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日尔蒙斯基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五届大会上的发言：《作为国际现象的文学流派》，中译文参阅于永昌等编《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日尔蒙斯基论“中世纪西方类型文学 ”
在中世纪文学中，既谈不上文学流派的更替，也谈不上个人的影响，在这里类型的东西高出于个别之上，文学流派的更替表现为文学体裁的连续。……连续不断地相互更替的占主要地位的体裁有：封建时代以前和早期封建时代的民间英雄史诗；发达的封建社会的骑士小说和骑士抒情诗；中世纪城市的描写风俗人情的小说。
——日尔蒙斯基：《作为比较文学研究对象的中世纪》，参见《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朱光潜论“建设中国诗学”
在目前中国，研究诗学似尤刻不容缓。第一，一切价值都由比较得来，不比较无由看长短优劣。现在西方诗作品与诗理论开始流传到中国来，我们的比较材料比从前丰富得多，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研究以往在诗创作与理论两方面的长短究竟何在，西方人的成功究竟可否借鉴。其次，我们的新诗运动正在开始，这运动的成功或失败对中国文学的前途必有极大影响，我们必须郑重谨慎，不能让它流产。当前有两大问题须特别研究，一是固有的传统究竟有几分可以沿袭，一是外来影响有几分可以接收。这都是诗学者所应虚心探讨的。
——参见朱光潜《诗论》抗战版《序言》。
维斯坦因论“跨文化文学比较”
我不否认有些研究是可以的，……但那却对把文学现象的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文明之间仍然迟疑不决。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在一个单一的文明范围内，才能在思想、感情、想象力中发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系传统的共同因素。……而企图在西方和中东或远东的诗歌之间发现相似的模式。
——维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6页。
中国学者论“中国比较文学的‘危机’的实质”
对国内（其实国外也有）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的牵强附会的X与Y比附模式，无论是圈内还是圈外人士度表示了不满，“危机”云云，即是针对这种情况而发出的警告。
——语出谢天振，参见《中国比较文学》，1994年，第1期，第6页。
季羡林论“20世纪中国文论之弱势”
我们东方国家，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在近现代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没有一本文艺理论著作传入西方，起了影响，引起轰动……在当今的世界文论中，完全没有我们中国的声音。20世纪是文评理论风起云涌的时代，各种主张和主义，争妍斗丽，却没有一种是中国的。…… 尽管中国的科学家有多人得过诺贝尔奖，中国的作家却无人大大得此殊荣，中华的文论家无人争取到国际地位。
——季羡林：《东方文论选·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宋人论“诗歌、绘画比较”
文者无形之画，画者有形之文，二者异迹而同趣。
——宋代孔武仲：『东坡居士画怪石赋』
华兹华斯论“文学与科学”
诗是一切知识的起源和终结，——它像人的心灵一样不朽。如果科学家在我们的生活情况里和日常印象里造成任何直接或间接的重大变革，诗人就会立刻振奋起来。他不仅在那些一般的间接影响中紧跟着科学家，而且将与科学家并肩携手，深入到科学本身的对象中间去。如果化学家、植物学家、矿物学家的极稀罕的发现有一天为我们所熟习，其中的关系在我们这些喜怒哀乐的人看来显然是十分重要，那么诗人就会把这些发现当作与任何写诗的题材一样合适的题材来写诗。如果有一天现在所谓科学的东西这样地为人们所熟悉，大家都仿佛觉得它有血有肉，那么诗人也会以自己神圣的心灵注入其中，帮助它化成有生命者，并且欢迎这位如此产生的人物成为人们家庭中亲爱的、真正的一员。
——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见《西方文论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5页。
一个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观点
欧洲任何一座好图书馆中的一架书，抵得上整个印度和阿拉伯的全部文学，我还不知道有哪位东方学家能否认这一事实。我也没有碰到任何一个东方学家敢于说，阿拉伯和印度诗歌可以和欧洲任何一国伟大的诗歌相比拟。
——英国作家麦考莱1835年致印度总督的信，转引自陈悙等著『比较文学』（高教出版社版），第401页。
萨依德论“欧洲人经验中的‘东方’”
‘东方’是一个后来不断添加了广泛意义、联想、引申之意的概念，并不一定指真正的东方，……这些关于东方的观念往往出自许多欧洲人的经验，……因此，可以确切无误地说，每一个欧洲人在讲述东方的时候，必然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差不多完全的种族中心主义者。
——Edward Said，Orientalism，New York：Vintage Books，1979，PP203—204.
德国学者论“文学人类学”
显然，文学人类学不会提供那种曾经由文学研究所断定的教育。相反它或许能实现一种人类的自我启蒙——这种启蒙并不是由以前那种被认为是教育前提的知识百科型积累所带来的，而是通过阐明我们无意识准则并由此而引发一种长时间的反省过程而带来的。这一反省过程不再寻求满足某种理想。而且这一过程能使我们看清赋予我们的种种见解，即使这些见解不是我们世俗的世界所强加的，我们也能看清。虽然这一过程的性质在开始时至关重要，然而它会持续不断地揭示出我们自身境遇的前提，并由此而揭示出形成我们见解的东西。
但是对于文学人类学将如何获得合法地位这一问题来说，这还是个非常谨慎的答案。它之所以谨慎是因为它要遵循我们时代社会与文化的准则，这一准则是相当关键的。这在今天的美国十分明显，那里的趋势是朝着批判制度和强权垄断的方向发展的。人们大概希望不要重现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发生在欧洲的事了，当时的文学研究被视为是革命性制度变迁的媒介。经过这一历史的经验，资产阶级文化后嗣现在肯定会发现，那种想通过文学来改变制度的愿望不过是一种幻想。
文学人类学会不会仅仅囿于以另一种方式将当前关键性准则变为一种阐释惯例呢？或许它可能形成一项任务的起点，一项人文学科中所有阐释学科都能分享的任务，即形成一种文化理论。签于二十世纪为我们揭示出了文化的异质性，对这一理论的需求似乎特别紧迫。这项任务不仅会赋予阐释学科一个新的目标，而且会恢复它们已经失去的那些合理性。当然，这样一种理论不能单靠文学理论完成，但是文学研究能够以说明问题与鉴别论点这两种方式促成跨学科讨论。文学作为一种独特文化的产物，它产生于一种文化背景，它的活力来自与这一背景的紧张关系以及对这一背景所十佳的影响。
——沃尔夫冈·伊塞尔：『走向文学人类学』，中译文见科恩编『文学理论的未来』，这样说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8页。
歌德论“世界文学”
我愈来愈深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的情况，我也劝每个人都这么办。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
——《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13页
马克思、恩格斯论“世界文学”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了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生产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255页。
佛克马论“文化相对主义”
文化相对主义的混乱状况。……是……难以解决的。不管我们是以温和的形式还是以极端的形式谈论文化相对主义，这一概念都与其欧洲原意不同，因此措词中肯定存在着矛盾：文化相对主义本身包含着对其他文化模式的宽容，然而它又把这种态度带到了对那些不宽容的文化的研究之中。这个矛盾并不限于伦理判断，也存在于认识论中。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取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结果，文化相对主义正与此原则背道而驰。
——杜威·佛克马：《再论文化相对主义：比较文学与文化关系》，收入《古代欧洲与近远东文化关系十二例》，1984年巴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版第一239—2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