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下了沉重的帷幔，了却了前世情缘的羁绊，这条崎岖旖旎的小路，还是要茫然而怀揣着惴惴不安的心，徘徊着走下去。彼时的香港，只是张爱玲心中一架轻巧的跳板。她心中向往着大洋的浩瀚，向往着美国这个自由国度的神的光辉，可以温润她久旱的心境。
就在这时，她想到了曾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先生。胡先生的先父，是由自己的祖父张佩纶保举而步入仕途的，想来也算世交。虽然在张佩纶的一生中，举荐胡适父亲胡传的事情，只能算是一个微小的插曲，但对胡传来说，不吝是一个决定命运的大事。到了爱玲父亲这一辈，张、胡两家的交往已经比从前更加亲密、频繁。胡适还曾同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一起打过麻将。
张爱玲满怀着对那个大洋彼岸的神奇国度的向往，随信寄去了自己的新作《秧歌》。胡适的回信礼貌而语重心长，让人体味到一个长者的周到、细致和对晚辈的关怀、甚或慈爱的叮咛。走出情感的惨淡天空，张爱玲的人生旅途上，就这样出现了一个循循善诱的长者。
1955年的一天，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张爱玲同胡适历史性的见面，却是在一个极其简陋的小公寓里。只有那沏上来的一杯绿茶，才给了她恍若隔世的梦境般的感觉，仿佛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其实，此时此刻，正是胡适一生中最落拓和惨淡的时期。他和太太都已六十多岁，不会开车，亦没有收入，只靠着微薄的积蓄勉强度日，早已没有了昔日驻美大使的风光，可谓“门前冷落车马稀”，仿若昨日黄花，失去了再度盛放的根本。
第二次见面，胡适将张爱玲引进他的书房。高大的书架上，满满堆放的不是精美的书籍，而是杂乱而浩繁地包裹着底稿的文件夹，带着凌厉的压迫之势，袭面而来，令张爱玲一看便觉心悸。书架子仿佛胡适先生当时的生活一般，虽满溢却空洞，抖落一世风尘，只剩下秋叶飘零的落寞和无奈。
爱玲在朋友的帮助下，在一个叫“救世军”的女子宿舍暂落了脚。虽然几乎与一些难民中的酒鬼或中年怨妇同一屋檐下聚居，她总算有了个落脚之地。自此，胡适曾来看过她一次，而她连那间简陋的书房都没有，只有一个破旧而空空荡荡的大礼堂，算是他们的会客厅。
同这两个被镌刻在历史的石墙上的身影相伴的，所幸还有一架大钢琴。只是那叮咚的琴声，此刻却无法在耳边悠扬婉转地奏响。胡适面对此境，却连连称“好”，其意似乎不是张爱玲的处境本身如何之好，而是说她毫无虚荣，真的是“蛮好的”。无论虚荣与否，这样的境地里，张爱玲又能如何扭转一切的景况？
张爱玲是传统的，她一生只深深爱过两个男人，一个是风流成性的胡兰成，另一个是才华横溢的美国作家赖雅。有人说，张爱玲有恋父情结，因为她只喜欢年龄比她大的男人。也许事实如此。因为她的确没有和同龄的男士传出几许故事。而第二任丈夫赖雅，于她却像“写得很好的第一章，使人有读下去的愿望”。
他们相识的地方，是一个叫“麦克道威尔文艺营”的文艺沙龙。虽没有写出惊世骇俗永载史册的不朽作品，赖雅还是以他的豪放、幽默和亲善合群而备受众多知名和不知名作家的喜爱。
他喜欢游历四方，及时行乐；她却喜欢离群寡居，幽然独处。但只那回眸的一瞬，他的目光便与这个东方女子的眼神交汇，让人不得不相信缘分的注定，是不会像月色与日光的距离那样，永远只能被时空的海隔绝着。异国他乡那并不熟悉的泥土的气息，除了带给张爱玲迷离中的失意和困顿之外，也让她结识了赖雅，一个年龄足可以做他父亲的德裔男子。
