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少数地方和部门的领导讲政治、顾大局的意识日益淡漠。在一些人眼里看来，严格执行党纪政令“是战争年代的事情”，“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现在“谁老实谁吃亏”。拿走私来说，这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党中央、国务院多次部署过打击走私的斗争。但是，就是有那么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铤而走险。
三是施行的政令有相互矛盾或与现实脱节的情况，使下边无所适从或难以执行。近十几年来，我国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颁布和出台了许多政令和政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奠定了法制基础。但是，由于一些法律、政令不够缜密。下边执行起来也很困难。
《易经》告诫曰：“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在我们国家统一、人民团结、政局稳定的今天，关注政令不畅这股潜流，这个不谐之音，无论如何不能说是杞人忧天。
严格地管理久乱之地
曾国藩指出，治理将要混乱的国家，要用严厉的法令；治理乱久了的地方，则应该给那里的人开辟一条生路。
司马迁在《史记》中讲到秦时酷吏的大局盛行，是由于社会太乱的原因。曾国藩在这里也提出了一样的观点，那就是“治乱世，用重典。”国家只有整治法令，对违法犯罪的行为严加打击，才能确保社会的稳定。曾国藩的观点在今天依然有其重要的意义。
曾国藩鉴于以往的地方官过于怠惰畏事，往往积案不办，甚至良莠不分，罪犯逍遥法外，横行无忌。于是主张“治乱世，用重典”，以严刑峻罚来痛惩不法分子，绝不容忍私欲膨胀。
曾国藩早就对清朝地方官吏腐败无能深怀不满，更不信任承办案件的胥隶、书役人员，决心于司法机关之外设置新的机构。曾国藩峻法的刚挺之气也曾令某些大奸之徒胆战，大小贪官为之忐忑，这种作风一直到他任直隶总督时还如此。我们来看曾国藩这份陈折便可略知一二：
直隶风气的败坏，竟是各省所未听说过的。我到任以后，不得不大力整顿，把清理积案，停止任意摊派作为头等大事。严明法纪，违者严惩。我自认自己不是铁腕人物，就在近期的江南之治也是很宽容的，但是如今在直隶却严厉起来。那些贪官污吏有的致信来保全自己，有的坦白所为希望得到宽恕，这些都在我意料之中。我随时亲自察问，找出问题的要害以图直隶之吏治得到整肃的成效。假使一年半载风气能够稍稍好转，也就不难达到民安世平的目的。我初任直隶，就认为这里如果不采取刚猛措施就不能惩除贪官，这也是应该预先说明的。
为了峻法，曾国藩敢于冒杀头死罪，犯颜上陈，这是众所局知的事。上面那道有关惩治贪官的折子，是在同治八年（1869）正月十七上奏的，而后两个月整，曾国藩又上了这样的一折，参劾直隶劣等官吏：
一个多月来，我所见的官员有很多，从他们那里所听到还是令人鼓舞的。希望从此风气能有所好转。现在我把所察罪极的十一人列单呈上。恭请圣上一看。虽说不十分确实，但是臣确实多方察问，不敢轻信旁人，不敢稍带个人成见。另外还有十几个未曾察明，等两三个月后，详细察清再据实上奏圣上。严重的仍罢官斥责，不能犯同一罪过而惩罚有所不同，案轻的令其改过自新，对他们应该重在劝诫而不在严惩，藩臬两司所开贤官与我调查相符的，我也分作两次呈圣上一看。
峻法一度使曾国藩声名重创，受到朝野抨击，一时有“曾剃头”、“曾屠户”之绰号流传，无非是说他“滥杀无辜”而已。但是曾国藩没有退却，他相信只有“挺”下去，坚持峻法治世，才能做一个清清白白的人。他在给弟弟的家信中也直书自己的看法：
吏治最忌讳的，是不分青红皂白，让有德行的人寒心，不贤能的人无所畏惧。如果犯了这个过失，那么百病丛生，不可救药。韫师近日来圣上对他也有些冷淡了，如果更是事事多迁就，那么这些人更加放肆。我近日对待属下改变不明事理的做法。马上派人到三省秘密查询，也只是革去那些特别差的人。
战国晚期的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从“法”的角度，对君臣吏等的不同职能，发表自己独特的看法。
他认为，作为君主，应该是处势、任法和用术三者并举。
1.处势
韩非十分重视势的威力，他说：“势者，胜众之资也。”“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有材而无势，虽贤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于高山之上，下临千仞之淫，材非长也，位高也。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韩非通过形象的比喻说明了势对于君主的重要性：“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国者，君之车也；势者。君之马也。”君主失去威势，也就失去了力量，失去了赖以运行的工具，就不免会丧国辱身。因此，韩非告诫君主一定要严守势位，“明主之治国也，任其势”。“万物莫如身之至贵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势之隆也。”韩非要求君主严守势位，意在鼓动他们独揽大权，“威不贰错（通“措”。置立），制（权力）不共门，不给下臣提供取而代之的机会。
2.任法
