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2日的午后，三北公司的靖安轮驶出吴淞口，径直向福州方向缓缓南行。
夜里，海上风平浪静，天空月华流照。此时此刻，正在甲板上来回踱步的郁达夫，心里却并不平静。清凉的海风轻轻地吹拂着他的脸庞和长发，也吹动了他绵绵不断的思绪。
他殷殷地想起了家，想起了十多个小时不见的王映霞，也想起了临行前昨晚他与王映霞那场无谓的口角和争执。
据王映霞在《半生自述》中说，这次口角和争执还是他们移家杭州以后的第一次：
他临行的前一晚，我提出想陪他到上海，亲自送他上靖安轮。我怕他到上海之后若不马上上船，则身边这一点仅有的旅费将必然无计划地用完。但他却不愿，怕我匆忙间的一趟来去，劳神而又伤财。双方的出发点都不坏但却闹了一夜，谁也不让谁，坐到天明。看看开车的时间将到，才决定了让他一个人走。不过在送他上火车之后，我赶到旗下曹律师的住处，接通了上海靖安轮的长途电话，得到了的确已有这样的一位乘客上船的消息后，才安心。也总算尽到我的责任了。
尽管这次口角和争执的起因微不足道，但对双方之间的感情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两人的心里都为此隐隐作痛、郁闷难遣。特别是郁达夫，当他在靖安轮甲板上来回踱步的时候，一面为昨晚那场无谓的争执后悔，觉得不该和她多闹这一番，一面也不禁想起他们相恋、结婚近十年来遇到的种种波折和风雨。
当初，郁达夫对王映霞“一见倾心”的爱情是热烈而又真诚的，也正因为如此，这对才子佳人才经过不长时间的热恋，经过种种波折而终于成为人们羡慕不已的“富春江上神仙侣”。但另一方面，他们由相恋到结合的时间毕竟太短了，前后总共仅有一年的时间，动荡的社会环境、复杂的家庭背景以及年龄、性格上的差异，使他们的婚姻基础一开始就显得过于单薄和脆弱。
早在1927年底至1928年初他们结婚前后，就有两件事情引起了王映霞的不快。
其一是1927年9月，郁达夫违反了他对王映霞许下的诺言，在没有告知并征得她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出版了具体、详细地记载了他们恋爱细节的《日记九种》。王映霞认为，他的这种处处为自己打算的举动实在过于自私，她在《半生自述》中写道：
这年九月，达夫的《日记九种》出版了，这是他半年多来生活思想真正的记录。他的日记的出版，事前我并不知道，他之所以不让我知道，主要是希望我和他在感情上从此不再发生旁的枝节。他觉得光用公开的仪式似嫌重力不够，这样地将生活细节公布于众，我就不能再作漏网之鱼。这是他个人的想法。我读了《日记九种》以后却感到他处处为自己打算，至于当时，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发现了这样件大胆而新奇的事，人们将以何种目光来看待，他没有想过，也没有关心过。因此，我为之不快了好多天。而且，还有过一段消沉的时期，不大愿意和他同进出，少说话，并有近于后退的打算。但是我究竟还年轻，所懂的还是太少，一时想过恨过，也就算了。一时间闷在心头的恶劣情绪，过了不久，就被他的热情所融化。
其二是他们结婚时，王映霞的那块“心病”——郁达夫曾信誓旦旦保证过的——与孙荃正式离婚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对于郁达夫来说，要与已给自己生儿育女的结发妻子孙荃离婚，真是太难太不现实了，或许他根本就无法开口。他的长兄郁华曾多次写信给他，对他的行为大加痛斥。在他看来，他与王映霞的恋爱与结婚能够得到家人(包括孙荃)的默认就已相当不易，若再进一步提出与孙荃离婚，遇到的困难和麻烦也将可想而知。但对王映霞来说，如此不明不白、糊里糊涂地就嫁给郁达夫，也未免太随便、太委屈了一点。她毕竟是受过一定教育的有知识的女性，怎么能甘于偏房乃至小妾的地位！但是，随着他们之间感情的突飞猛进的发展，王映霞的“心病”还没来得及彻底地解决他们就已宣告结合了。
最后，生米煮成了熟饭，在现实面前，王映霞也不得不接受故乡有一位结发夫人、外面再有一个夫人这种“两头大”的处境。尽管这种情形当时在社会上是十分普遍、不足为奇的，但在王映霞看来，她付出的代价还是太大了。同时，这种社会转型时期特有的复杂婚姻关系也给郁达夫和王映霞的婚后生活投下了阴影。
郁达夫一向嗜酒如命，一看见酒，他总是十分贪杯。而王映霞则认为，酒能伤神，也能乱性，酒后往往会说出许多不该说的话，做出许多不该做的事。于是，婚后，她总是劝郁达夫少饮一点酒，为此，两人还多次发生不大不小的争执甚至感情上的摩擦。
婚后不久的一个寒冬腊月的一天，天空大雪纷飞，地面积雪盈尺，一位朋友来请郁达夫一起去浴室洗澡。郁达夫走后，王映霞从下午等到傍晚，又从傍晚等到午夜，一直不见郁达夫回来。虽然她心里焦急万分，担心他会出什么意外，但在这大雪封门的午夜，她也无可奈何。黎明时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她从睡梦中惊醒，她匆匆起床开门一看，只见一个陌生人扶着满身都是冰雪的郁达夫站在门前。