这是上天赐给她的礼物，仿佛火红的夕阳落幕的一刹那，幽深的绛紫色的芦苇草低吟出的一串琴音。她会在梦中醒来，低声啜泣，只为自己的落魄和才华无处施展的哀怨。而丈夫赖雅，会在此时给她一点慰藉，一丝鼓励，就像孤岛之滨游副局弋而来的一只满载希望的小船，可以带她出海，不管她如今是不是知名作家，可不可以赚取丰厚的稿酬。他们找到了彼此相依为命的爱的摇篮，好让爱穿行于尘世的荒漠，漫天的风沙遮挡住垂暮的夕阳，却阻遏不住残阳如血中那一抹绯红的绚烂和苍茫。
陪伴一个老人，度过他一生最安详，最宽容，却也是最无助，最困窘的年月，也许是张爱玲的爱的海洋里，那仅剩的一丝对爱的渴望吧。
于是有了她跟这个美国老人相濡以沫的十一载。她回归到一个普通女人的身份，也同样背负上了他们的种种不幸和磨难，一面写一些不被美国主流社会认同的、屡次被退稿的作品，一面独自照顾瘫痪在床的丈夫赖雅。她仿佛是在把自己作品中的女人的宿命进行一次残酷的彩排和重演，但却消弭了她们的怨懑和变态，只剩下无怨无悔地为爱付出。
张爱玲——夹缝中的情愫
时代大潮滚滚而来，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适应，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恰如其分地改变自己。张爱玲就不是这样的人。她沉溺于自己的世界中自得其乐，宁愿穿着那件爬满了虱子的华美的袍，流连在昔日的湖水边轻拈垂柳的柔柯，也不愿透过窗子，俯瞰一下周遭的场景，都有何许变化：仿佛一出戏剧演到了末尾，要收场了，拉下帷幕，重新上演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模子里孕育出来的新的嫩芽。
然而这样的时代是终究要逃离末世的梦魇如期而至的。没落像一个涅盘，黑压压的云朵遮天蔽日般用雾霾的影子淡化了烈焰的灰烬，那是一个旧时代的琴弦断裂的声响。可是，新时代的长笛却舒缓而悠扬地吹奏出另一曲旋律和华章，毕竟，一个新的国家这样建立起来了。清一色的中山装和列宁装，似乎以席卷之势替代了她身上那一袭玲珑别致的旗袍。奇装异服的时代过去了，而下一个否定之否定还远未来临。
她竟全然不知，漠然以对，仍以自己的旧式装束去赴1950年的上海第一次文学艺术代表大会。
这场景原本是亲切而融通的，但与她却是陌生而令人恐惧的。不一样的说辞，不一样的态度，令她感受到女孩子般的讶异和惋惜。
她原本是为悲剧而生的，那彻头彻尾见不到一线光明的无望的悲剧，就如她拉过的小提琴那尖利刺耳的琴音一样，是晦涩的、阴暗的，没有巴金、曹禺似的愤怒，也没有鲁迅的以文字医治国民心智的宏大抱负，她像一株孤独的蒺藜花，傲然而萧索地立于暗室的一隅，光影倾泻下来，照到的只是她身影的一部分。
幻灭和空虚，苍茫和深邃，那如死亡般阴森的逼近的恐惧，正是人类无法逃脱的时代的魔咒。那一页页墨迹，排列成行，看不到鼓动人心的画面，也无助于现今这个时代进步的要求。
也许是察觉到了自己与这陌生的一切格格不入的心地，她迈着落落的步子来到上海附近的农村，写成了一部《秧歌》贡献于新时代、新社会。
政治的领地像红的旗帜铺陈的原野上的高坡，她在风中瑟瑟发抖，清凉的风吹乱了她的鬓发，撩拨着她凝重而平和的神情。她就站在这月朗见清、熹微初露的黎明时分的高岗上，目光迷离地凝视着前方，身后依旧是亘古苍茫的大地，和凉意浸润着的幽怨的人生。而时代的凌厉的风，却吹起一层层细小的涟漪，泛在她心里，便如点点离人之泪，只能使她肃然独伫，不知所衷。
一改往日风格的抉择，是否出于无奈，还是出于自愿，也许永远无法知晓。只是这文风突变的改写，并没有引来多少诗意的赞美和用心的揣摩。同时代的评论家们一针见血地指出，缺乏农村生活经验是她这一时期写作的硬伤。
尽管她曾经走入农村体验生活，那毕竟与她自幼便被包容其中的成长经历大相径庭，不立足于深厚的现实土壤，一个作家就会陷入虚假的泥沼不能自拔。这是当然的。因为如果让张爱玲同有着丰富农村生活经验的作家相比，她与他们根本就是曾经在两个世界中驻扎过的两个灵魂，两种基调。
