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后来孙以桐离职，与他的朋友开了一些公司，最后被卷入“彰滨弊案”。由于他俩关系匪浅，孝勇也被连带认为是幕后黑手。事实上，这个弊案虽确有“特权”介入，但是这些人并不如外界所想的那样有权有力可以翻云覆雨。
但在那时候，舆论、公信力以及蓄意的政治攻击就足够将一个逐渐失去力量的家族打击到。“人走茶凉”的定律在这一次政权的角逐中又一次得到了体现。成王败寇的是非观，关注的只是谁是胜利者。失去蒋家庇佑的孝勇，完全暴露在对手的打击之下，是非不断、纷争不休，最后看尽各种丑态的他心灰意冷，背着家人悄悄地办理了移民手续，准备远赴加拿大。
这个时候的方智怡完全不知道孝勇的打算，因为孝勇平日从不跟她说这些，她也极少过问他的事业，但是虽然不说，其中原委她心里还是明白的。方智怡是蒋家少有的会以强悍的姿态扞卫家族的媳妇，这次事件，她明白孝勇受了多少委屈，她也知道自己一定要站出来陪他一起度过这段难熬的时间。所以，当媒体带着嘲讽和责问的汹涌而来时，方智怡勇敢地站出来，并做了积极的应对。她在采访中表示，每个人在社会上都会有许多同学、同事、朋友、领导，但是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不一定和自己有关，自己也不可能全部了解。她认为因孙以桐的行为扯上孝勇实在是一件不公平的事，况且自孙以桐从孝勇身边离开后，两人就已经断绝了同事关系，说孝勇是幕后黑手，只是一种污蔑性的谣言。
可是在那个时候，这样的呼声却被当成了狡辩。就在方智怡为这件事绞尽脑汁的时候，孝勇忽然宣布，两周内我们搬去加拿大。虽然最早提出移民的是方智怡，但是这时候忽然宣布移民计划，还是让一家人都傻了眼。但是孝勇向来都是考虑周密而言出必行的，于是方智怡惊讶过后，就开始以最快的时间收拾行李，着手了解加拿大一些事宜。
后来她跟孝勇沟通，才知道原来孝勇早就有此意愿。
一是因为儿子的学业问题，不想继续因为他们就读“特殊”学校而被周遭的人孤立；另一方面，恰好方智怡的姐夫张春望已经移居加拿大，孝勇看着机会正好，早就开始着手做这方面的准备了。但是那个时候蒋经国身体不好，手上的事情全部交由蒋孝勇打理，既然蒋经国不允口，孝顺的孝勇也就暂时打消了移民的念头。而等到蒋经国过世，移民的时机也就成熟了，于是他先带着全家去加拿大度假，然后在张春望的帮助下在加拿大设置了私人公司，然后返回台湾。1989年2月中，他接到了加拿大的移民通知书，离开的日子已近在眼前。
方智怡在旧历年前，忍痛安排好怡兴花苑的事务，在家忙着整理行囊，挑选新居用的家具，直到离开的前一日才匆匆赶到托儿所，在下课前与小朋友们告别，让小朋友们乖乖听阿姨们的话，然后强忍着回头的冲动即刻离开。
1989年3月8日，中正机场的登机门，蒋孝勇一家四口，表情各有不同。蒋孝勇面色轻松愉悦，孩子们有留恋和茫然，而方智怡更多的却是不舍。但是该来的还是会来，随着飞机的升空，送行的人们知道，他们真的离开了。
万里之外的新乐园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飞行，一家人终于抵达了蒙特利尔。他们一下飞机看到的便是一片冰雪晶莹的世界。加拿大冬天很长，让久居台北的孝勇一家极不习惯。加上他们买的房子位于一个山坡，除开百坪的室内面积外，还有一个三百平的院子。这么大的一个房子，这样的的气候环境，谁来做家务？由于方智怡在台北是完全十指不沾阳春水，所以除了简单的家务，初到加拿大时下厨等复杂事务全是孝勇干，但是在孝勇的教导和自己的钻研下，方智怡很快烧出一手好菜。至于其他简单的杂事则由全家分摊。
白天，他们外出采购，布置新居，一家人在一起热热闹闹，特别温暖。等到家里事务都安定了，孩子也都去上学了，两个大人忽然感受到空虚的滋味。为了避免无聊，孝勇开始整理他父亲和祖父的笔记。方智怡则在帮他整理的同时，也偶尔电话“遥控”下怡兴幼稚园的事业进展。
转眼间，冬去春来，日子在逐渐恢复生机的庭院中辗转而过，加拿大的家庭花园俨然又成了另一个怡兴花苑。
1990年，方智怡又得一子，取名友青，原本的平静安逸的生活又一次被打破了，两人又回到了忙乱而充实的时光。