“清早我因事路过赫德路，见嘉禾里口的马路上倒卧着一个人，慌忙扶他起来一看，才知道是醉酒。叫醒以后，问明了住处，我就把他扶来了。”陌生人一面说，一面将郁达夫踉踉跄跄扶进了客堂间。
连声道谢地送走了那位好心的过路人之后，王映霞立即煮姜汤，洗棉衣，足足忙活了一整天。原来，郁达夫洗完澡后，又被那位朋友拉去一道喝酒，晚上回来时竟因醉酒而在冰天雪地的马路上过了一夜，这使王映霞又气又恼。从这天起，她给郁达夫订下了一条“规矩”：以后不管什么朋友来邀他出去吃饭或喝酒，都一定要求他们负责送他回来。否则，就下“禁令”不许他出去。起初，这样的约法三章还很有效，可时间一长，不仅得罪了朋友，也使郁达夫感到厌烦和恼怒，有时一气之下，他竟然会莫名其妙地离家出走。
1930年夏日的一天，郁达夫的二兄郁浩从富阳来到上海。在郁氏三兄弟中，郁达夫与二兄的感情较为亲密，所以兄弟相见，分外亲热。王映霞也略备了一些酒菜，让郁达夫陪二兄喝几杯。
酒过三巡，王映霞见他们喝得差不多了，就劝他们不要再喝。
“我们大家吃饭吧。”她说。
此时，郁达夫酒兴正酣，中途被王映霞打断，他感到大为扫兴。顿时他便露出一脸的不快，只穿了一身中式的单衫单裤就悻悻地出了门。
他离家出走了。他会到哪里去呢？
第二天傍晚，正处于焦急和懊恼之中的王映霞突然收到一封郁达夫发自宁波的电报：“钱和手表被窃，速送一百元来宁波。”
一见电文，王映霞真是又气又急。想到他竟然不打招呼就离家出走，王映霞万分气恼之下真想不管不问地由他去；可是一想到他的安危，王映霞便又显示出柔弱善良的本性。
她设法筹齐一百元钱立即赶到十六铺码头买票上船，连夜赶赴宁波。可是次日黎明，船抵宁波，她匆匆忙忙地找到他的住处，将一百元钱送到他的手上时，他竟若无其事、不紧不慢地“哦”了一声，说：“我们一起到普陀去玩几天，再回上海好不好？”
郁达夫的这次离家出走，大大伤害了王映霞的感情，她似乎隐隐地觉得，这个使她付出极大的代价，通过几年的辛苦经营才建立起来的家，已不再是她的家了，她感到心酸，感到来日之渺茫。这件事的最终结果，王映霞在《半生自述》
一文中也有所交代：
达夫有绝世的才华，可是脑筋一转，脾气一发作，他也就不会顾及前后，控制不住自己。他很知道这回是做错的了，他亦了解这件事之在我精神上留下的伤痕，是永远无法消除的。祖父从杭州赶来了。他知道祖父是当年我们婚约中仅有的一个应允者和促成者，而今事实摊在眼前怎么办呢？祖父问他：“达夫！你说应该怎么办？”他无言以对，写了一张保证书交给祖父。祖父用信封封好，交给了我。他们二人作长谈，从深夜谈到了天明。第二天，达夫请来了律师徐式昌和北新书局经理，当着众人的面，亲笔写成了一式三份的“版权赠与书”。律师、书局和我三方各执存一份。于是，从表面上看，这件事似乎暂告一段落了，然而物质是交换不到我的感情的。
如果说以上的感情摩擦主要还是他们两人的性格和生活习惯的差异所致，虽有切肤之痛，但对他们的婚姻关系一时还不至于有致命的危害，那么1931年春郁达夫的富阳之行，则是使王映霞感到最为恼火、忍无可忍的行为。
1931年春，郁达夫受到白色恐怖的威胁。接到警告以后，他就仓促逃离了上海。他先是在杭州逗留了几天，后来偶然间遇见了一只扫墓的行舟，于是，他乡愁一动，就定下了归计，随船回到故乡富阳小住。
当时，他的结发妻子孙荃和他们除夭折的长子龙儿以外的其余三个儿女——长女洁民(幼名文儿)、儿子天民(幼名熊儿)、小女正民(幼名胖妞)早已从北京一起回到了富阳。也正因为如此，郁达夫的这次因避难而促成的故乡之行，大大激怒了王映霞。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知识女性，她无法容忍他与自己结婚后，又再回到他的结发妻子身边，尽管他们并没有正式离婚。
在王映霞看来，郁达夫的这次富阳之行，对他们的婚姻关系，对自己的思想和情感都是一种致命的打击。她常常孤独苦闷地想起结婚前母亲对她的劝诫，也想起了孙百刚夫妇等师长、亲友、同学对她的忠告和轻视。她对自己付出的代价和获得的一切感到寒心和悲哀，她过去的那种热烈的真诚的感情在渐渐消逝，一种深深的失望和幻灭的情绪笼上了她的心灵。
自此以后，王映霞的胆量大了不少，做了许多郁达夫所不愿意她做的事。比如去探望几个独身的同学，告诉她们自己的痛苦，与她们通信或一起出游等等，总之，她再也不像前几年一样地老是死守在家中了。
有时，王映霞在愤激之余，甚至产生了一些“危险”的打算和“复仇”的冲动。
当然，1936年2月2日的夜晚，当郁达夫站在向福州方向缓缓南行的靖安轮的甲板上，回顾他与王映霞恋爱、结婚近十年来的风雨历程时，他还没有觉察到王映霞内心深处这种潜藏已久的“复仇”心理，直到两年以后，他才意识到，他这次应福建省主席陈仪之招，只身南下，实在就是他毁家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