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9月初，郁达夫携妻子孙荃抵达安庆。过去一直分处异地的夫妻如今终日相守，过上了比较稳定、正常的夫妻生活，这对于四处飘零的郁达夫和独居乡间的孙荃来说，都是来之不易、十分珍贵的。
可没过多久，郁达夫便越来越感到消沉、苦闷，烦躁不安。
其一是因为学校里的课程枯燥乏味，每次去上课他就像囚犯上着刑具被提审拷问一样，胸中直感到一种被压迫的痛苦。在他看来，教书这一因生活所迫而“贩卖知识”的行当简直就是有识无产阶级最苦的职业；其二是因为他在《创造》
季刊创刊号上发表的小说《茫茫夜》也像他的成名作《沉沦》
一样，一经发表就受到一些人的批评、指责甚至人身攻击，他周围的一些同事也对他另眼相看，冷嘲热讽。
一个懦弱的社会的受难者，在家庭内却往往是一个凶恶的暴君。工作上不顺心，在社会上受了虐待、欺凌、侮辱和伤害之后而又无处发泄苦闷和悲哀的郁达夫，常常将郁积在胸的愤懑回家倾泻到妻子身上。可怜原来就十分柔弱的孙荃竟渐渐地成了一只无罪的羔羊，日日在那里替社会赎罪，这种暴君的粗暴行为随着孙荃因怀孕的身体一天天地重起来，郁达夫受到的刺激越来越多而愈演愈烈。
“你去死！你死了我方有出头的日子。我辛辛苦苦，是为什么人在这里当牛做马呀。要只有我一个人，我何处不可去，我何苦要在这死地方做苦工呢？只知道在家里坐食的你这行尸，你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生存在这世上的呀？……”
胸中的悲愤发泄完后，他又立即自痛自责起来：“啊啊！
我在社会上虽是一个懦弱的受难者，在家庭内却是一个凶恶的暴君哪！”
每当这时，他又会上前去抚爱孙荃一番，并用柔和的声气向她道歉，把他之所以生气的原因——社会对他的虐待、凌辱一一细细地讲给她听：
“不知究竟是结婚的罪恶呢还是社会的罪恶，若是为结婚了的原因而起的，那这问题倒还容易解决；若因社会的组织不良，致使我不能得到适当的职业，你不能过安乐的日子，因而生出这种家庭的悲剧的话，那我们的社会就不能不作根本的改革。”
孙荃毕竟是一位很“传统”的旧式女人，具有那种旧式女人特有的柔顺的气质和性格。因此，每当郁达夫情绪冲动之时她不仅毫无怨言地一一承受，而且在听了达夫的娓娓叙说之后，反倒替他抱着不平，并十分悲伤地为他痛哭。最后的结果，总是两人相对而泣。
就在这笼罩着悲哀和忧患的这年秋天，他们那共同的骨肉——长子龙儿没有足月便早早地降临了人世。看着这身体虚弱、爱发脾气、哭闹不已的小生命，郁达夫似乎一点儿也没有初做父亲的那种快乐，反倒感觉肩上的重负更重更沉了：
“唉唉，我既生到了世上，受这样的社会的煎熬；正在求生不可、求死不得的时候，又何苦多此一举，生这一块肉在人世呢？”
1923年2月初，郁达夫辞去了安庆的教职，去北京他的长兄郁华处小住。在北京，他曾计划去苏联，后未果。托哥哥在某银行里谋了一个位置，但偏偏时运不巧，为了政治上的问题，那家银行一直未能开张。于是，他只得再回安庆，日日闲居在家喝酒生闷气。喝醉之后便又大骂一通妻子孙荃和那出世仅几个月的龙儿：“你和小孩就是我的脚镣，我大约要为你们的缘故沉水而死的。我要你们回故乡富阳去，你却总是不肯。”
有一天晚上，喝过酒他又如此这般喋喋不休地骂了一阵以后，已经朦朦胧胧有了一些睡意。躺在床上半睡半醒之间，他隐隐约约仿佛听见妻子低声在和小孩说话：
“……你要乖些……要乖些……小宝睡了吧……不要讨爸爸的厌……不要讨……要……要……乖些……”
透过薄薄的蚊帐，他看见妻子坐在油灯下揩泪啜泣。
不久以后，他终于下定决心要带着妻子和龙儿一道回故乡富阳去。他想，家里虽则不是豪富，但不管怎么说，养活一家三口的几颗米总还是有的。况且，这一年多来的亲身经历也说明，在目前中国这样的社会中，谅来也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唉唉，功名富贵又算得了什么！若为一点毫无价值的浮名和几个不义的金钱，却要把良心拿出来去换，以牺牲他人做我的踏脚板，那又何苦呢。”