她描摹繁华落幕的苍凉颓势，却无法写尽星火燎原的浩荡和雄浑。她只属于她自己，属于旧上海的一隅，属于她那个苍茫、浑浊而又见不到一点光影的人生剧场。
要求一个作家兼容并蓄，不是不可能或不可取，然而对多个风格的融会贯通，也许会在无形之中削弱任何一个风格的极致和细微。她是个天才的人儿，其锋芒并不会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而愈发耀眼。相反，她的锐气一旦耗尽，被销蚀在一个异样的环境中随云雾飘散、蒸腾，便再也无处可觅，任你千丝万缕地寻它念它，也将无功而返，不免黯然神伤。
她早已看惯了风尘中的小人物，被时代的风潮吹熄了虚寒中的火焰，这是一个大破坏之后，另一个即将要来临前夕的梦境。
战争于她，并不是没有一丝瓜葛。香港的战争经历，使她久久沉湎于其中，被那隆隆的声响所恫吓，徘徊在记忆深处如阴霾一般终究无法弥散。于是，有了白流苏和范柳原的“倾城之恋”中那抛开一切的赤裸裸的人性的回归。
战争是一个背景，一个画面。战争中的天与地，是一只被顷刻闭合的硕大无比的箱子。一旦陷入黑暗的泥沼，人生的真切此刻便会俨然逼近彼此的内心，于是所有的人性的阻遏，沟通交流的障碍物都消失了，人们彼此的需要成为一种必然和必须。
爱情只是你和我之间的一个简单的契约，足够彼此享受十年的相濡以沫。
战争改变了人的情感和生存状态。所以，战争之于张爱玲，正如战争之于任何普通民众一样，是一个宏观的轮廓，规定着人生的走向。它是一剂毒药，让你在虚浮中沉沦下坠。它又是一盏提灯，没有它，你便看不清人生和情感的本来面目。无论战争是狰狞也好，可怖也好，它至少代表了人类战胜兽性的理念的衰亡。而对于张爱玲及其笔下的人物而言，这个时代中的战争，只充当了他们情感的催化剂的角色。
爱玲是不甘就此落后于时代的步伐的，所以她写了《赤地之恋》、《小艾》等作品。同时代评论者的指摘，是源于对张爱玲不熟悉的题材的不自信。大多数专业评论者的眼光，都停留在自己先入为主的歧见之中，不能客观地审视张爱玲这一时期作品的现实意义和文学突破方面的价值。
绵密悱恻的奢靡语言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清一色当代文学通用的语言和表述，可见张爱玲对语言的把握和习得，就如同一个颇具语言天赋的孩童初识墨香一般，很容易便谙熟于心，以至于朗朗上口。
以她从前对语言的精妙运用和探析，放在如今的这些作品里，只需稍稍简化成更平实的语句，便可使行文风格有一个较大的转变。她也许着意在模仿同时代的红色作家的写作风格，可是她对于小人物的关注，此刻被放置在农民身上。她对农民深切的同情，却没有被同时代的评论者意会。他们似乎没有看懂她究竟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也许她只是想表现一下真实的情境。
于是她写出了农民的饥饿，写出了党的干部对政策的盲从，也写出了某些干部的世俗、浅薄，从而孕育出似乎同样的苍茫结局，确乎好人永远无法战胜现实、战胜环境。尽管那结局似是透出光明和希望的，其中却隐藏着时代的宿命套在每个人身上的枷锁。
她完完全全从一个深宅大院的昏暗的静寂中走出来，踱着舒缓的步子，不得已放弃了那段萎谢的情缘。新时代给予她的，除了一丝惊诧、惶惑和陌生而外，并不是没有希冀、渴求和追索，可是她失望了。
掌声像批评的声音一样微弱和不足道，她已经不是旧日上海那朵引人注目的蔷薇花。素喜奇装异服的孤傲女子，等不得周遭全然换上标志性的深蓝、土黄或者铁灰，便又迈着匆忙的步履，登上了下一段人生旅途的列车，沿铁轨轰隆隆驶向隧道深处的另一个驿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