的日光灯下，我将音叉装进了口袋，而非反射锤。由于感到自己的口袋很重，我注意到了这个失误，一个人如果没有解释这些细小行为的习惯，无疑会将这个失误解释为当时的忙乱，然而，我一直这样问自己，为什么我拿了音叉而不拿反射锤？我的匆忙应该是我拿正确的东西的动机，而不至于以后还要浪费时间去更正失误。
“谁是最后使用音叉的人呢？”当时，这个问题突然闯入我的脑海，这是一个低能孩子，我曾用音叉去测试其对感觉印象的注意；但他被这个音叉强烈地吸引了，我大费周折才将音叉从他手里要了回来，这是否说我是低能的？显然是这样的，因为我首先由“锤子”联想到了“蠢驴”。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侮辱性的语言？首先，我们对这种情况做一下分析。我要到西部铁路沿线的一个地方去治疗一个患者，根据寄给我的病历，他几个月前从阳台上摔了下来，以后便不会走了。这个通知我的医生写信告诉我，他尚无法确定这个患者患的是脊髓损伤还是创伤性神经症，即癔症，这正是要我确定的，并建议我小心地做出一个差异诊断。我的同事都认为我做出的癔病诊断太轻率了，这有可能导致严重问题的发生。但这也不至于使我使用这个侮辱性的言词。为什么会用这样的言词呢？我想到了这个小车站，几年前我就是在这个地方见到了一个年轻人。他在经历了一次情绪折磨后不能走路了，当时我诊断为癔病，并用心理的方式对他进行了治疗；但实际的情况是这样的，尽管我的这个诊断并非不正确，但也并非正确。患者有很多癔症的症状，这些症状在治疗过程中消失了，但是在此背后的其他的症状却无法通过我的治疗消除。这个症状只能被解释为多发性硬化，在我之后的人是很容易看到这种器质性的影响的，但我却没有能够做出这个差异诊断，留给我的印象是，我似乎出现了严重的失误，我曾许诺这个患者我会将他治好，但这个许诺没有兑现。
我错拿了音叉而非锤子这个失误，如果转化为文字的话，就是这样的：“你这个白痴！你这个蠢驴！这一次诊断时，你可不要再次将患有不治之症的患者诊断为癔症，正如几年以前在同一地方对一个可怜的人的诊断。”这个小小的分析使我发现，这个诊断也与我当时的情绪有关，因为我是在对这个低能孩子治疗的第二天见到这个患有严重的痉挛性麻痹的患者的。
这次的观察发现，在这次闪失动作中，我听到了自己的自贵声，闪失行为是表现自责的一种很恰当的方式：通过这个失误来再现以前的过失。
4.当然，闪失动作还有其他意识不到的目的，如下面的例子。我很少打碎东西，虽然我的动作并不特别灵便，但我的神经一肌肉组织还较完整，因此不会无缘无故地做出这类笨拙的行为，并造成难堪的结局。我回忆不起我曾在我这个房间里打烂过什么东西，虽然由于我的工作室的狭小，我收集的这些陶器、异石放的地方很不恰当，参观过的人都表现出这样的焦虑：我可能会撞着这些东西并将其打碎。但这种事情并未发生，然而，为什么有一天我却失手将我的一个普通的大理石墨水瓶盖子碰到地上打碎了呢？
我的墨水瓶架是由一块安特伯格的大理石做成的，瓶架向下凹出一个槽，玻璃做成的墨水瓶正好放在里面，墨水瓶的上面有一个用同一块石头做成的盖子。在这个瓶架后面，围了一圈铜雕和陶塑，我正坐在桌子前面写东西，拿笔的手莫名其妙地移动了一下，将这个放在桌子上的瓶盖撞到了地上打碎了。
对这一过失行为的解释并不太困难。几小时前，我的妹妹到我的房子里看了我的这些收藏，她非常喜欢这些东西，并且说：“你的这个写字桌现在太有吸引力了，只是这个瓶架不太相称，你应该有一个漂亮的。”我和她一起出去，几个小时后才回来。当我回来后，也带回了对这个可憎的墨水架的责难。从我妹妹的话里，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下一个节日里，她要将一个漂亮的墨水架作为礼物送给我，我打碎这个使人讨厌的旧的墨水架的目的是否是要她实现隐藏在背后的这个意图呢？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仅仅是表面的闪失，事实上这是一种很巧妙的、有很好的指导的失误；而且这个失误是很容易被理解的，因为你并没有打烂周围其他的贵重的东西。
事实上，我认为，我们必须接受这种对表面看来是笨拙的偶然行为的解释，粗看来，人们做出的行为很粗鲁，像痉挛性的失调动作；但这些动作却由一种意向或动机所控制，而通过有意识的行为，人们一般又不能达到这个目的。这样的行为有两个特点——粗暴和无过失的目的——与癔病神经症的行为表现是一致的，部分类似于梦游症的动作特点。但是，在3种情况下，决定这个活动的神经过程仍不明确。