就这样，他们怡然自得地过了五年。1993年，蒋孝勇又一次收拾行囊，为了孩子的教育问题，举家移居美国。
为了离母亲更近一些，蒋孝勇选择了华人很多的旧金山。
这处住所风景秀丽，与外界接洽良好，相对的，方智怡的活动范围也扩大了许多。她募捐善款，加入华人教会，接受电视台的访问，还陪同父母去往北京旅游。在这次旅游中，她还专门到中国少年儿童活动中心考察少儿教育，并捐赠了一批幼教丛书。
然而，平静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更大的风暴即将爆发。
短暂的聚变以及未完的结局
蒋家男人的短寿宿命似乎真的难以打破。在孝勇的两位兄长先后病逝之后，他自己也难逃此劫。
1995年12月，蒋孝勇在旧金山的寓所内忽然口吐鲜血，方智怡见状立刻电话到“荣总”。圣诞节之后，孝勇只身回到台湾接受检查。经证实，是食道癌第四期。蒋孝勇当机立断，决定手术。他在电话里简单地对妻子说明了情况，方智怡听后方寸大乱，完全不能接受这个噩耗。紧接着，她回过神来，放下手中一切事务，立刻返回台湾。
由于发现得太晚，这次切除手术虽然成功，却没法阻止癌症的扩散和转移，院方开始使用药物化疗。化疗是个痛苦的过程，医生开的药也很猛，因此孝勇的不适反应非常强烈，整个人明显瘦下来。方智怡日日守在他身边，变着法儿地给他做开胃的饭菜。孝勇依旧在坚持，方智怡看着他日渐消瘦，心里不是滋味，每每心痛难忍又不能表现出来的时候，她都会打开《圣经》，《圣经》上的文字渐渐抚平她的伤痛，使她平静并获得力量。后来，她在当地华人教会受洗，正式成为了基督徒。她每日都虔诚地祷告，希望万能的主能为她显示奇迹。蒋孝勇得知爱妻受洗之后格外高兴，此前他还觉得主将他遗弃了，而直到方智怡的加入，他又觉得这是上帝给他的最好礼物。因此每当孝勇忍受不了化疗的痛苦，就会握住智怡的手，让她在旁边祷告，以平身心的痛苦。
1996年12月，蒋孝勇病重，最后的时刻，为了避免继续受罪，他将决定是否急救的选择权交给方智怡。方智怡立马拒绝，这种决定太过残忍，她做不到。
1996年12月22日，与病魔抗争了将近一年的蒋孝勇终于离开人世。方智怡从没想到自己会真如父亲说的对娘家说“哭哭啼啼的事”，但是手足无措的方智怡还是向母亲哭诉了孝勇的状况。第二天，台北各大报纸媒体均以大篇幅报道孝勇病逝的消息。在“荣总”介寿堂举行的追思会上，当唱诗班唱到“从前我爱沉迷繁华浮梦里，娇痴无忌，旧事乞莫重提。经过荒山空谷，夜尽天明！夜尽天明！”在诗歌声中，坐在方智怡旁边的友青对妈妈说着话，方智怡用手轻轻环住他的脖子，轻拍他的背。生死挈阔，这样的场景令所有人为之动容。
孝勇走后，方智怡整个人都陷入巨大的悲伤中。再加上台北规定遗产需要全家所有亲戚同意才能得到继承，一向养尊处优的方智怡在经济方面也出现了严峻的问题。那是她最无助、最痛苦的一段时间。她一向喜欢酒，于是借酒消愁，最后变成酗酒。她在心中责问上帝为何将她抛弃，最后上帝向她展示了他的万能-这日她忽然收到一张支票，来自一个曾经被孝勇帮助过的人。这笔钱帮她渡过了最紧急的难关。接着，又在一次酒驾的回程途中，她幸运地避过一场灾难。这时，她终于清醒过来，一切都会过去的。
于是她打起精神着手整理手上的笔记，以尽快完成孝勇未完的心愿。两蒋在台湾统治了近四十年，留下无数文件。
孝勇为防文件失散，还全部复印存在了不同的地方。如今这些文件全部由方智怡打点，蒋孝勇相信“史料自己会说话”，对于之前经历的政治浩劫以及蒋家受污的名声，众人能从这些文件上找到答案。对于这样巨大的工作量，方智怡表示，我做不完，还有儿子，还有孙子。这批史料一定会完完整整地保存下来，对历史有一个交代，不让两蒋“总统”时代留白。
蒋孝勇常说：“我们家和中国现代史之间，总要打个休止符。”只可惜他看不到那一天的到来。而谁能来做这个终结？目前谁都不知道。孝勇相信智怡可以，就如他相信他们来世还能做夫妻。方智怡也知道自己可以，她要为了孝勇而走得更远，但是无论走多远，回头处，她都被冠上了他的姓氏，她蒋方智怡-是他的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