动身的前几天，他特地陪妻子去安庆几个值得纪念的地方逛了一次，并对回家以后的生活作了认真的筹划和设想。
谁知这种直到登船以后仍然十分坚固的决心在他们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就在郁达夫的心中动摇了。
1923年3月，郭沫若从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后携带家眷回到上海，仍然住在去年他和郁达夫共同住过的民厚南里。郭沫若本来应该与郁达夫同时毕业，但因他曾为组建创造社的事务回上海奔忙耽误了半年时间，结果毕业也就比郁达夫晚了一年。
郁达夫从安庆抵达上海的第二天，同妻子、龙儿一起拍了纪念照，吃了午饭，便立即拜访了刚从日本回来的郭沫若。
郁达夫把自己准备回乡的计划告诉了他，郭沫若未置可否，只是指着自己的三个小孩说：“你看看我，我是怎么也不愿意逃避的。我的羁累，岂不是比你更多吗？”
一听这话，郁达夫立刻又十分难受起来。原本就好胜心强的他，毕竟是不甘扮演兵残垓下，形同落水鸡似的这样一出“还乡记”的。回来以后，他辗转反侧，一夜都未曾睡着。
内心的愁闷，竟使他一连三天都默默不语。
第三天晚上，妻子似乎知道了他的心事和难处，就对他说：“你不要急得这样，你就一个人住在上海吧。你只须送我和龙儿上火车。我想明天就搭午后的车回浙江去。”
说完她就开始收拾起行李。听了妻子的话，郁达夫的心里立刻又充满了无限的悲伤和愧意：“啊啊！我的女人！我的不能爱而又不得不爱的女人！我终觉得对你不起！”
他眼睛里涌着两泓清泪，只是默默地讲不出话来。
第二天，他将孙荃和龙儿送上了火车，车开动的时候，他忽然发现，孙荃的眼下左颊上有一条痕迹在那里发光。
车去远了，月台上的人都出去了，他一个人落在最后，慢慢地走出车站来。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他心里忽然觉得这次分别是如此特别地伤感，仿佛以后不能与她再见的样子。
想到这里，他心酸极了：“啊啊！我这不祥之语。我在外边只希望你和龙儿的身体壮健，你和母亲的感情融洽。我是无论如何，不至投水自沉的，请你安心。你到家以后千万要写信来给我的哩！我不接到你平安到家的信，什么决心也不能下，我是在这里等你的信的。”
送孙荃及龙儿回富阳的那天正是1923年4月6日——清明节。将他们送走以后，郁达夫立即回到民厚南里。这时，除郭沫若刚从日本毕业回到上海以外，创造社的另一位大将成仿吾也已于去年底从长沙返回上海。自此，创造社的三巨头为了创造社的事业朝夕相处，共同度过了半年时间。
这半年时间是郁达夫最紧张、忙碌的一段时间，也是创造社成立以来最活跃、最兴旺的全盛时期。
除已经出版的《创造》季刊外，他们又于1923年5月创办了《创造周报》。于是，他们三人一面执笔创作，一面编辑稿件，投入了更加紧张的工作。他们当时紧张、忙碌的状况，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也有具体的描述：
每周要发一次稿，我们最争的是头一篇，三个人轮流着做，都感觉着有点青黄不接。又要由自己校对，自己跑印刷所。礼拜一发稿，礼拜三送初校，礼拜五送二校，礼拜六送三校，礼拜日出版。弄得整整一个礼拜全没有空闲的时间，真真如坐在囚船上的奴隶一样，动也不能动一步。
这年7月，他们又应《中华新报》之约，每天替它编一版文学副刊，定名为《创造日》，主要由郁达夫、成仿吾主持。
短短几个月，创造社从季刊到周报，再到日刊，三种刊物同时刊行并且销量不断增加，他们的辛勤劳动赢得了社会和广大青年学生的尊重和崇敬，创造社的声誉也随之日益提高。但另一方面，异常紧张、忙碌的工作也使他们感到十分疲惫，时有“青黄不接”“疲于奔命”之感。
