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还在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时，就曾隐约地产生了一种愿望：毕业后要编着一本郁达夫传记。
从那以后，我便开始有意识地广泛搜集郁达夫的生平史料及有关郁达夫的研究文章。当时，由于种种原因，郁达夫的研究工作刚刚从停滞状态恢复、起步，不仅有关史料、研究文章凤毛麟角、不可多得，就是要找一套作品收集完备的《郁达夫文集》也非易事、颇费周折。但尽管如此，我还是借助校图书馆，做了一些最初的资料准备工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我还没有买到王自立、陈子善先生合编的《郁达夫研究资料》(上、下)，连一份粗略的郁达夫年谱也没有时，我曾花费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每晚都去校图书馆资料室，从曾华鹏、范伯群先生合着的《郁达夫评传》一书中，摘录、整理了一份比较详细的郁达夫年谱及有关大事记。
1986年7月，我从安徽师大毕业分配到铜陵财专（现铜陵学院）工作后，尽管环境、条件均有诸多局限，但仍坚持不懈地进行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先后从新华书店及有关出版社购得《郁达夫研究资料》(王自立、陈子善合编)、《郁达夫评传》(曾华鹏、范伯群合着)、《郁达夫传记二种》(日本人着)、《郁达夫新论》(许子东着)、《郁达夫日记集》(胡从经编)、《郁达夫小说全编》、《郁达夫散文全编》、《郁达夫诗全编》等多种书籍。毕业之前，同班好友，后考取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现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工作的孙宏林先生，又将他珍藏的一本《达夫书简》赠送给我。此外，在一心“淘书”的过程中，我还先后在书店及旧书摊上偶然觅得王映霞的两篇极有价值的自传：一篇是《半生自述关于郁达夫思想和生活遭际的一些情况》(载朱明雄编《传记文学选》第一卷)，另一篇是《第二个四十年》(载《名人传记》1988年第十期)。这样，大约到1991年，有关编着郁达夫传记的资料准备工作已比较充分。但尽管如此，我却没有急于动笔，因为对于书稿的内容与形式，我还一直处于酝酿、构思阶段，没有最后确定下来。
通过对多达12卷的《郁达夫文集》及其他有关资料的认真阅读、分析和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动荡不安、风云剧变的时代背景，清新壮观、绮丽秀美的家乡山水，坎坷艰辛、曲折多变的人生经历，汹涌庞杂、良莠并存的东西方文化，以及郁达夫本人聪慧的才智、丰富的情感、纤敏的神经、柔弱的气质等等，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使得他无论人格与作品还是思想与情感都呈现出一种缤纷斑斓、变幻不定的色彩。其中，尤为令人注目的是，他与诸多女性之间浪漫多姿、跌宕起伏的情感纠葛，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他短暂、曲折的人生历程，同时也在他的小说、散文、自传、诗词、书信、日记等作品中都留下了鲜明、独特的印记。可以说，郁达夫一生都在为女性而苦恼着。在他短短的50年的生命旅程中，他先后结了三次婚，但对他的一生产生过影响的女性却远远不止于三位。
循着这一思路，我感觉到以郁达夫的情感历程为线索编着一本小书，详细、具体地梳理、勾勒一下他与诸多女性之间的感情纠葛，可以从特定的角度反映郁达夫一生的一个侧面，同时对近年来陆续出版的一些郁达夫传记和评传也是一种必要的补充。
书稿的内容和角度确定以后，写作起来就比较顺畅。初稿完成后，我专程送给我大学时的老师——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谢昭新教授审阅。令我感动和不安的是，谢教授不仅从繁重的教学、科研和行政事务中，忙中偷闲地认真审阅了书稿，而且欣然为我作序，且多鼓励、溢美之词。此外，江苏文艺出版社编审郭济访先生也非常热心地帮我审阅了书稿，并多次来信，对本书的体例、内容等提出了许多具体、详细的建议。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在编着过程中，除了直接、间接地参考引用郁达夫本人的小说、散文、自传、诗词、书信、日记等各种作品以外，还广泛涉猎、借鉴了其他有关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那些曾经与郁达夫一同工作或生活过的人们所撰写的回忆文章，特将有关参考书目列于书后，并致以诚挚的敬意和谢意。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这是1985年北京举行的纪念郁达夫殉难40周年座谈会上，胡愈之对郁达夫为国捐躯所作的评价。今年12月7日是郁达夫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在此谨向为了民族解放事业而光荣牺牲的中国现代文学家郁达夫表示崇高敬意和深切悼念！
王祥龙
200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