另一个自我观察是由安德—卢姆夫人（L.Andreas—Salome）报告的，这个例子表明，在这个“笨拙”的行为中，一些隐藏的动机在顽固地活动着：
“有一个时期，牛奶吃紧且价格昂贵，但我发现在煮奶的时候一再地将奶溢出，这使我感到非常吃惊和烦恼。我力图改善这一行为，但收效甚微，尽管我在做其他事情时并没有心不在焉的表现。如果在我可爱的小狗（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为它取名叫‘Druzhok’，俄语是‘朋友’）死后，我做出这样的行为尚有情可原；但是，使人惊讶的是，在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我从没有泼过一滴奶。我对此的第一个联想是：‘那很幸运，因为那些泼到地上的牛奶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同时，我眼前出现了我的‘朋友’，它眼巴巴地看着我做饭，它的头倾向另一侧一点，尾巴在期望地摇摆着，很有信心地等待着这个壮观的失误的发生。现在，一切都清楚了，而且我认识到，我比我意识到的还要喜欢它。”
最近几年，当我收集这些观察到的现象的时候，我出现了较多的打烂贵重物品的经历，对这些情况的研究发现，对我而言，这并非偶然。例如，一天早上，当我披着睡衣，穿着拖鞋穿过一个房间的时候，我屈服于一个突发的冲动，将一只拖鞋甩到了墙上，结果使挂在墙上的漂亮的维纳斯大理石像打烂在地上，在它摔成碎片后，我引用了布奇的这句诗：
“Ach！ Die Venus ist perdu——
Klickeradoms！——von Medici！”
我的这一粗暴行为，以及对这个破坏的平静的接受可以通过当时的情景得到解释。我的一个家人患有重病，我已经对他的康复失去了信心；但那天上午，他的病情却有了明显的好转，我对自己说：“他好歹活了过来。”我的这个破坏性的愤怒情绪表达出我自己感谢命运的这种安排的心情，而且要让我做出一些“祭祀活动”——好像我做过这样的许诺：如果他能够恢复，我一定要以特定的方式表示感谢。选择麦第斯的维纳斯作为祭祀品正是对这种感激的表达，但是使我感到惊异的是，我做出的决定是如此的迅速和果断，目标又是那样的准确；同时，又避免了附近其他东西的损伤。
关于打碎东西，我还有一例。有一次，我在用墨水瓶的时候，这个瓶子却掉在地上打碎了，同样也有做祭祀品的意义。但是，在这个情况下，打烂这个东西是作为安慰性祭祀品，以避免厄运的产生。情况是这样的，我曾经指责我的一个忠实的朋友，我依据的是他潜意识表现出的一些信息。这却把他激怒了，他写信给我说，不要用精神分析的方式对待你的朋友。我不得不承认，他是对的，并写信去安慰他，在我写信的时候，我的这个最近的收藏品——墨水瓶——就在我的前面，一个玻璃制作的漂亮的埃及雕塑，结果将这个东西失手打破了。之后，我马上发现，我做出这个闪失行为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幸运的是还能够将这些碎片组合起来——友谊有如这个雕塑——因此它的破坏并不太重要。
第三次打碎的东西似乎微不足道，它只不过是一种伪装的“歉意”——借用了维奇尔（Vischer）在小说“Auch Einer”的表达方式——对待不再欣赏的物品的方式。有段时间，我一直用着一个有金属手柄的拐杖。有一次，这个很薄的金属柄被打坏了，尽管不是我的过失，但这个金属的东西几乎无法修补了，可我还是去修了。当这个拐杖回来后，我用它做自己的腿很顽皮地去追我的一个孩子，结果又打破了，这样我不得不将它放弃。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接受这一破坏性结果的平静心态，只能表明，在这一特殊的行为背后存在着潜意识的目的。
通过对打破东西这一细小的行为原因的调查，人们会发现，除了这与当时特定的环境有关系外，这一行为还与其以前经历有关系，下面的这个由杰克尔（Jekels，1913）分析的例子便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