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杀肯尼迪的刺客是一名24岁的青年，名叫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他在刺杀了达拉斯警官J.D.提皮特80分钟后被逮捕。他是美国前海军陆战队的神枪手，曾旅居苏联，后回国。据调查反映，奥斯瓦尔德在个人发展道路上曾多次受挫，对政治与社会现实十分不满。11月25日，达拉斯警察局准备把他押送到监狱。当奥斯瓦尔德被带出来时，被一名叫做杰克·鲁比的酒店老板开枪打死，这更加令人怀疑这起个人行为案件的复杂性。在他死前接受调查时曾经说道：“我只是一只替罪羊。”也许是人们太需要真相了，就这样一句不知真假的话，人们开始寻找那个虚无缥缈的真凶。后来，也有过在一张被路人拍摄的照片，一个外貌很像奥斯瓦尔德的人在肯尼迪遇刺前几秒的时候，存在于路边的人群中，这难道说奥斯瓦尔德真的是替罪羊？但这张照片真伪难辨。后来，一些民间机构发誓一定要把案件查个水落石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当事人已经先后去世，而存活的也近垂暮之年，当这些人去世以后，达拉斯街头枪声的谜底将被彻底带入坟墓。也许将成为美国政治史上一个永远的谜团。
追寻真相的历史镜头：
那么，这么多年以来，人们的努力就这样付诸东流了吗？在各种调查和猜疑中，“中情局阴谋”最受人关注。萨斯农工大学的统计学教授克里夫·斯皮格曼博士的科学调查组认为子弹绝非只有射中肯尼迪头部和颈部的那两颗。他们认为，刺杀案现场留下了5片子弹碎片，而它们应该来自3枚以上。
当年的研究组负责人文森特·吉恩博士在20世纪60年代所做的科学调查中，根据刺杀案现场的罪犯指纹、弹道分析等多项研究成果，得出结果：弹道分析模拟可以证明子弹都来自同一源头，从而表明凶手只有一人。
为了分析这些弹片，斯皮格曼费了很大周折，买到了当年温彻斯特军火公司的子弹，这与凶手当年所用子弹是同一品牌。他对这些子弹的化学成分进行分析发现，同一盒子弹中含有的锑和银的量是相当的。而当年的5片子弹并不符合这个要求。也就是说，这5片弹片也有可能分别属于更多数量的子弹。于是，他们开始了更精密的分析，终于证实了这一观点。到1979年，主流的分析认为，枪声应该有4声，来自两个不同的地点。并且，如果子弹多于3颗，那么开枪的就很可能不止一人。但可以认定的一点是，奥斯瓦尔德射出的子弹射中了肯尼迪。
究竟是谁杀死了约翰·肯尼迪？直到今天人们还是没有最后的结论。难道真的不能给美国人民一个合理的答案吗？历史是客观的，我们只有期望。
为了更近一步调查此次暗杀事件，由刺杀案历史学家格里·麦克、摄像师马克·维吉、摄影师史蒂夫·马克威廉姆和图形设计师道格拉斯·马丁专门组建了破案调查小组。这些专家将集合各自掌握的科学技术，把21世纪的科学带到1963年的刺杀现场。
根据现场情况和照片，人们争论了几十年。博物馆中展出了许多人们当时拍摄的原始画面，记录下了肯尼迪总统生命中最后45秒钟发生的事情。把那些画面提供的信息综合起来，即可再现总统专车转入迪利广场的那一瞬间。人们看到那些胶片，总有一种想找出真相的冲动，但模棱两可的答案不会让人满意。
这些保存下来的画面至今令人震撼，在我们朴素的印象里，科学家们像是在做拼图游戏。这些照片给我们一些模糊的答案，却又引出更多问题。40多年里，他们和那些子弹都销声匿迹了。我们只能希望，在某个角落，某个箱子或某卷胶片中能够找到最后一条线索。
与此同时，这些照片也标志着一段苦涩记忆的开始和一个令人期待的美好时代的终结，豪华的敞篷车和阳光明媚的街道留给美国人民的是肯尼迪总统生命的终点的记录。这些刺杀画面的价值当然是不可估量的，它们能带领人们的思想穿越时空，回到1963年11月22日。然而即使上帝也无力阻止这一幕发生，这个悲惨的记录已永久地封存在历史的档案中。
后来，也曾有传言，美国众议院遇刺案调查委员会早已知道真相，但调查结果依然封存，并对外宣称要在2038年与此事有关的人员全部谢世之后才能公布。其中的缘由我们也无从猜测，但每一个人都希望这个一直争论不休的历史案件，终会真相大白。
华盛顿——被狙击手放弃的历史拐点
在狙击历史上，真正算得上现代意义的狙击手应当出现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当时，因兵源极度匮乏，参战人手不够。于是，美国大陆会议宣布征募10个连的来复枪手参战，用这些未经严格训练的普通士兵，经过精心的伪装和埋伏之后，远距离袭击英军。而他们在不经意中却成了最早的狙击手。不过，由于受当时枪械技术和训练方法的限制，这些喜欢在很远距离上就开枪的枪手并不能有很高的命中率，但他们还是在战争中创造了很多奇迹，也给我们带来很多脍炙人口的故事。
当时，从教训中走过来的英国人也开始重视狙击手的作用。新型来复枪的发明者弗格森拉起一连人马组成一个全是狙击手的步兵连，在白兰地酒战役中把美国人打得晕头转向。就是在这次战役中，给我们留下了历史上著名的那“未开的一枪”。