当时，他们三人都没有其他正式职业，没有固定的收入，泰东图书局也没有与他们议定正式的薪水，全凭老板的高兴，或多或少地施舍一点零用钱，再加上对于是否接受《中华新报》之约，编辑《创造日》，郭沫若与郁达夫、成仿吾之间一开始就有分歧。于是，经济上的捉襟见肘和工作上的匆忙、仓促使三人之间产生了一些微妙、模糊的感情摩擦。
寂静的夏夜，黝黑的天空淡映着几颗残星。郁达夫静静坐在桌前，脑中的思绪也正像他手中的香烟冒出的缕缕青烟，绵绵不绝。他想起了送走妻儿以后这几个月半失业的生活，也想起了妻子回到家以后写给他的信中的一些片断：
我从来没有一个人单独出过门，那天晚上，我对你说的让我一个人回去的话，原是激于一时的意气而发，我实不知道抱着一个六个月的孩子的女人的单独旅行，是如何苦法。
那天午后，你送我上车，车开之后，我抱了龙儿，看看车里坐着的男女，觉得都比我快乐。我又探出头来，遥向你住着的上海一望，只见了几家工厂，和屋上排列在那里的一列烟囱。我对龙儿看了一眼，就不知不觉的涌出了两滴眼泪。
龙儿看了我这样子，也好像有知识似的对我呆住了。跳也不跳了，笑也不笑了，默默的尽对我呆看。我看了这种样子，更觉得伤心难耐，就把我的颜面俯上他的脸去，紧紧的吻了他一回。他呆了一会，就在我怀里睡着了。
火车徐徐前进，我看看车窗外的野景，忽而想起去年你带我出来的时候的景象。啊啊！去岁的初秋，你我一路出来上A地去的快乐的旅行，和这一回惨败了回来的情状一比，当时的感慨如何，大约是你所能想得出的……想到这里，一股凄凉寂寞的感觉袭上郁达夫的心头，渗透了他的全身：“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但是我的事业，我的境遇，我的将来，啊啊，吃尽了千辛万苦，自家以为已有些东西被我把握住了，但是放开紧紧捏住的拳头来一看，我手里只有一溜青烟！”
这年秋天，北京大学因陈启修(陈豹隐)教授要到俄国讲学，邀请郁达夫去担任北大讲师，接替他教授统计学。郁达夫因为自己是东京帝大经济学部毕业，再则当时他毕竟没有固定职业，半年来一直处于半失业状态，一家大小生活无着，去北大任教，毕竟可以有比较固定的收入，于是他就答应了北大的聘请，准备北上。
对于郁达夫的这一决定，郭沫若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郁达夫是创造社的一根擎天柱，他一走，原本就在勉强维持的《季刊》《周报》《创造日》将难以为继、濒临危殆。但成仿吾却赞成他去：“我们都集中在这儿也不是办法。现在要用散兵线，散到各处去开拓。”
“那么，几种刊物怎么办呢？”郭沫若担心地说。
“最好是停办！”也许是因为迫于生计，郁达夫不假思索地说道。
“到了北京不好再寄稿来吗？”郭沫若对郁达夫的果断、干脆感到意外和伤心，好像费了几年心血养成的几个儿子，就要被一刀砍成两段一样。
“不停办我是不寄稿的！”郁达夫说得更决绝，甚至有点声色俱厉。
成仿吾没有说话。郭沫若也没再说什么，他知道，既然郁达夫心意已决，再多的劝阻和挽留也无济于事了。这是继是否创办《创造日》的意见分歧之后，郭沫若和郁达夫之间的第二次龃龉，而且与前一次相比，这一次似乎是更明显地爆发，这自然使郭沫若感到很不愉快。
1923年10月初，在这薄寒浅冷的季节，一个泣别伤离的日暮，扬子江头，数声风笛，郁达夫又踏上了天涯漂泊的旅途。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轮船也愈行愈远了。坐在船中，看着两岸渐次模糊的风景，郁达夫又忽然想起了家中凝神遥望的妻子，想起了乳母怀中那牙牙学语的龙儿，也想起了送他上船刚刚离去的几位朋友：“啊啊，沫若呀，仿吾呀，我们本来是反逆时代而生者，吃苦原是前生注定的。我此番北行，你们不要以为我是为寻快乐而去，我的前途风波正多得很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