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的上官桀，年轻时只是个小小的羽林侍郎。由于接近皇帝，一次偶然机会使他逐步发了迹。一天，他跟随武帝到甘泉宫，路上恰遇大风雨，辇车无法前进。车盖也被刮得东倒西歪，使帝驾无法避风雨。上官桀把车盖解下来双手擎着以护驾，大风大雨持续了好长时间，他始终勉力用车盖挡住风雨以护驾。事后，武帝对他的膂力感到很惊奇，升迁他做了未央厩令，负责喂养马匹，仍是个不大的官职。但他善于阿谀逢迎、巧言令色。有一次，武帝生了一场病，病好后见许多马匹都很瘦弱，就对他大发脾气道：“你以为我再也不能来看我的马了吗？”打算把他交付审判。上官桀磕着头说：“我听说圣体不安，日日夜夜都在忧伤着，确实没有心思再去喂马了。”边说边涕泪交流。武帝大为感动，认为他很忠诚，从此便格外亲近、宠幸他，封官赐爵累至太仆，位在霍光之上。武帝临终遗诏命霍光任大将军辅少主，以上官桀为副。自此之后。上官桀的骄横日甚一日，仗着孙女儿是皇后，开始与霍光争权。此人正是曾国藩所谓得运乘时、幸致显宦而自骄自满者。
其子上官安由于家庭中的耳濡目染，加上因为是皇后之父而封侯升官，于是由骄横而淫乱而作恶多端。在宫殿上受到赏赐，出来后便骄示于人：“刚才和我的女婿一起喝酒呢，好开心哟！”他常常喝醉了酒，光着身子在内室走进走出，淫乱无度，连他父亲身边的妻妾也不放过。
上官桀、上官安父子由极骄极满终至要杀害霍光，废皇帝而自立，最后被朝廷灭族。此乃父骄而子傲。终于败家的典型一例。
东汉大恶梁冀的父亲梁商，虽然是皇后的父亲，又被封为大将军，皇亲兼据高位，但为人较为谦恭和顺，且又能荐举贤才，每逢民间闹饥荒，他总要拿出自己封地的租谷赈济灾民。因此，东汉顺帝很倚重他，旁人也大加称赞。可惜的是，梁商谨慎懦弱有余，而果敢威严不足，虽然对亲属子弟也时有告诫，但终究没有约束教导好自己的儿子梁冀，致使其骄逐渐发展，最后招致灭族的惨祸。
梁冀在他父亲活着的时候，就非常暴戾骄横，干了许多违法事情。洛阳令吕放曾经向梁商检举过梁冀，因而使他受到梁商的责备，梁冀便派人刺杀了吕放。事后还施放烟幕，嫁祸吕放的仇家，以遮蔽其父的耳目。
梁商死后，梁冀任大将军。东汉顺帝去世后，无论冲帝或质帝在位时都由梁太后临朝，太后即梁冀的妹妹，这样实际上是梁冀专权。质帝虽然年仅八岁，但很聪明，眼睛瞧着梁冀，对朝臣们说：“这是一位跋扈将军。”梁冀听后，当天便把他毒死了。桓帝初年，梁冀和他的家族成员一个个都加官晋爵，这就使其更加骄奢淫侈。那时候，全国各地凡向朝廷进贡，都得先送梁冀，皇帝还在其次。官吏和百姓带着礼物和金钱去向梁冀求官或求情的，一批又一批地接连不断。就连梁冀的监奴秦宫，由于得到他和妻子孙寿的内外兼宠，以致威权大到连刺史和二千石等高官也得去巴结。梁冀由骄而淫乱，竟和自己父亲的美人私通。在人行大路上，谁家的妇女长得漂亮一点，只要被梁家的爪牙们见到了，随时都有被抢掠去的危险。梁冀夫妻二人，在同一条街道的两旁兴建宅第，互相竞赛，看谁把房子盖得更为豪华，更为宏伟。梁家的林苑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到鲁阳，北逾黄河，宽广近千里。随着荣宠和权力的增加，梁冀的骄横更变本加厉，穷凶极恶。他掠夺良家妇女充作奴婢，多达数千人，毒杀向他辞行的荆州刺史，暗地笞杀上书朝廷指斥其罪行的郎中。最后，恶贯满盈，祸及三族，终遭来灭顶之灾。
从这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中，可以看出曾国藩把“骄”称为败家之弊的根源，‘实乃不虚不妄之言。
挑兵选将是管理的重要环节
曾国藩指出，古时候治理军队，先寻求好的将领，然后再去挑选士兵；现在搞军事的人，往往首先招兵，却并不选择将领。这样做就像拿衣服一样，不提着衣领，结果搞成一团糟，只会自取灭亡。
因此，治理军队，首先要能找到能帮助自己的将领，这就像提衣服要提衣领一样，是管理的关键部位。曾国藩在这里强调了选择将材的重要性。
在我国历史上，历代思想家、政治家都认识到“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发出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感叹。深切地感到军事人才在决定战争胜败、国家兴亡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是中国的一个识人的古语，它说明在人才不易识的情况下，相对一般人才而言，千军易得，一将就更难求了。在作为社会生活一个特殊组成部分的军事领域里，统帅的决心具有重大作用。军事领导人才是统御部队的人才。作为一支部队，一个组织，没有领导人才的控制、驾驭之意，必然是一盘散沙，缺乏战斗力，遇有困难和敌情，定将一触即溃。俗话说，蛇无头不行，讲的正是此理。因此，在识人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识别平时能练兵，战时能打仗的一般军事人才；更重要的是能识别平时能治军，战时能指挥作战的各类指挥人才。注意识别、发现和培养、选拔一批能担负起跨世纪重任的军事高级指挥人才。