为了狙击而生的“弗格森”步枪
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弗格森是英军一名上尉狙击手，使用的武器是老式的滑膛燧石枪，有效杀伤射程为70多米。而美军狙击手使用的却是相对要先进得多的肯塔基步枪，这种步枪的有效射程达180米。然而对于燧石枪来说，抛开射程不说，最致命的弱点还在于它是前膛装填弹药，这样的装填弹药的动作慢且无法卧姿装填，极其容易暴露目标。这种装备上的差异使弗格森所带领的步兵连在与美军狙击手对抗中总是不能占到便宜。有历史记载称，在一次战斗中，弗格森首先发现了对方的狙击手，于是开始隐蔽，瞄准对手准备射击。但由于武器射程太小，根本没有击中敌人，反而因为开枪暴露了自己，结果反而被对手击伤。
伤愈后的弗格森痛定思痛，他凭借自己多年来对步枪的潜心研究，决心自行研制一种后膛式装弹且射程在180米
以上的步枪。这种想法在当时的英国乃至世界都是不被人看好的，经常会引来人们一致的嘲笑，因为在他之前已有许多专业枪械设计师们试图设计后装步枪，但都没有成功，不是容易烧伤射手就是射击后火药残留物太多影响下一次射击。而且弗格森当时只是一个军官，并不是专业的枪械研制者，在别人看来，他是一个十足的造枪门外汉，自然也根本没人相信他能成功。但性格坚毅且天资聪颖的弗格森没有退缩。多年用枪的经验使他能更准确地了解战场上真正需要什么样的武器。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很久的思考和潜心研制，他终于造出了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弗格森”步枪。相对于当时世界上的各种步枪来说，这种步枪是真正意义上的后装步枪，不但准确而且是后膛装弹，最高射速可以达到每分钟5发，有效射程更是在250米以上，能熟练操作的枪手可以在一分钟内进行装填弹药和射击6到8次。而在当时，一般的滑膛枪每分钟只能进行3次这样的操作，这是当时最先进的来复枪。
然而，弗格森的步枪并没有引起英军高层的注意。为了推销自己设计的武器，弗格森经常拿着他的步枪在各种场合进行射击表演，目的就是让别人发现并且接受自己研制的枪。机会终于来临了，1776年，弗格森在英国伍尔威治兵工厂向英军高层展示他的新枪。据说，弗格森用他的枪击中了91米以外的牛的眼睛。他高超的射击技术和他所研制的新枪优异的性能使英军高层感到非常震惊。他们当场决定立即生产100支弗格森步枪，并破格提拔弗格森为少校，任命他组建和指挥一支使用弗格森步枪的特别部队。
弗格森如愿以偿了。于是，他和他的特别部队很快被派往美洲战场，在战场上，他们的任务就是射杀美军高级军官。弗格森和他所领导的枪手们像幽灵一样活跃在美洲战场。他们那令人无法琢磨的行踪和准确冷酷的射杀让美军感到恐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的出现对美军士兵就意味着死亡。
“未开的一枪”
历史不是英雄创造的，但无数英雄确实在谱写着历史。1777年，白兰地酒战役打响。弗格森和他的特别部队被美军包围。处于劣势的弗格森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但他依然指挥若定，他利用弗格森步枪后膛装弹的结构优势，命令部队采取卧姿射击的全新战术。结果，新装备和新的战术使他们从容突围，无一伤亡，把美军打得大败，损失惨重。但他们谁都不知道，一次普通的战役，却留下了被后世永远津津乐道的故事。此役，弗格森曾瞄准了100多米外一个正骑马离去的美军军官。但由于在当时，无论是英军还是美军的军官，他们受西方人对战争道义的教化思想影响非常深刻。对于对方部队里的狙击手以自己为射杀目标的做法都颇有微词，认为这有悖于战争中公平的道义。弗格森同样如此，当他准备向这个军官的背部射击时，一种无形的绅士风度突然油然而起，他在与自己的道德标准做着衡量和挣扎。终于，他放下了手中的枪，任凭这个骑马的军官消失在他的视线中。然而，殊不知那军官正是美国独立战争的最高领导人乔治·华盛顿。此时的华盛顿距离弗格森只有114米，完全在弗格森步枪的有效射杀范围内。弗格森清楚地认识到：是自己放过了他，给了他一条生路。但就在这个时刻，弗格森放弃了一个改变历史的机会。
不幸的是，在此役中，弗格森的右臂受伤，花了很长时间治疗仍然残废。在这期间，他的步兵连被解散，后来也未能重新组建。最后，在1780年8月7日的国王山战役中，他被一个肯塔基来复枪手在411米距离上射杀，他的新式来复枪也随之湮灭。毫无疑问，弗格森的那一枪开与不开是可以决定历史进程的。如果开了那一枪，历史也许会发生惊天的逆转。如果那时华盛顿被射杀了，那么世界历史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我们也无法知道弗格森是否后悔了，因为这一枪是足以改变战争格局的。如果没有华盛顿，弗格森在后面的战役中会被射杀吗？也许我们现在只有慨叹和猜测了。