韩非认为，仁政或暴政，都于国不利，“仁暴者，皆亡国者也”。要想国泰民安，必须推行法治。用他的话说就是“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治强生于法，弱乱生于阿（偏私）。”“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亡。”“释法术而心治（任凭胸臆处事），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意度（随意估测），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比较）短长，王尔不能半中（半数准确）。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
那么什么是法呢？韩非回答说：“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镜执清而无事，美恶从而比焉；衡执正而无事，轻重从而裁焉。夫摇镜则不得为明，摇衡则不得为正，法之谓也。”韩非主张，立法首先应当以普通百姓的理解能力和实践能力为根据，“察士（明察之士）然后能知之，不可以为令，夫民不尽察；贤者然后能行之，不可以为法，夫民不尽贤”。其次，还应当将法令制定得详备具体，“明主之法，必详尽事”，因为如同圣人之书写得简约会引起弟子们的歧见和争执一样，法令制定得省略必然要导致人们的争论不休，（“书约而弟子辩，法省而民讼简”）这就不利于法制的实施。法令一旦制定出来，就应当坚决贯彻执行并保持相对的稳定，“法莫如一而固”。
3.用术
韩非针对君主“舍常法而从私意”的情况，明确提出君主也应当恪守法令，做到“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功名所生，必出于官法。法之所外，虽有难行（难能可贵的行为），不以显焉”。韩非的任法主张含有行政规范化的思想倾向。这一点必须肯定；而它更主要的还在于使所有的臣民都变成法的奴仆，由独处于法上的君主通过法来主宰，对这一点更应有足够的认识。
首先，“信赏必罚”：根据法令，下臣有功即予奖赏，有罪予以惩罚，以此约束群臣，使之不敢妄为。
其次，臣的守职之道：韩非从维护君主权威的目的出发，提出了臣的守职之道，主要是：
竭诚事君：韩非主张：“贤者之为人臣，北面委质，无有二心……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可见，韩非理想中的人臣品格，就是尽心奉上，一切服从君主的意志。根据韩非的君臣关系理论，君主得到这样的下臣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韩非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又指出：“所谓忠臣，不危其君。”从而把对人臣的品德要求限定在比较现实的竭诚事君上。
告恶谏过：申不害曾说：“治不逾官，虽知弗言。”韩非对此评论说：“治不逾官，谓之守职也可；知而弗言，是不谓过（不告发罪过）也。人主以一国目视，故视莫明焉，以一国耳听，故听莫聪焉，今知而言，则人主尚安假借矣？”韩非主张，人臣有揭发罪恶之责，如果知恶不告，则与之同罪。另外，韩非认为，人臣还应当善谏君过，“夫为人臣者，君有过则谏，谏不从，轻爵禄以待之，此人臣之礼也”。
循法遵令：韩非认为，君主制定了法令，下臣就必须恪守，而不得越雷池半步。他说：“法也者，官之所以师也。”“人臣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在韩非看来，法是下臣行动的唯一准则，至于道德仁义，皆不可为据。在这里，下臣完全变成了君主和法的工具。
勉力职事：韩非要求，“为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修头，下以修足，清暖寒热，不得不救，镆铘傅体（剑锋将及身体），不敢弗搏”，“朝廷不敢辞贱，军旅不敢辞难”，“夙兴夜寐，卑身贱体，辣心白意（敬心诚意）……”这就是说，人臣应当不畏劳苦，尽职尽责，为君主排忧解难。
看来，曾国藩作为一个大儒，其“峻法”是与韩非的法家主张大有渊源的。
曾国藩说：“我欲足以自立，则不可使人无以自立；我欲四达不悖，则不可使人一步不行，此立人达人之义也。孔子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所云‘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皆恕也、仁也。知此，则识大量大，不知此则识小量小。故吾于三知之外，更加‘知仁’。”曾国藩只有自己身正，才能使“峻法”有效地推行下去。
其实，治理军队的关键，主要在赏罚严明。一味和气的仁慈，会彻底破坏军纪，贻害国家，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古代的军队的风气败坏，法纪大大松弛，赏罚的宽与严常常没有规矩，有时用无原则的宽容来求得大家说好，有时又故意用极其苛刻的处罚来显示自己的威严，以个人的爱和恨作为喜欢和恼怒的标准，又根据这个标准去决定赏罚，这样一来，受赏的不知道感激，受罚的不知道害怕。风气败坏到如此地步的原因，其中人心的败坏占一半，赏罚措施没有规矩也占一半。在这种军队疲沓软弱毫无责任感的情况下，不用猛烈的办法去振作一番，就不能改变败坏的风气。与其宽容过度，还不如严厉过度。建立起严格的法令，宽容时大家才知道是恩德；树立了真正的威严，施行恩惠大家才知道感激。用慈悲的菩萨心肠，去实行雷电一般厉害的办法，现在正是时候呵！希望各位勇敢的人毅然使用这个办法，不要有一点点气馁，这样一来，军事上的大问题就能够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