关于挑选有能力人才来辅佐自己，刘邦之识郦食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史记·郦食其传》记载：郦食其，陈留高阳（今河南省杞县南）人。他好读书，家庭贫穷，无以为活，只好在里中当看门人。因其人性情与一般人有异，人们都称他“狂生”。
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天下响应，各国将领为略地经过高阳的有数十人之多，郦生与之接触，觉得他们眼光短小，只顾眼前利益而没有远志；讲究繁琐礼节，自以为高人一等，跟他们谈深谋奇策也听不入耳。因此，郦生深自藏匿。他听人说沛公刘邦，平易近人，能采纳计谋。他认为刘邦正是他愿意追随的人，恨无人代他介绍。沛公刘邦掠地到陈留，其麾下有与郦生同乡的一个骑士归来，郦生便拜托他转告沛公：“臣里中有郦生，年六十余，长八尺，人皆谓之狂生，生自谓我非狂生。”骑士说：“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拉尿）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这位骑士归去，把郦生托他说的话转告给刘邦。
刘邦到高阳驿站寓所，派人召郦生，郦生人见，这时，刘邦正坐在床上让两个美女代他洗脚，郦生仅作揖，而不跪拜，立说：“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且欲率诸侯破秦也？”刘邦发火骂道：“竖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而攻秦，何谓助秦攻诸侯乎？”郦生说：“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再见长者。”刘邦立即停止洗脚，起来穿戴好衣帽，请郦生上座并向他道歉。郦生就跟刘邦讲六国合纵抗秦的故事，刘邦听了很高兴，问“计将安出？”郦生说：“足下起纠合之众，收散乱之兵，不满万人，欲以径入强秦，此所谓探虎口者也。陈留，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积粟，臣善其令，请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听，足下举兵攻之，臣为内应。”刘邦采纳其计，立即派他去说陈留县令，率兵随其后，陈留县令果听郦生而归附刘邦。刘邦封郦生为“广野君”。
郦生是个很有才智的儒士。在逐鹿中原的乱世，不只主择臣，臣也择主，郦生观察起义众将，察其言行，都不能成气候，没有一个值得为之效力，于是深自藏匿。他后来主动要求人传话使能投在刘邦的麾下，主要是因刘邦平易近人，能采纳计谋。因平易近人，则能团结人，可以与之相处；能采纳计谋，自己的才智才能发挥。辅佐他以成大事。郦生并没有知错人，择错主，尽管一见面，刘邦傲态毕露，又破口骂他是贱儒，可是当他批评其错误后，刘邦能知错改错，并向他道歉，以礼相待，虚心请教。郦生一献取陈留之计，刘邦立即采纳执行。后来刘邦能图天下，也正因他有这两个超人的优点，即能团结和用五湖四海的各种各样的人，尤其是有众才智之士为之出谋献策，而他能采纳；能“解衣衣人”，慷慨分土封官，使众多的猛将为之奋战沙场，终于打败项羽而创建西汉王朝。
利用贤人来打天下，统治天下，先于刘邦的其他一些英明的帝王都曾用过这种方法，而且总是屡试不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已经瓜分了晋国的韩、赵、魏三家得到了周天子的册命，代之出现的是韩、赵、魏三个新兴的国家。在魏国，促成这一历史性转变的国君是魏文侯。这一年，他已经执政二十二年了。此后，他在位十六年，继续推行改革的措施，使魏国的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国力逐渐强大，成为战国初年一个强盛的封建国家。在这个改革图强的过程中，尊贤任能对魏国的繁荣起了重大作用。魏文侯尊贤至诚，他的老师田子方认为：“诸侯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魏文侯对此深信不疑，因此他对贤士十分尊重，就是对拒绝做官的贤士也照样礼敬。他对贤士段干木拒不出仕不仅不生气，反而送去百万俸禄，对他的礼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魏文侯并不是做做样子，而是实实在在按才任用，由于他尊贤任能，用人不疑，使他在当时获得了很高的声望，一大批贤才都涌向魏国，在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吴起、李悝、西门豹等政治家、军事人才的帮助下，开创了魏国历史最为辉煌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